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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回归经典,细读文本——文本细读与文学研究推进
  作者:刘跃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2-15 | 点击数:1157
 

  日前,《文学遗产》和中山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利用会议间歇,我应邀在古籍所做了一次小型学术报告会,题目是《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重点谈学术观念问题。这个话题源于2014年秋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中美双边对话会。美方学者有柯马丁、宇文所安、艾朗诺、田晓菲、商伟等人。会前,我们有的学者似乎是有备而去的。柯马丁曾提出《离骚》未必是屈原一人所作。一些人想,我们真要看看有什么新观点新资料。那次讨论,双方并没有涉及到《离骚》,只是就先唐文献研究的一些问题展开有趣的对话。也许中方学者的学术准备不足,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提交的论文,多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勾画先秦学术谱系,推断先秦学术文化,没有太多新材料,更没有新观点。美方学者说,这些知识,余嘉锡先生早就在《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说过。

  这实际上触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客观地说,我们的一些研究基本上还建立在20世纪初叶的观点之上,要么疑古,要么信古,徘徊在两端。这就引起我的反思,于是有了《关于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篇讲演稿,讨论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和矛盾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的稳定性,就是迄今为止,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那么多,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早期文献又有很多矛盾性。特别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这种矛盾性随处可见。读司马迁《史记》,有点像读小说,细节真实到让人不可思议。由此看来,中国早期的文献,历史、文学往往混杂在一起,都有想象的成分。那么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呢?最近读到《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这本书,再比较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两书都谈到了想象,一个是文学的想象,一个是历史的想象,两者有什么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的想象是通过历史事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来展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历史家的想象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历史也好,文学也罢,其主旨都应揭示历史的深邃。

  第二个问题,早期的文献,经历了从口头传说到书诸金石简帛的漫长过程。纸张发明之后,钞本出现,然后到雕版印刷,逐渐形成经典。一切历史,都源于口述。最近我读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著的《文化记忆》,又一次触动我的联想。作者从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一有趣的问题,即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通常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三个过程。所谓“回忆文化”,多是当事人的记忆,并不断经历着重构,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在其《编年史》中提到了最后一批罗马共和国亲历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是一个重要门槛。第一代亲历者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记忆。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吟游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官员、学者等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他们传述历史,有真实的依据,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这便与文学发生关系,与第一个问题发生关系,即文学与历史都在一定的真实与想象中开始。

  统一体制建立之后,统治者通过权力的介入,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站在这样的立场,我特别推荐柯马丁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作者强调的是文本与仪式的关系,不是讨论审美价值。其实,这种讨论还可以延伸到西汉初年,乐府的建置,《郊祀歌》的创作,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都在试图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谁掌握了历史的叙述,谁就掌握了未来。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以后,很多文献被遮蔽,乃至被有意修改,是大量存在的事实。托古改制,谶纬盛行,这是公然的造伪,姑且不说。早期家学、私学为了争夺正统话语权,往往把自己说得高大上,别人都是假的。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认为中国的文献,只有《周易》《诗经》《论语》可靠,其他都有汉代以后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不能不考虑西汉初年的“过秦”潮流,把秦朝说得很残暴,才能越发证明汉代取代秦代的合理。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通常会对前朝大加挞伐。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新朝编订。

  第三个问题,按照上述观点推断,中国早期的历史似乎不可靠,所以引起很多人怀疑。如前所述,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此前,我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到2003年发现的2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记载单氏家族与周天子的关系,与《诗经》、《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多有吻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而今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中发现了摩崖石刻文字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从而找到《魏书》所记鲜卑人的历史源头。中国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就是这么确切不移,尽管中间有很多人为的篡改,但历史依然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第四个问题,由上述问题连带出新的话题。譬如原始文献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或者钞本就是原始文献,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假如有一天,真的从地下挖出一部六朝时期的钞本《史记》,一定就比现存的更原始、更可靠吗?未必。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在两汉是被锁在深宫的。两汉之际,班彪获得一部钞本,王充曾从其问学,有可能看到过,《论衡》中的有关记载,就与后来的《史记》有所不同。东汉末年蔡邕流落江南,读到《论衡》,叹为异书,就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资料、新的提法。《史记》在广为流传之前是否遭到修改乃至篡改?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这种推断并非臆测。所以,哪些是原始文献,就说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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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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