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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旻]口述实录:话语权的挑战
  作者:孙春旻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05 | 点击数:569
 

内容提要:中国的口述实录写作肇始于文学、普及于新闻、发达于历史领域。口述实录写作与常规写作的不同在于作者放弃了叙述的权力。多数口述实录作品都呈现“众声集纳”或“碎片集纳”的状态,在众多声音的协同互补之中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真实世界的广阔与复杂,展现本真的民生。对口述实录写作需要警惕的是:任何人的回忆都有失真的可能;作者对叙述的放弃并不像他声明的那样彻底。
关键词:口述实录;话语权;众声集纳;碎片化


      20世纪中期以来,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口述实录悄然出现。它萌生于美国史学界,渐次浸染到全球的史学、新闻和文学领域。中国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诞生于1985年,是作家张辛欣与桑晔合作的《北京人》,它被评论界归为“口述实录文学”。20余年来,中国的一些作家、记者、历史学者写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口述实录著作,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人文现象。口述实录写作与常规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话语权的转移,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它的产生与发展,它的价值与局限,都值得深入探讨。

      在中国文明史上,“记言”是重要的写作方式之一。古代文人所记之“言”,最初是君主之言,其后是史传的传主之言,再后又发展到百姓之言。《礼记·玉藻》中有这样的说法: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志》中的相关说法被认为是对《礼记》的因袭:“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两种说法虽“左右”不一,但实质一致,所强调的都是实录君王之言行。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将史传的写作概括为四种体式,“记录言语”即为四体之一,所记之言,主要是指史传中的传主之言。到了明代,著名学者李贽在《焚书·答耿司寇》中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矣,令人听之忘厌倦矣。”他提倡记录百姓的“有德之言”,表达了其对民间话语、个体话语的热爱,但是由于封建时代文人与民众之间天然存在的距离,这种倾听和记录百姓之声的良好愿望没能得以充分实现。

      虽然中国文人重视“记言”,但是在中国的写作史上,“记言”并不是一种独立、成熟的体式。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两点认识:首先,“言者”及其所言都是叙事的客体,是作者表达和评判的对象,“言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所记大多为言辞的片段,以作者所欣赏的哲言、辩言、巧言、德言为主,只言片语,不构成连贯的话语流。当代口述实录与这些早已有之的记言文体相比就是在这两点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言者”直接承担叙事的任务,作者放弃了叙事的权力,只做一个记录者;第二,口述由连贯的话语流构成,自身具有相对的完整性。

      口述实录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最初出现时,只是一种搜集史料的手段。1948年,尼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史料学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稍后,一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提着录音机走向社会,开始倾听百姓话语,并用录音机如实记录下来,有选择地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文字,发表在报刊上或者结集出版。至此,口述实录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方式。

      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口述实录作家是斯特兹·特克尔。他1950年代开始书写,1960年代中期,走上街头进行录音采访,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断街》以芝加哥市民为采访对象,记录了70位美国人的口头谈话。特克尔有意寻找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政见的人进行采访,却故意回避宗教、教育、新闻、写作界的人,理由是“他们平时饶舌已足”。《断街》的成功使特克尔从此对口述实录情有独钟。1970年他出版了《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述实录》,这部书收入了160人的口述故事。1972年出版的《工作》是几十人谈话的汇集,“上至银行经理,下至贩夫走卒,巨细不遗,曲道职业者的甘苦。”特克尔影响最大的口述实录作品是1980年的《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这次的采访对象有美国小姐、雇佣枪手、影星、歌手、政界人士、老板、流浪者、大学生、罪犯、教徒、三K党党魁、城里的街坊邻居、贫民区的姑娘、山区的乡巴佬、移民及其后代等,涉及美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正如标题所显示,这部作品的谈话主题是“美国梦”,被采访对象对着话筒畅谈自己在美国的梦想及其追寻梦想的过程,共100篇。作者根据内容的不同,将100篇分为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出若干组,每组一到数篇。为写这部书,特克尔共采访了300人,书中的100篇是从其中精选出来的。这部书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为特克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利用这种方法写作的当然不止特克尔一人,1970年作家劳伦斯·桑德斯的《安德逊录音带》,就是将原始录音带上的语音转变为文字形成文本出版问世的,这部作品被著名作家阿瑟·黑利称赞为:“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小说……迷人,够味,情节紧凑。”在欧洲,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口述实录作品,比较著名的有德国作家玛克西·万德尔的《早安,美女》,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等。

      在中国,张辛欣第一个尝试口述实录写作。1984年,她和桑晔确定了写100个普通中国人的计划,为此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进行采访。1985年,《钟山》、《收获》、《文学家》、《上海文学》、《作家》5家文学期刊的第1期,同时发表了她们总题为《北京人》的80多篇系列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后,散文作家周同宾的口述实录作品《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则进入畅销书行列,中国的口述实录写作从此开始起步。

      纵观中国的口述实录产生发展的过程,大致上可以说它肇始于文学领域,普及于新闻领域,发达于历史领域。不过,口述实录是一种边缘写作方式,其作品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往往亦此亦彼,难以定位,对上述说法的理解不可过于拘泥。

      有人在采访张辛欣时说,如果没有《北京人》,中国的口述实录体文学的出现可能要推迟一段时间,这话肯定了张辛欣及其《北京人》在中国口述实录写作史上的开创地位。“北京人”是中国猿人的别名,在这里是中国人的意思。张辛欣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设计,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逐个亮相:一口一个“这二年日子好了”的山东农民、曾偷吃禁果的返城知青、浪迹酒吧的待业青年、看公用电话的老太太、推广“速算法”的“马路博士”、离经叛道的艺术院校大学生……一人一种身份,一人一种性情。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意识地维持谈话的本原状态,讲述人极富个性色彩的言辞和口吻,都在文本中被保留下来。因此这些人物差不多个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著名小说家冯骥才1986年在《今晚报》上刊登启事,征集“文革”的受难经历。当年,他在刊物上发表了总题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第一批作品。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阅读了四千来封信,采访了数百名各行各业的“文革”见证人。《一百个人的十年》先后多次要出版,足本1997年10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一百”是取整数之意,书中共有29篇,涉及数十人的“文革”经历。冯骥才说,这部书不能算是创作出来的,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是对被采访者叙述的实录,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散文作家周同宾的口述实录著作《皇天后土》的写作始于1980年代末,作品在结集之前已陆续分组发表在多家文学期刊上,共有100多篇,最终,作者选择了99篇出版。副标题是《99个农民说人生》,周同宾“让农民自说自话,说出原生状态的农民自己”,自己则“只做记录剪辑,不做塑造粉饰”。采访和写作都十分艰苦,“往往见面十几人,只有一两人说出了有用的话。”足见口述实录文学的写作也像沙里淘金一样,“成如容易却艰辛”。

      著名小说家林白进入21世纪后,创作呈现出巨大的转变,2005年出版的《妇女闲聊录》就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本所谓的“长篇小说”不仅与林白以往的作品大异其趣,与常规的小说文本也迥然不同。首先,林白“干脆让乡村的一位女子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拱手让出作为作家的话语权,于是一场语言的暴力发生了:来自乡村的声音打乱了文学讲坛的井然有序……”“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其次,作品“是由200多个片断组成的,它暗寓着世界的整体性已经彻底粉碎”。鉴于此,评论家们用“叙述的革命”来评价这部“胆大包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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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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