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俗学

　　“交杯酒”又可称为“交杯”、“合欢杯”、“合瓢”以及“交卺（jǐn）”等，追溯到上古，就是新婚夫妇同食共饮的“共牢”与“合卺”。合卺就是早期交杯酒的名称，正因为它在婚礼中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所以后来人们便把“合卺”一词作为婚姻的代称。

　　现在人们谈到交杯酒一词时，往往溯源到宋代。的确，使用交杯酒这一名称的早期记载，大多是出自宋人的笔记之中。如据王彦辅在宋徽宗政和五年追序总成的《麈（zhǔ）史》、孟元老在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编次成集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在宋度宗咸淳十年脱稿的《梦粱录》，有关交杯酒的记载是这样的：

　　“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

　　“（合髻）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

　　“（撒帐后）命……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①上古已有的合卺这一婚仪，已经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从北宋到南宋，它已取得了交杯酒这一名称；②宋代的交杯酒使用的已经是两个酒杯了；③酒杯杯足或盏底，须用彩丝连接；④彩丝有红绿等色，并且绾为同心结之类的彩结；⑤饮交杯酒的方法是新婚夫妇交互传杯共饮。

　　另一方面，在宋代官方文件或某些意在指导的著述中，尽管对不同身份的人要求的婚仪繁简相去甚远、使用的物器大有差异、连交接的语言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皇太子纳妃仪还是皇子纳夫人仪，无论是帝姬降嫁仪还是宗姬族姬嫁仪，无论是诸王以下婚仪还是品官婚仪，乃至于庶人婚仪，共牢合卺的仪式也都不可缺少。

　　上古婚礼中的共牢合卺，就是见之于《礼记》的“共牢而食”、“合卺而酳（音yìn）”，也就是《仪礼》所载的“三饭”、“三酳”。根据三礼的原文、郑玄的注文和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的疏释，这同食共饮的主旨并不是为了吃喝。共牢，即举行婚礼时，新婚夫妇共吃祭祀后的同一肉食，以象征自此以后夫妻尊卑相同；合卺，即新婚夫妇各用一爿瓜瓢喝酒漱口，以表示自此以后夫妻相爱相亲。在合卺的早期规定中，酒器是“四爵合卺”，即四只爵和用一个匏瓜剖成的两只卺，六只酒器供新婚夫妇各酳（即用酒漱口）三次，第三次用的就是卺。

　　由此看来，我国早期婚仪中的共牢合卺，到宋代的确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单就所用的这个卺而论，北宋中叶司马光的《书仪》中还只是言“卺”（见卷第三），而在北宋末期正式推行的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里，对合卺所用的“四爵两卺”，“以常用酒器代之”，便给予正式的认可（见卷一百七十三等）。这样一来，合卺也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了交杯。我们不妨说，唐代已有了“合欢杯”的名称，在北宋仍然还处于变化之中，或许还未普及到全国，所以《麈史》的作者在记录交杯习俗时，曾在前面加上“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的话。

　　实际上应该承认，整个婚仪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从有关材料看来，隋唐以至宋代正是这个变化的重要时期。司马光的《书仪》，详尽记述古婚礼的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也许是希望把当时的婚礼纳入一个以古礼为依据的规范里。此书虽然“元丰中荐绅家争相传写，往往皆珍秘之”（见宋版《书仪》之序），然而在实践上却收效甚微。而郑居中等主撰的《政和五礼新仪》正是针对五代之后“礼废乐坏”的情况，在宋徽宗赵佶的亲自参与下而制定出的一个官方的规范。这部二百二十卷新仪的制订，意在“推而行之，……以兼明天下后世”《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然而效果仍不能尽如人意。因为尽管当初制定时的意旨是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但却仍离当时的现实太远，加之“俗儒胶古，……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贪寠细民，无厅寝户牖之制，无庭阶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以至于新仪反倒成了“害民之本”，只好落了个“可更不施行”的结局。（《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八）

　　那么当时宋都通行的婚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综合多种资料，其习俗大体是这样的：男女双方家庭先经过媒人互通草帖，两家初步同意后再通细帖，帖子里除各写上拟成亲的儿女的姓名、排行及生辰之外，还须写上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姓名、官职及财产状况等等。有的人家这时候还要相媳妇。在了解了对方家庭和对方容貌举止之后，便可以下定礼，有人认为这就相当于上古婚礼的纳彩。下定礼后再过一段时期便可以下聘，这种下财礼的活动就是六礼中的纳币（又称纳征、纳成）。当时对门第和财产都是相当看重的，讲究的是男方下定、女方回定，男方下财礼、女方送嫁奁，并非单向的财物转移。当然也有女家资助男家或男家资助女家的。古之亲迎，这时又称大礼，是相当热闹的。迎亲前，男家要到女家“催妆”，送些冠帔、花粉一类供女方打扮使用的东西；女家要到男家“铺房”，派人用女家准备的帐幔、被褥之类的东西把新房装点起来，有钱人家自然可以摆陈金银器物、首饰珠宝，小户人家也不妨摆出衣服鞋袜。迎亲那天，男家率引花担子或车子到女家迎亲，花担子就是后来所说的花轿。新娘上轿上车后，轿夫车夫却不肯行动，到了男家后，又有人拦着不让进门，目的是要吉利钱、要喜酒吃——很显然，这是唐代“障车”活动的陈迹。新娘下车或下担后，还有“撒谷豆”的习俗，就是在新娘快进门时，旁人用谷物、豆子、草节，以及金钱、果子等望门而撒，据说是为了赶走守在门口的三煞（即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以求得吉利太平。接着还有新娘“跨马鞍”、“坐虚帐”，新郎“高坐”等这些源自北方兄弟民族的习俗。接下便有后来被称为拜堂的活动，宋时叫做“牵巾”，即用红绿彩缎绾成象征恩爱的同心结，男女各执一头，相向相牵而行，先拜祖先，然后回房夫妻交拜。交拜后坐床时，还有“撒帐”和“合髻”的习俗，接下去便是新婚夫妻互相传饮交杯酒了。喝完交杯酒，新人便出到新房外答谢亲友，大家入席饮食尽兴后，这天的婚礼就算结束了。喝交杯酒时，对杯子的处理也很别致，起初是“掷杯于地，验其俯仰”，“盏一仰一合，俗谓大吉”；但这一仰一合并不是每次都能办到的，所以后来干脆“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于是宾客纷纷再度贺喜，掀起婚礼的最后高潮。

　　婚家欣喜，贺者热烈，这一贺婚的内容在宋代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中也得到了反映，以至出现了不少专为祝贺婚姻的词作。“歌喉佳宴设，鸳帐炉香对爇。合卺杯深，少年相睹欢情切。罗带盘金缕，好把同心结。终取山河，誓为夫妇欢悦。”（无名氏《少年游》）“倾合卺，醉淋漓。同心结了倍相宜。从今把做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无名氏《鹧鸪天》）这些句子所写的，正是婚礼中交杯的仪节，正是同心结所象征的永结同心、交杯酒中体现的情感交融。这种用以祝贺他人婚姻的词章，尽管今天还难以推出公认的名篇，但在宋词中，它们仍占有自己的一份位置。姑且放下已知的一千四百余有姓有名的词人不说，仅无名氏的这类词，现收于《全宋词》中的就超过了三十首之多。更有趣的是，在大量的词牌中，这三十余首便有好几首专门选用了词牌《贺新郎》。《贺新郎》又称《乳燕飞》、《风敲竹》、《金缕词》、《金缕曲》等，究其原始，宋人意见也相互抵牾：一说就是苏轼守钱塘时为官妓秀兰所作的那首《贺新凉》，一说《贺新郎》的出现远在苏轼之前。但无论是《贺新凉》误名成了《贺新郎》，还是早就有了《贺新郎》，这词牌的演生或存在，正说明了宋词的创作已经涉足于宋代贺婚的领域。而这类词的实际数量，在宋代用于祝贺的词作中，大概仅次于贺生祝寿之作。

　　值得补充一提的是花担子。花担子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花轿，也就是把原有的担子用于迎亲。担子又叫肩舆、轿子等。它的始源，据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说，是从巴蜀地方妇女所乘的兜笼演变而来的；《唐会要》、新旧《唐书》、《新五代史》、《宋会要》、《宋史》等都有肩舆或担子的记载；《老学庵笔记》也记有徽宗南幸乘坐轿子的事；如据《世说》、《晋书》，肩舆的使用还早在唐宋之前。那么婚礼中的迎亲又怎么从用车变成用花担子的呢？对此，司马光是这样分折的：“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车，乘车即呕吐者，如此即自乘担子。”发展到宋时，已经是“世俗重担子，轻毡车”了。孟元老在记述东都风俗时还是车子与花担子并提，郑居中的新仪也说女乘牛车或担子，而吴自牧等所记述的临安等地的婚俗中便不见车子了。看来婚礼中花轿取代车子的事也是在宋朝。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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