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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号】[吉国秀]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7.29)

【微信公号】[吉国秀]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7.29)

  在做田野之前,学科之间的职业分工告诉我: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社会学研究我文化中的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民俗学研究我文化中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尽管后来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均转向我文化的研究,但民俗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学术分工依然存在。于是,我以为民俗学的田野就是我的家乡,而家乡的文化就是我文化,多么完美的三段论逻辑。后来,这个逻辑就演化成为我选择家乡作为博士论文调查的田野。
  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18年,然后我离开了她,转往几个不同的城市。18年来我与那块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凭这个亲密关系称她为家乡。可是,十多年后当我重返家乡,我才发现家乡根本就不是我的,也许从来就不是我的。于是,把家乡变田野就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其实,进入家乡之前,我也寻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联系人——除了三年的求学和一年的工作之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人——人类学称其为报导人,许多的访谈对象都是由这位报导人引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导人对家乡的理解影响到我对田野的呈现能力。我与报导人非常熟悉,从小一块长大,后来外出求学期间也一直保持联系,但这种熟悉不足以抵消访谈对象对我身份的好奇。对于夹杂着不同城市口音的我(有人认为这是南方口音,有的说是辽宁的某个地方),那些访谈对象始终保持一种毫不掩饰的关注。在每次访谈之前,我并不知道报导人怎么向访谈对象介绍我以及我的调查。每一次访谈的序曲都是对我身份和调查目的的询问,而访谈对象所能理解的调查目的与论文中的研究意义大相径庭,亦或许他们真的想听听我怎么说。对于我的身份,通常询问的顺序是这样的:你的父亲是谁?在哪个单位?母亲是谁?在哪上班?你家在哪住?结婚没?对于田野合理性的询问,我说得最多的是我想记录这段历史。能否说服访谈对象接受我的调查,我也不是十分确定。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记得当时的一脸尴尬,还有对调查从未有过心安理得的感觉,那种不安始终贯穿在田野之中,成为调查的背景。当然,回答并不总是奏效,拒绝的理由是任性而随机的:“不知道”“家里闹矛盾”“你应该去找浪漫的人”……对于什么是浪漫的人我都糊涂了。但在这待了18年的经验告诉我,浪漫可不是什么好的评价,我都不知道访谈对象把调查想象成了什么。估计那个访谈对象会一直抱着这一印象生活至今。
  对我身份的想象最有创意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位访谈对象要求我把他们的意见或看法带回到北京。理由是我来自北京,应该向上层反映一些单位不能全额开工资、工人收入锐减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她说的上层是哪个机构?或许在他们眼里,我有沟通地方和中央的能力,她高估了“我”在北京的位置。这件事也反映出地方民众如何看待中央的问题,他们用地方性的知识来理解北京的正式制度,以为北京就是大一点的家乡呢。思来想去,我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诉求用注释的形式放在论文中,让诉求转为阅读者的实践,让读者去阅读,让“可阅读性”转变成为“可记忆性”(德·塞托语)。
  在田野中,无时无刻我都在琢磨怎样将田野中鲜活的个体语言转写成论文语言,琢磨着这些碎片化资料与论文写作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甚至偶尔有那么几段缝隙,杞人忧天式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我没想到的是,家乡人也在琢磨我。其实田野就是一种相互琢磨的过程,无论你面对的是异文化还是我文化。当你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就是一种干预。不管是同质性强还是异质性强的田野,都需要找一个合理的位置,好把研究者安顿进去。安顿好了,才能开始对话。换言之,只有在访谈对象化解了由你的干预带来的无序之后,家乡才能变成田野。后来在论文写作中,家乡的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理解家乡的,论文写作遂成为拉近我与家乡距离的一种途径。
  在田野中,始终有一种声音告诉我: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

作者简介:吉国秀,教授,博士生导师,1971年生,辽宁清原人。
本文原载于郑少雄,李荣荣主编.《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8-30.

荣誉顾问:乌丙安
顾  问:江 帆、周福岩、吉国秀
指导老师:隋 丽、邵凤丽
撰  稿:吉国秀
图文编辑:祝何彦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QuPt0RDvJZmjPIHoyRY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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