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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前]孙作云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心路探寻
  作者:苏永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06 | 点击数:1452
 

摘   要:自晚清以降,随着华夏国族建构的自觉,愈来愈多的学人有意将黄帝追溯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而将蚩尤视为西南边地民族的祖先。与此相异的是,抗战开始后身处北平沦陷区的孙作云,在一系列神话学论文中一再将华夏民族的始祖上溯至蚩尤,又进一步将蚩尤追溯为“中国第一位战神”。如果考虑到这些论文写作时的历史背景与作者处境,有理由认为孙作云上述写作别有寄托:通过对华夏源头的重新追溯,来曲折地表达救亡图强这一时代主题。

关键词:孙作云;神话研究;蚩尤;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

作者简介:苏永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学人类学中国进路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YJC751032)阶段性成果


  考察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特殊历史境遇中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寄托。在博士论文《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中,袁一丹重点考察了周作人、陈垣、俞平伯、瞿兑之、傅增湘等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的内心世界,提出了“隐微修辞”这一观照视角:通过诗文典故系统或史家春秋笔法的运用,这些知识人或者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或者从中寄托家国之思与黍离之悲。笔者想补充的是,除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外,学术研究也是此一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与出任伪职等政治活动相比,学术研究起码从表面看来更远离政治,更能从时代旋涡中暂时脱身而出;另一方面,作为良知尚未泯灭的知识人,通过学术研究中一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弦外之音”,可以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思考与关怀。本文所要考察的,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家孙作云抗战时期的神话研究,试图通过其表层的学术表述,发掘其掩藏在纸背的别样情怀。

  一  国难时期的孙作云

  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的沦陷,北平学界经历了剧烈动荡:北大、清华与南开一道南下,在长沙作短暂停留后,最终迁徙至云南昆明,组建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则远赴西北,在陕南山区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等有着英美背景的教会大学,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或解散或南迁。与此同时,在沦陷区北平,日军加强了文化与思想控制,在原北京大学的基础上,拉拢汤尔和、周作人等附逆文人组建伪北京大学。另一方面,日军还组织各种学术机构,创办文学、学术刊物,试图对沦陷区进行思想渗透。

  对于身处这一历史境遇中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局面,无疑需要做出十分严肃的抉择。许多人从家国大义出发,纷纷随北大、清华等高校南下,或继续在大学执教,为国家培养“读书种子”;或辗转国内各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也有一部分知识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留在北平。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作云便是其中之一。

  受资料所限,我们对孙作云抗战时期的具体行止所知较为有限,目前对其生平记述最为详尽的,是《孙作云文集》的编者、孙作云之子孙心一。据其记述:1936年,孙作云从清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此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投身闻一多门下,致力于《楚辞》研究。“七七事变”爆发时,孙作云尚未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他先是返回故里数月,1938年7月又回到沦陷后的北平,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辑,从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1941年秋,孙作云开始在(伪)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其间还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杂志社任编辑,在中学兼教国文课聊补生活的困窘。直至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孙作云转赴东北任教。

  从上述可以看出,孙作云在北平度过了八个年头,与整个抗战相始终,见证了这座故都的沦陷与光复。实际上,孙作云的离乡背井早在抗战前已经开始。根据孙心一记述,孙作云出生于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从东北大学附中毕业不久便遭逢“九·一八”事变,亲眼目睹了家园的沦陷。因为这段经历,孙作云在清华时期所发表的诗歌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深沉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另一番情形。与清华时期对国愁家恨的书写相对照,在抗战初期,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时,孙作云却选择留在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毋庸讳言,同当时滞留北平的多数知识人一样,这一时期的孙作云与日本人操控下的文化机构有着复杂的联系。前文所提及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系日本政府用庚子赔款所建,抗战时期实质上成为日军操控下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组织之一。沦陷时期的“北京大学”,自然已非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是沦为日军思想渗透的一个教育机构。所谓“中国留日同学会”,亦属抗战时期日伪所属的文化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938年3月,会长是王揖唐,理事长为苏体仁,“文化部”部长为钱稻孙。上述人物,均在抗战结束后因失节罪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或通缉。该组织所办机关刊物为《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由钱稻孙主持,孙作云任编辑;虽然钱氏声称编辑方针为“报报会况,谈谈学问,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但刊物中不时出现的“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等字眼,昭示出其背后的野心。

  此外,考察这一时期孙作云撰写的学术论文,大多发表于具有日伪背景的刊物。据笔者统计,抗战期间孙作云共发表论文25篇(次),其中7篇(次)见于《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5篇(次)见于《中和月刊》,其他文章散见于《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新民报半月刊》《中国学报》等刊物。《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前文已述及;《中和月刊》创办于1939年12月,瞿兑之任总编辑,虽然刊物名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办刊宗旨(所谓“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与经费来源(由具有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新民印书馆”提供),无不透露出这份刊物的日伪色彩。

  当然,上述所言并非有意对孙作云的民族节操提出苛责。实际上,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抗战时期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多数有着生计方面的原因:“‘北京大学’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在笔者看来,孙作云亦属后者之列,其滞留北平多半也是出于生计方面的考虑,尽管也在日伪控制下的机构从事文化研究,但与王揖唐、汤尔和、钱稻孙等出任伪职的甘心附逆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以参与编辑日伪刊物而言,大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3年第2期“编后记”中,孙作云写道:“我在第一期季刊的补白里选出志摩大师的《萨扬娜拉》,本想借此隐退的,想不到这笔责落到我的肩上。”我们可以推断:大好河山的沦陷,恩师闻一多的熏陶,在孙作云身上既激起强烈的国破家亡之恨,又有着不得不暂时寄人篱下的屈辱。这种微妙的历史境遇,当事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借助“曲笔”形诸文字。抗战时期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中的“隐微修辞”,成为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共同的表述策略。笔者想要追问的是,此一时期的孙作云,如何通过学术写作来表达类似诉求。

  二  神话研究:探寻中华民族的根脉

  初入清华园,孙作云在诗歌创作之余,跟随闻一多从事《楚辞》研究。因《楚辞》一书保留了大量中国上古神话,闻一多本人也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孙作云也因此转向古代神话研究。其第一篇神话学论文《〈九歌〉山鬼考》,便是在闻一多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又经闻一多推荐发表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

  进入抗战时期,孙作云神话研究步入新阶段,其显著特点,是从《楚辞》神话转向华夏文明起源期神话的研究,相继发表《蚩尤考》《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饕餮考》《说鸱尾》等论文。综观这些文章,在孙作云看来,无论青铜彝器上的饕餮纹,还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鸱尾纹,其原型皆为蚩尤,因而《蚩尤考》便有了总纲的性质,在其神话学体系中尤显重要。本文对于孙作云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分析,便着重围绕这篇论文展开。

  《蚩尤考》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和第5期。主标题之下,还有副标题“中国古代蛇族之研究———夏史新探”,可以看出,作者在此文中所要探讨的是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

  上篇“论蚩尤与黄帝之战为蛇图腾与熊图腾之战”,孙作云从当时尚显时兴的图腾理论出发,在古书中旁征博引,又“以纸上材料,参以古物实证,益以民间传说”,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作者首先运用文字学知识,援引《说文·虫部》:“蚩,虫也,从虫之声”,说明“蚩”字本义为蛇,进而推导出蚩尤为图腾社会的族徽。此外,《山海经》所载窫窳、旬始,孙作云均援引图腾理论进行观照,认为其实讲的都是蚩尤,也即蛇。又由于在孙作云眼中,龙实为蛇的变体,因而蚩尤所属部族,便以龙为图腾。与之相对,孙作云另从古籍中所载黄帝“居有熊”、黄帝“号有熊”、“黄帝为有熊”等材料出发,认为黄帝部族乃以熊为图腾。如此一来,中国上古史中有关黄帝、蚩尤的大战,孙作云有了另一番颇具戏剧色彩的解释:

  黄帝使熊罴貔貅貙虎及应龙攻蚩尤,果为何物乎?愚以为此种动物皆古代氏族社会之图腾,乃取象于自然界之动物以为族徽者也。换言之,熊即熊图腾部落,应龙为龙图腾部落,熊、罴、貔、貅、貙、虎六者,皆以陆上动物为图腾,彼此皆为近亲氏族,其应龙乃水虫部落,与野兽部落原不相通,盖为陆兽部落之内应。黄帝有熊氏,即熊部落,其所伐之蚩尤为蛇部落,因屡战不胜,乃合全族之众以伐之,又得蛇族之应龙为内应,故乃战胜蚩尤。然则黄帝与蚩尤之战乃熊部落与蛇部落之战争,即中国历史上一幕“龙虎斗”,乃熊部落与蛇部落决定民族命运之战争也。

  处于华夏历史开端部分的另一则传说“鲧禹治水”,孙作云解释为:“蛇部落灭亡之后,其人民沦为奴隶,其投降之‘应龙’族职司水土之工役,其后人竟以治水之功得以恢复天下,是即为三代之夏。”换言之,夏禹即为蚩尤的子孙。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虽有“上下五千年”之说,但真正的中华文明史,学界多认为始于夏代(关于夏代是否为信史的争论,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另外,就地望来说,孙作云认为最初黄帝族居于西方,蚩尤族则据有中原(具体为今河南鲁县一带)。由上述两方面综合观之,在孙作云的叙述中,中国历史与其说始于黄帝,不如说始于蚩尤。

  值得注意的是,受黄帝、蚩尤大战历史记忆的支配,在后人的印象中,蚩尤往往定格成一位不光彩的战败者形象,不过在孙作云看来,蚩尤的真正身分,不仅是夏禹的祖先(亦即华夏的祖先),而且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战神”。《蚩尤考》中篇“论蚩尤为战神”,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考证。

  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黄帝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共祖”,而且是成就卓著的“文化英雄”,诸如衣冠、舟车、音律、医术等,悉由黄帝最先创制。相形之下,蚩尤作为西南边地族群的共祖,则被贴上不开化、野蛮、好战等负面标签。不过在孙作云看来,黄帝、蚩尤二者的文明程度恰恰相反:

  蚩尤为蛇族,乃南方图腾部落,先据中原;黄帝为熊族,乃西方图腾部落。黄帝与蚩尤之战即古代图腾社会之战争。蚩尤之族,十分强大,相传武器为其所发明。此事虽不敢确定,但传说必有所本,足见其文化已有相当进步。黄帝伐蚩尤,屡战不胜,后乃合全族之师以伐之,又得应龙为内应,始败蚩尤。论其文化,或较蛇族为低。

  与前文有关蚩尤族属问题的论述类似,孙作云在中篇也发挥其考据学优势,罗列《尚书·吕刑》《太平御览》《管子》等一系列文献,来证实蚩尤作为“华夏第一位战神”的身分:“蚩尤之族虽为熊族所灭,然其余威,犹令人谈而色变,因蚩尤善战,又传为兵器之发明者,故蚩尤后变为中国之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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