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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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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的致辞

民俗学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的致辞


    今天到会的都是民俗学界的同行好友,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其实不邀请我也应该来。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我受教的地方,有一首歌这样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我就是常回母校的一位,只要母校召唤,召之即来;二是因为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实践和教诲,使我走上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之路,与民俗学有不解之缘,并以身相许。毕业至今,半个世纪以来,母校始终是我问学的地方。我曾参与过钟敬文先生主持的许多国家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还多次参与主持母校民俗学学科博士论文答辩。虽然很早就从母校毕业,但我的课堂仍然在母校。正是由于母校的鞭策鼓励,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多年,并在民族大学申请建立了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培养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基于这一点,我要万分地感恩母校。
    这次母校召开“民俗学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是非常适时的。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民俗文化传承的国家,也是民俗文化大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在民间,在民众的文化创造之中。历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有两个领域。一是文献的,二是现实的。现实的既民俗学界所讲的民俗学的“现在性”,也即这次会议所提倡的“民俗学的实践研究”。“现在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所特别强调的,这一学术实践将民俗学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具有了应用研究的价值。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也可以说民俗学不是一门陈旧的学问,而是一门新鲜的学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发生在村落社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但村落传统还是保持了它相对的稳定性。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时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迅速推进。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思想和观念的转型,远远落后,甚至原地踏步,这无疑影响到社会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影响到村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传统村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村落的变化是颠覆性的。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村落传统已经被彻底瓦解。这种瓦解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大批的村落建筑空间逐渐消失;二是大批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使村落只有老人小孩留守;三是村落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传承的人文生态环境,村落空心化,留守化,必然导致村落传统传承断裂。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社会学、民俗学予以关注,并通过田野作业的方式,诊断痼疾,提出解决方案,供政府决策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民俗学的大本营,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恢复、重建和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巨大。在新形势下,希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能加大、加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从目前全国高校民俗学教育讲,北师大具有很强的学科优势,是中国民俗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镇。在国家学科目录中,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北师大有着深厚的民俗学研究传统,特别是钟敬文先生留下的民俗学遗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中国需要民俗学,民俗学需要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全国高等院校中,没有一所院校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这和我们悠久的民俗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国家的民俗文化资源极不相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了民俗文化,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培养大批的具有民俗学修养的青年人才投入这一工作。我们殷切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能创造条件,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培养中国民俗学的专门人才,这也是为实现钟敬文先生倡导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遗愿。
    最后,我代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陶立璠


                                 2018.9.15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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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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