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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民间文学》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学
——基于1955至1966年《民间文学》的考察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05 | 点击数:429
 

  新中国文学的研究一般要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谈起。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研究亦是如此。从延安时期开始,文学会议具有独特的理论切入价值和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与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1949-1966)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对于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积极参与新的文学格局的酝酿与建设。

  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民间文学领域的参与者是钟敬文。钟敬文在“文代会”中发言的时间是1949年7月11日,当时由洪深主持,曹禺、陈学昭、杨晦、钟敬文发言。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代表,积极与新的语境相适应。他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呼吁重视民间文艺,做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报告。在这篇讲话中,钟敬文一改从前学术研究的思路,特别提出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问题。(1)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首次从官方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起初它的活动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一切艺术门类,实际上除民间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由后来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兼管。《光明日报》从1950年3月1日开办了《民间文艺》专栏,到同年9月20日停止,共27期(2)。此外,游国恩的《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3)、李岳南《论<白蛇传>神话及其反抗性》、《民歌的战斗性》、《控诉封建婚姻的民歌》、《从<诗三百篇>中看农奴和妇女生活之一斑》(4)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论述了民间文学在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1950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民间文艺集刊》三册。其主要内容包括民间文艺研究和讨论的文章,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谚语选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情形的报告。集刊的撰文者都是文艺界的大腕: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游国恩、俞平伯……其中钟敬文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5)、《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6)、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7)、周扬的《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8)等对民间文学的内涵与价值进行重新定位,重点剖析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这些导引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逐步确立。

  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该刊物不仅刊登民间文学作品,同时发表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在当时属于民间文学主要学术阵地,其导向并呈现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与学术动态。它在当时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国外的民间文学界,都有极好的影响。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

  《民间文学》的发刊词(9)以学术团体和官方的语气全面而充分地论述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意义,而其“学术”研究也就是民俗学的研究虽有所提及,但已经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或许只是为了兼顾国统区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已。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的核心。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10)只是宏观上的导向,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1950年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体搜集的科学理论依据是《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1)与《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12),等等。

  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13),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彝族《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儿》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被搜集,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日本学人认为这两部著作“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端。”(14)在资料搜集中,努力契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流,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1955至1966年的《民间文学》中刊登了大量民间歌谣、谚语、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学人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或文学)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非常显著,正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15)民间文学主要围绕作品鉴赏、作品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展开。《民间文学》中理论文章每期均有一篇,但主要是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我们当时的确是诚心诚意地把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来学习的”。(16)同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来说,引进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也有自身能够顺利接受的内在原因,“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同时也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的。”(17)《民间文学》刊登过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文章40余篇,其中知名的有A·A·开也夫(18)、B.普罗普(19)、高尔基(20)等。他们的论述包括了民间文学的类型、艺术价值、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当然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观点。(21)它们构建了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新的“文艺学话语”,成为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

  总之,1949-1966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学人适应当时的历史语境,形成了新的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依照一般文艺学模式展开的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多民族民间文艺学格局的形成

  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伴随着北大歌谣运动,但其重心是南方民族。《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登过壮、瑶、毛男、彝等很多民族的民歌,并且掀起了研究《粤风》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民族学的视野对赫哲等东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成果显著。(22)“少数民族”一词的出现以及它的学术梳理在相关著述中较多(23),在此不再详述。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共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7月29日)中进一步强调少数民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提议将民族问题列入第七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加入党纲。(24)中共不仅关注蒙、藏、回等人口较多少数民族,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苗”、“黎”等,并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中共此时的民族政策做了最为系统的阐述。(25)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第一次讲到各民族权利平等、设置少数民族自己管理的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文化。(26)抗战胜利后,中共倡导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就很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伴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思想逐步处于核心,秧歌舞、秧歌剧被主流文学领域关注,民间文学特殊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被张扬。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的民族理论,中共积极推进从上世纪40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的良好契机。为了庆祝西藏的和平解放,刊出了“藏族民间文艺特辑”(27),其中选录了藏族著名的故事《茶和盐的故事》和优秀民歌27首,同时刊登了周扬《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这是在学术期刊中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出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研究。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

  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其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参与少数民族调查。1956年8月,由毛星带队,孙剑冰、青林、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28)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出版了《白族民歌集》(29)、《纳西族的歌》(30)等。同时,在同一时期《民间文学》发表了白族、纳西族民歌、民间故事等作品。《民间文学》从创刊几乎每期都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的数量与比例参见表一。从创刊号开始,她刊载出《一幅僮锦》(31)(广西僮族民间故事),后又改编为剧本,获得了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获1965年卡罗兹·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影响颇大。其他诸如阿凡提故事、巴拉根仓故事、苗族古歌、梅葛、娥并与桑洛等都是这一时期被搜集,并在《民间文学》中发表,当时所发表文章包括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壮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傣族、赫哲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但另一方面搜集者也关注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民歌与演唱者生活及生存情境的关系等。

表一  1955-1966年《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与研究比例表

  总之,从1949-1966年《民间文学》刊发的文章以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不再沿袭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道路,逐步从民俗学、人类学领域剥离,同时由于当时少数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的历史情境,逐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多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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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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