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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一词虽在东汉中期才被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肇始于战国时期，秦时称作角抵，至汉武帝发展壮大，西汉末年一度废止，东汉复兴，经隋唐五代技艺种类不断增添广博。
“百戏”一词，为治戏曲史、舞蹈史、音乐史、杂技史及民俗史者习用已久，然观各类论著，对其概念的厘定却不甚明确，以偏概全、相互抵牾者时有出现，那么，百戏到底是什么性质？百戏与角抵有何种关联？百戏之“百”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借以窥测百戏艺术的源头、发展及对后世戏剧的影响。
角抵涵盖的形式与百戏无差
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是这样解释百戏与角抵的：“广义的角抵戏，所包含的技艺至为广泛，事实上等于‘百戏’。……至于狭义的角抵，本为两人角力（手搏或摔跤），以摔倒对方为优胜的一种武术表演，其间亦含有竞赛性质。”今见多数戏曲论著均沿用其说，如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汉代优戏表演最初名为角抵戏，后来又称为百戏。”此说大体不错，但作为角力表演的角抵，是如何与百戏画上等号的，学者没有进一步解释。要厘清百戏的概念，须从百戏与角抵的相互关系切入，作为考察点。
关于百戏出现的时间，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东汉中期，《后汉书·安帝纪》载：“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这是“百戏”一词今见最早的明确文献记载。由于这则史料记载过于简洁，我们无法从中获悉有关百戏表演的更多细节，但亦可推知：第一，既被统治者禁演，便也说明百戏至东汉已成规模，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出现应在东汉之前。事实上，百戏被禁，早在西汉元帝时期就曾发生过，不过当时尚未有“百戏”一词的明确指称。第二，虽无法推知百戏究竟指什么，但可知“鱼龙曼延”一定是其中代表性的表演形式。
“鱼龙曼延”是一种幻术表演，西汉时期即已非常流行，《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文颖注云：“（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曼延之属也。”可知西汉时期“鱼龙曼延”属于角抵戏表演的一种形式。角抵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称之为“觳抵”，如《史记·李斯列传》：“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觳抵即角抵，是早在战国之时即已存在的戏乐形式，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
应劭所说的“讲武之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自先秦始就是天子、国君操练和检阅军队的礼仪，也是昭显和炫耀国力的重要手段。角抵其时就是这套礼仪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两相角力搏斗，由于其潜在的表演和观赏性，逐渐发展为一项戏乐形式，至秦，已作为主要表演技艺为帝王所欣赏，《史记》中记载秦二世在甘泉观看的“觳抵”之戏，当属此类。秦以后，至汉，这种单一的两相角力的表演形式被不断增广，《史记·大宛列传》载：“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又说“觳抵奇戏岁增变”，可见角抵所包含的技艺种类愈趋丰富。张衡《西京赋》描述的长安平乐观前种类繁多的角抵戏演出，其技艺种类既有幻术鱼龙曼延、杂技吞刀吐火，还有东海黄公之类故事性演出，所有这些表演形式，张衡总括为“角抵妙戏”。至此，角力搏斗显然不再是角抵表演的中心，其表演类目愈趋繁多，角抵所涵盖的技艺形式已与后世所谓“百戏”无差。
角抵不断增广成为百戏
西汉角抵技艺种类繁多，但仍未被冠以百戏之名。武帝时期这种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最为繁荣，其时，观看角抵表演不仅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娱乐方式，还因其场面壮大而成为统治者夸耀于外、以展示国力强盛的政治手段。武帝以后，统治阶层喜观角抵之风愈盛，且场面益大、奢靡日甚，百姓不堪重负。至汉元帝，终纳贡禹之谏“罢角抵诸戏”，其后，哀帝干脆以俗乐放纵扰乱雅乐为由，将掌管俗乐演出的乐府机构取消了。
但西汉末年统治者罢黜角抵演出之举，其效果并不甚明显或曰禁演的威力并未能持久，角抵演出仍十分流行。至东汉殇帝，又一次对这种大型演出予以罢止，《后汉书》对这次禁戏予以记载，如前所述，使用的是“百戏”一词。可见，经西汉末年短暂禁止，东汉建立后，角抵诸戏重兴，《晋书·乐志》便记载了东汉统治者观看角抵诸戏的场面：“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百戏演出的技艺形式显然再次增广。
东汉以后，经魏晋南北朝几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角抵戏种类继续增广，终于增至过百，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百戏的表演内容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增广，至隋朝，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终于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百戏演出，根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这次演出展现的技艺类目比北齐更为广博，场面之盛可谓登峰造极。这种起源于战国“讲武之礼”的表演艺术，至此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百戏”。
百戏之“杂”影响后世戏剧形成
综上所述，“百戏”一词虽在东汉中期才被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肇始于战国时期，秦时称作角抵，至汉武帝发展壮大，西汉末年一度废止，东汉复兴，经隋唐五代技艺种类不断增添广博。总览百戏的艺术表现，其最大的特征便是“杂”。百戏之“杂”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表演内容之杂与演出形式之杂。内容上，百戏所表演的技艺形式包括幻术、乐舞、杂技、魔术、体育竞技、故事性演出等；形式上，上述技艺的演出是随意和松散的，彼此之间并无关联。中国戏剧就是在这样广杂的文化背景下萌芽、生长终至成熟的，以至于宋元两代的主要戏剧形式，时人仍以“杂”冠之，名为“杂剧”，正如明初朱权所言：“杂剧者，杂戏也。”分析作为成熟戏曲形态雏形的宋杂剧，其“杂”亦表现在表演内容与演出形式两方面。据《梦粱录》载宋杂剧上演时“先做寻常熟事，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也就是说，宋杂剧包括正杂剧和与之无关的艳段戏，剧本内容驳杂。演出形式上的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一次崔府君生日时的露台演出，“自早呈拽为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相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可见宋杂剧是与诸色技艺混演的，这与百戏之杂便有了某种文化源头上的关联。正是这种广博杂糅的百戏艺术，以其包罗并蓄的文化内涵，孕育着后世戏剧的诸种因素，对中国戏剧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影响深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文学史研究”（12AZW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0日第63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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