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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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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

灯烛是人类使用最悠久的照明用具。人类在使用灯烛的过程中赋予灯烛以独特的情感,这些情感沉淀为灯烛文化,并随着煤气灯和电灯的使用、油灯的落伍而发生变化。
  

  油灯———电灯是人类社会照明用具发展的两大阶段。
  油灯、蜡烛均起源于火的发现和照明的需要。火的运用对于人类生活有三大意义:熟食,取暖,照明。这三大功用在开始时是连在一起的,夜晚,围在火边,烧食物,取暖。后来逐渐分离,照明由火把而油灯、蜡烛,而煤气灯、电灯。
  灯在石器时代已有,原始灯具是在石头上挖一小穴,内置动物油,浸以苔藓或其他类似物质,经点燃而发光。希腊人到公元前7世纪还未发现使用灯具的记载,他们使用的是火炬与火钵。英语lamp 源于希腊语lampas,原意为火炬。春秋时期,中国已有成型的灯具出现。蜡烛起源于火把。原始人把脂肪或者蜡一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木片上,捆扎在一起,做成了照明用的火把。约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蜜蜡可能是蜡烛的雏形。在西方,有一段时期寺院都养蜂,自制蜜蜡,因为天主教认为蜜蜡是处女受胎的象征,所以把蜜蜡视为纯洁之光供奉在教堂的祭坛上。蜜蜡在中国产生、使用的时间大致与西方相同。
  在史书的记载中,灯烛的使用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先秦典籍中有很多使用灯烛的记载,比如,《仪礼·公食大夫礼》云:“宰右执镫,左执盖”;《礼记·祭统》云:“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礼记·内则》:“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周礼·天官冢宰》云:“宫中庙中则执烛”。
  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这是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时代,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造型得到了重要的发展。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史书记载,秦始皇的陵墓“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战国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西汉龙形灯、长信宫灯、羊形灯、当户灯、羽人灯;东汉的卧人形吊灯、雁鱼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灯开始取代青铜灯。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泛使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三国青瓷熊灯、东晋青瓷牛形灯、北齐瓷灯。
  隋末唐初,出现了白瓷蟠龙灯、唐三彩狮子莲花灯。这时,新材料不断地被运用于油灯制作,包括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灯的品种、制作工艺日益繁多而精致,实用兼装饰的灯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诸如灯轮、灯树、灯楼、灯婢、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宋代的京师,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到了夜晚,灯烛荧煌,上下映照。随着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生产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俗称“气死猫”;明清之际,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
  在近代以前,中国照明用品在室内是油灯、蜡烛,所用之油主要为豆油、菜油和蜡;在室外,富庶人家夜晚行路用灯笼,内燃蜡烛,所谓秉烛夜游。个别城市繁盛之处设有天灯。自1859年世界上首次钻出石油以后,煤油逐渐成为油灯的主要燃料。煤油灯是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开埠以后开始进入中国的。用煤油灯照明较之豆油灯不但价廉,而且光亮,一盏煤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专门制造、出售玻璃煤油灯。到80年代初,上海城内店铺皆改蜡烛为煤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煤气灯开始进入中国城市。1864年,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第二年,煤气灯开始使用于上海。以后,其他城市陆续使用。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来行栈、铺面、茶馆、戏楼以及居家,竞相使用。这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煤气灯的使用,对于改变城市面貌影响极大。入夜以后,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19世纪70年代,上海人评沪北即租界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
  煤气灯较之煤油灯、豆油灯,其优越性有四,首先是光亮。据测定,一盏煤气灯,其亮度是同样大小的动物油脂蜡烛的3倍,是石蜡烛的6—10倍;第二,使用便利,只要拧转开关,点亮即可,而不用像煤油灯那样
  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第三,容易控制,燃料来自远距离的煤气厂,由铁管输送,比较安全;第四,价格便宜。据研究,17世纪时,要照亮整个凡尔赛宫需要24000盏灯,费用相当昂贵,而用煤气灯则要节省多了。18世纪,要照亮一个规模不大的纺织厂需要数百支乃至数千支蜡烛,使用煤气灯以后,十几盏几十盏即可,管理人工和实际费用都大大减低。
  1882年,电灯开始出现于中国城市。这年7月,电灯开始照亮上海城市。到1884年,上海大多数街道都亮起了电灯。
  煤气灯、电灯都是在19世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两种照明用具的引进,由城市而农村,延伸了人们的工作、休闲时间,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作息习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从照明史的长时段来看,油灯、蜡烛是一个时期,电灯是另一个时期。煤气灯使用的时间远不及油灯和电灯,现在居室、商店已很难见到煤气灯。在性能上,煤气灯比较接近于电灯,所以可以附属于电灯时期。
  电灯与油灯、蜡烛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一是亮度。1882年上海初亮电灯时,据说当时每盏电灯亮度可抵2000根烛炬。二是照明范围。由于亮度的差异,带来照明范围的差异。古代如果在夜间有范围较大的活动,便需要点燃许多蜡烛、灯笼,才能满足照明需要,所谓张灯结彩是也。这种照明局限性使得在油灯时代公共照明问题较难解决。三是抗风雨能力。电灯照明在密闭状态下发光,不避风雨,而油灯、蜡烛抗风雨能力远不能与电灯相比,因为油灯、蜡烛必须靠氧气助燃,没气不行,但气太大也不行。四是热量来源。电灯能源靠电厂自动输送,除非灯泡、钨丝坏了,否则长明不熄,而油灯、蜡烛则必须靠人工添油、换蜡。五是稳定性。油灯、蜡烛有明暗、摇动的变化,电灯则亮度恒定,决无此忧。
  电灯与煤气灯相比,虽然在亮度方面不见得有太大的优势,但是,电灯没有燃烧剩余物,不产生二氧化碳,不用补充氧气。电灯与油灯、蜡烛、煤气灯相比,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后三者都是明火,电灯则不然。电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光从火中分离出来,因此,其安全系数大为提高。
  油灯、蜡烛伴随人类走过漫长的岁月,几乎无人不接触,无日不接触。人们赋予灯烛许多特定的涵义。
  油灯、蜡烛亮度、稳定性不够,因此,古时室外公共场所、道路少有公共照明设施,这迫使人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夜幕降临,黑暗无边,三三两两的庄户油灯,或远或近,忽闪忽灭,伴以时断时续的狗吠,会给欲归未归的旅行客商带来复杂的联想:幽静,思乡,恐惧。
  北斗阑干去。夜夜心独伤。月辉横射枕,灯光半隐床。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雨夜因寒灯而更为萧瑟,荒野因星火而更显空寂。星灯成为传统时代夜景中不可或缺的道具。至于室内的人,因为灯光幽暗,不便劳作,一般人早早便进入黑甜之乡。枯坐灯下、久久不睡的是些什么人呢?一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二是空守闺房的怨妇;三是伏案苦读的书生。古时交通不发达,所以游子、怨妇特多,离别、思乡的诗文也特多。灯、烛是游子、怨妇、书生身边最容易见到的、特别显眼的物品,所以,当他们以物寄情时,灯、烛就自然成为寄情对象。这三种人加起来,占夜间活动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古代留下来涉及灯、烛的诗词,相当大一部分出于这些人,其内容自然相当大一部分是叙说离别之苦、思乡之情的:
  寒信风飘霜叶黄,冷灯残月照空床。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银烛吐清烟,金尊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去,此会在何年。
  谢朓作《咏灯诗》,特地将相思的内容写进去:
  发翠斜溪里,蓄实宕山峰。抽茎类仙掌,衔光似烛龙。飞蛾再三绕,轻花四五重。孤对相思夕,空照舞衣缝。
  难怪古人在形容灯的时候,常常将灯与孤、冷、残、清等词相联。
  蜡烛在燃烧时有一部分因受热而顺烛流下,思乡、孤独的古人遂将其与眼泪联系起来,称为烛泪。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皮日休的诗:“麝烟苒苒生银兔,蜡泪涟涟滴绣阁。”尹鹗的词:“银台蜡烛滴红泪,渌酒劝人教半醉。帘幕外,月华如水。特地向,宝帐颠狂不肯睡。”李白也有这方面的词句:
  鸾衾凤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银台红蜡烛,学妾泪珠相续。花貌些子时光,抛人远泛潇湘。欹枕悔听寒漏,声声谪断愁肠。
  唐代薛昭蕴的《离别难》,元代侯正卿的散曲《客中寄情》,将烛泪与人泪融在一起,是借烛写情的杰作:
  那堪春景媚,送君千万里,半妆珠翠落,露华寒。红蜡烛,青丝曲,偏能钩引泪阑干。良夜促,香尘绿,魂欲迷。檀眉半敛愁低。未别心先咽,欲语情难说,出芳草,路东西。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
  披衣强拈纸与笔,奈心绪烦多书万一。欲向芳卿行诉些憔悴,笔尖头陶写哀情,纸面上敷陈怨气。待写个平安字样,都是俺虚脾拍塞。一封愁信息,向银台畔读不去也伤悲。蜡炬行明知人情意,也垂下数行红泪。
  油灯有灯花,为灯芯余烬,爆成花形,这种变化,更刺激了对灯苦思的游子、怨妇,他们宁愿以为这是吉兆。旧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云:“夫目得酒食,灯火华得钱财。”梁简文帝《咏笼灯》绝句:“动焰翠帷里,散影罗帐前。花心生复落,明销君讵怜?”杜甫《独酌成诗》:“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古代诗词中,以灯花寄吉兆的很多:
  灯花占信又无功,鹊报佳音耳过风。绣衾温暖和谁共?隔云山千万重,因此上惨绿愁红。不付能博得个团圆梦,觉来时又扑个空,杜鹃声又过墙东。
  愁眉不易展,鬼病越难瘥。灯花空结尚无凭,不须将龟卦摆。晚来勉强出兰堂,步墙阴踏绿苔。想人生最苦离别,愁一会愁得来昏迷,哭一会哭得来痴呆。喜蛛儿休挂帘拢,灯花儿不必再结,灵鹊儿空自干。
  望三山雾绕云迷,两字参商,千里别离。疼热因他,凄惶为我,消息凭谁?才问肯不住的灯花儿报喜,未成婚怎禁他灵鹊儿喳谪?越聪明越恁昏迷,越思量越恁猜疑。心荡荡似一缕游丝,事朦胧如数着残棋。
  《红楼梦》里有多处写到灯花。第二十八回,蒋玉菡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第四十九回,写一些亲戚意外会面,贾母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水浒传》也有这方面的描写,第二十二回,写柴进扶起宋江来,口里说道:“昨夜灯花报,今早喜鹊噪,不想却是贵兄来。”
  油灯有大小,灯亮有明暗,材料有优劣,做工有精粗,这些方面的差别如同日后之手表、汽车一样,成为古代人们身份高低的标志。《礼记·丧大记》规定:
  君堂上二烛,下二烛。大夫堂上一烛,下二烛。士堂上一烛,下一烛。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述贾宝玉被贾环故意打翻蜡烛油烫伤以后,贾母问马道婆怎么祈祷菩萨保佑,马道婆说,除了香烛供奉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个大海灯,那海灯就是菩萨现身的法象,昼夜不熄的”。点灯的大小,与人的身份高低有关。
  最大的海灯,比缸略小些,一天要点48斤油、1斤灯草;次一等的海灯,一天点20斤油;再次的是10斤、8斤、5斤、3斤。
  灯能指明破暗,佛家常用以比喻佛法,传法被称为传灯,佛像前置放的昼夜不熄的灯称长明灯。佛教名著《五灯会元》中,每部都含一“灯”字,即《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与《嘉泰普灯录》。
  灯烛有点必有灭,有明必有暗,犹如人的一生有生必有死。因此,古人也将人生比作灯烛,人入老境称风烛残年;人之将死为灯油将尽。“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乐府诗集》之《怨诗行》:“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庾信《伤心赋》:“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明代更有人直接以灯喻人:以油为气,而灯心为质,灯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则为才能;其热者,性也;灯灭而烬落,魄降也;烟气上腾,魂升也;油有清浊,灯心有肥细,乃资质之美恶耳。有些演义小说将灯之明灭与命之存亡联系在一起。《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描写诸葛亮祈禳北斗以延生命,在地上分布7盏大灯,外布49盏小灯,内安本命灯1盏。祈禳6夜,主灯明亮,诸葛亮以为有望。没想到魏延闯进来报告军情,扑灭主灯。诸葛亮因此而吐血数口,卧倒床上,不久逝世。《封神演义》中也有这类描写。第二十四回,写武吉犯了死罪,请姜子牙救命,姜子牙教他如此如此:“如今你速回到家,在你床前,随你多长,挖一坑堑,深四尺。你至黄昏时候,睡在坑内;叫你母亲于你头前点一盏灯,脚头点一盏灯。或米也可,或饭也可,抓两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乱草。睡过一夜起来,只管去做生意,再无事了。”第四十四回,写姚天君施法谋害姜子牙,也与灯有关:
  姚天君让过众人,随入“落魂阵”内,筑一土台,设一香案,台上扎一草人;草人身上写“姜尚”的名字;草人头上点三盏灯,足下点七盏灯,上三盏名为催魂灯,下七盏名为促魄灯。姚天君在其中,披发仗剑,步罡念咒于台前,发符用印于空中,一日拜三次。连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的颠三倒四,坐卧不安。
  欧洲也有将人的生死比为灯之明灭的。列宁在纪念恩格斯的时候,便引用了俄罗斯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
  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古人将其喻为舍己为人或杀身成仁。晋傅咸《烛赋》:“烛之自焚以致用,亦犹杀身以成仁矣。”闻一多著名的《红烛》颂,歌颂的就是这种献身精神。在当代大陆,红烛几乎成为教师的代名词。
  幽暗的灯光永远被辛苦与孤独包围着,因此,古人写读书之苦常以青灯黄卷来形容,所谓“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釭午夜香”;“幽人听尽芭蕉雨,独与青灯话此心”。灯光萤萤,其照不远,与烈焰冲天的大火形成鲜明对比,古人又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谚语。
  油灯、蜡烛稳定性差,风吹会灭,油尽会灭,无意中碰倒踢翻也会灭。由于灯、烛的忽亮忽熄、忽明忽暗,摇曳不定,朦胧迷茫,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最著名的“烛影斧声”,成为北宋赵光义杀兄夺位疑案的代名词。《韩诗外传》留下的戏剧性的故事,如果不是忽明忽灭的蜡烛,就不可能发生:
  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烛灭,有牵王后衣者,后扢冠缨而绝之,言于王曰:“今烛灭,有牵妾衣者,妾扢其缨而绝之,愿趣火视绝缨者。”王曰:“止。”立出令曰:“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冠缨无完者,不知王后绝冠缨者谁,于是王逐与群臣欢饮乃罢。后吴兴师攻楚,有人常为应行,合战者五,陷阵却敌,遂取大军之首而献之。王怪而问之曰:“寡人未尝有异于子,子何为于寡人厚也。”对曰:“臣先殿上绝缨者也,当时宜以肝胆涂地,负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于臣之义,尚可为王破吴而强楚。”
  

  煤气灯、电灯都是西方发明的,在晚清是新东西、洋东西,因此,一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象征。《点石斋画报》在述及洋式城市、房屋时,通常都会画一个煤气灯或电灯。煤气灯、电灯在晚清,一开始不光是照明用具,而且是西方文化、城市近代化的象征物。煤气灯在西方刚开始出现时,便受到世人的绝口称赞,称其“白炽耀眼”、“耀如白日”,也有称其为“人造太阳”的。煤气灯、电灯在中国城市出现后,人们除了称赞其光亮,而且称赞其制造奇特。时人有词咏叹道:
  凿地为炉,积炭成山,辉耀四溟,爱玲珑百窍,一齐吐焰。周围三十里,大放光明。绛蜡羞燃,银蟾匿彩,海上如开不夜城。登高望似战场,磷火点点凝青。休夸元夕春灯,有火树银花顷刻生。看青藜悬处,千枝列炬,黄昏刚到,万颗繁星,雪月楼台,琉璃世界,游女何须秉烛行。吾何恐,恐祝融一怒,烈焰飞腾。
  那时,文人墨客吟咏煤气灯的诗词很多:
  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羡,彻夜浑如不夜天。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竿灯千盏路西东,火能自来夺化工。不必焚膏夸继晷,夜行常在月明中。活火燃千朵,明星炯万家。楼台春不夜,风月浩无涯。欲夺银蟾彩,真开铁树花。登高遥纵目,疑散赤城霞。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粟照万家。辉光灿烂欺明月,烟焰迷离夺彩霞。一路笙歌常彻夜,楼台为尔更繁华。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
  上海自1882年第一次亮起电灯以后,人们更对其光亮赞叹不已。报载:
  (是晚天气晴和,各电灯点亮后)其光明竟可夺目。美记钟表行止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福利洋行亦然。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观者来往如织,人数之多,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
  随后,上海电光公司在工商局支持下,逐渐将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置换为电灯。到1897年,上海两租界基本普及电灯。电灯之原理,今日中学生皆能言其详,但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上海,人们对这个玩意儿可是莫名惊诧。文人墨客纷纷作诗填词,咏此新奇之物,称赞其光亮、方便与稳定:
  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有气直欲通氤氲。
  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只有在煤气灯、电灯普遍使用于城市街道以后,才会写出: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烁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穆时英描写闪耀着霓虹灯的上海夜晚:“Neon Light 伸着颜色的手指在蓝墨水似的夜空里写着大字。”这在传统的油灯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煤气、电灯都是舶来品,在中国城市推广过程中,曾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对于煤气灯,“其最可笑者则云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此后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脚着高底相鞋,热气或不至攻入心脾,苦苦力小工,终日赤足行走马路者殆矣云云。又该厂设在今垃圾桥南堍,一般苦力相戒无蹈其地,以为该处路面必较他处为尤热也”。这是由于对煤气制造原理一无所知而产生的误解。
  电灯出现之时,也遇到过与煤气相似的命运。一个小小的灯泡,开关一揿,竟会发出炽眼的亮光,真是莫名其妙。“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当道患其滋事,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乃息。”世人为什么会将电灯与雷殛联系在一起呢?史书没有记载。笔者揣度,世人很可能是将电灯之“电”与自己信奉的雷公电母连在一起了,未经天公允诺擅自取电照明,自然会遭雷殛。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现出对电灯的另一种不理解。他们不知道电灯发光的原理,以为“电火”也是火,与炭火、木材之火无异,故有人伸出长长的旱烟杆在电灯上点烟。
  电灯在租界使用以后,上海道台也曾经发出华人禁用电灯令,理由是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雷殛”之说本无根据,一纸禁令作用也很有限。电灯较之豆油灯、火油灯乃至煤气灯,其优越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十几年以后,上海华人终于起而使用电灯。1898年,南市马路善后工程局委托英商怡和洋行筹备南市外马路安装电灯事宜,同年电灯开始启用。再后来,电灯与时俱进,霓虹灯也出来了,并且成了街市繁华的象征。
  当然,电灯的使用需要一定的配套设施,比如电线的铺设、能源的供应、灯泡的供应,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电灯就无法使用。翻译家钱歌川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内地,因为电源供应不正常,电灯时亮时暗,反而觉得电灯不如油灯,油灯不如蜡烛。他比较了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电灯的优劣,认为植物油灯的缺点,“当然是不够亮,不过我最讨厌的,还是它的不干净。灯盘内老是浸满了油,常要弄污你的书,尤其是信纸,端起来极不方便,风来固然是一吹便熄,油多时也容易荡落灯芯,使你登时受到黑暗的包围”。煤油灯呢,因为煤油是与石油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战争时期,交通断绝,煤油没了来源,煤油灯自然亮不起来。“电灯虽素来获得一般人的信仰,可是到了内地,却完全丧失了它
  过去的光荣。这一带的电灯的光是黄的,一百烛光的泡子装上去,发出来的光还不及一盏火油灯。街上的电灯,更是徒有虚名,简直连走路都看不见。”比较下来,“在内地各种灯火之中,我最爱蜡烛。它的好处,是不胜枚举的,以前我还没有发现,直到试过各种各样的灯火之后,才完全心悦诚服了”。在电灯不亮、煤油缺乏,而植物油灯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蜡烛便跑来营救,“只有蜡烛,随时都可以给你以光明,它不用灯盏,不需灯油,也不要灯芯,只消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便万事皆备”。
  灯烛的功能除了照明,还有装饰等方面。即使在照明方面,也不是越亮越好。在亮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多彩、柔和、变化成为新的追求,所以,霓虹灯成为街市繁华的一个标志,柔和的烛光成为室内雅致的一个标志,可调节的灯具称为新的时尚。
  电灯比起油灯、蜡烛来自有许多优长之处,是一种科技的进步,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老式照明用具的许多特有的幽暗、朦胧、神秘的情趣,也因这种进步而逐渐消逝了。比如,灯笼演化为手电筒,秉烛夜游便情趣不再。大街、小巷路灯耀如白日,也给幽会的情侣带来不便。上海话“电灯泡”,就是指男女谈情说爱时旁边多余、碍事、不识相的人。不用别的词,而用“电灯泡”,生动地反映了其时其地情侣对太亮灯光的厌恶心理。
  油灯是电灯的祖宗。人们对电灯的感受,时不时地还会与油灯相比。著名学者张中行写道:
  日常用具之中,灯与夜为伴,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神秘,也就富有诗意。这是粗说,细说呢,就会遇见不少缠夹,比如灯是照明的,可是欣赏神秘、欣赏诗,现时100瓦的电灯泡就不如昔日的挑灯夜话或烛影摇红。……还有乾嘉学派的病,先说说灯和烛的关系。不忘新风,先要查出身。烛靠前,早期是点火把,其后(也许早到秦汉吧)用凝固油质中间夹捻,油质多为蜡,所以也称为蜡烛。烛有优越性,是可以在上面玩花样(如范为龙凤之形),美观,而且方便,用不着陆续加油。但美观、方便就成本高,所以小家小户就宁可用灯,办法是用个浅碗,加油,碗边放个能吸油的捻,燃伸到碗边外一端,发出细长而圆的火苗,也可以照明。也就因为在照明这一点上,灯和烛相通,又灯更常用,所以较少的时候灯和烛可以通用,更多的时候通称为灯,如掌灯时分、上元观灯等。这样,灯就实和名都吞并了烛,本篇也就只好走趋炎附势的路,说灯而有时所指是烛。说灯可以从功利主义出发,那就应该说,我现在用的电灯,比我母亲自己过日子时候用的煤油灯好,我母亲用的煤油灯,比我祖母年轻时候用的黑油棉花捻灯好。扔开功利主义,或换为另一种功利主义,所求不是亮堂堂,而是闭目想象“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况,与昔日的灯比,现代的还能占上风吗?人生就是这样复杂,至少是有些人,向夫人请假后出门,想坐的不是奔驰,而是驴背。照明亦然,至少是有些时候,有些境地,手把银釭照,就会比在亮如白昼的大厅中面面相觑更有意思。
  张先生深情地回忆他小时候用的灯:
  ……玻璃油灯也名为泡子灯。分大中小三种,富户讲排场的用大号,当时看,堂上烛燃,就真有亮如白昼的感觉。一般人家大多是一再沉吟之后才买个小号的,但与过去的青灯比,就如连升三级了。
  张老先生说,有时候“新灯不如旧灯”,但不能退到古代去,于是,只好想办法聊作弥补:
  有遗憾最好能够补偿。换为祖先用的蜡烛或油灯吗?千难万难。也就只好暂时逃离现实,到“幻想”的领域里想想办法。而一想就想出一个,是买个昔年的灯,最好是宋代白瓷的,放在案头。“今宵剩(尽管)把(持)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事是不会有了,无妨乞援于佛家的境由心造,星宵月夕,独坐斗室,身静心不静之时,念远无着落,就可以移近,目注这盏银釭,想象远人竟至近了,于是默诵晏小山这两句,也许此情此景,片时间真就疑为“梦中”了吧?梦,有如《枕中记》的卢生,真的玉堂金紫难能,只好退一步,满足于仙枕上的繁华,是可怜的。但与毕竟空相比,感觉为有或想象为有终归是有所得,这所得,也总是灯之所赐吧。
  以为“新灯不如旧灯”,并不完全是怀旧而发思古之幽情,是因为新灯比起旧灯来,确实缺少了变化、朦胧与神秘,电灯下看《聊斋》(电视剧)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油灯下听《聊斋》那种神秘意境。特别是人们在千百年以来形成的灯文化,因为载体的变化而无处生根,比如上元灯节、中元放河灯,尽管这风俗还存在,但如果灯笼里点的是电蜡烛,风吹不灭,雨打不熄,翻倒了也不会酿成火灾,安全是安全了,原来的那份情趣也因安全而消逝了。在室内,不会熄灭、不会摇曳、不会或明或暗的电灯光,那效果,就是闻一多所描绘的,“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多单调啊。当然,古老的灯烛文化不会因灯的变化而完全改变和消失。每年教师节烛颂依然唱。你到苏州的茶室里,会发现那灯光被调得幽暗朦胧,人们在听评弹、嗑瓜子的同时,尽量在找回油灯、蜡烛时代的情趣。至于那越点越红火的生日蜡烛,既是对西洋灯烛文化的引进,也是中华古老灯烛文化的发展。俗话说,触景生情。无论油灯、蜡烛,还是电灯,作为景物,都无生命,都不会自然生情。所有“情”,均为人所赋予。人们赋予某一景或物的情感一旦积淀下来,成为文化,就会影响后来人对此物的情感。“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自被赋予相思的寓意以后,就成了相思豆。如果某男送某女红豆,某女立即能心会其意,如果送她黄豆、绿豆或黑豆呢,那就匪夷所思了。除了人的主体因素之外,所触之“景”与所生“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处大山之中而生崇高之情,处秀水之间而有柔美之感,见“月有阴晴圆缺”而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或因形状,或因性质。烛油与妇泪,均为向下流淌的液体,挂在烛边的烛油与挂在脸旁的妇泪形状亦颇相似,因此,烛油被径称为烛泪。蜡烛一旦被灯泡取代,烛既不存,泪将焉附?人们自然很难从光秃秃的灯泡联想到怨妇的眼泪。烛光随风摇曳,灯油终有尽时,让人联想到生命无常,生命有限,因此将“风烛”与“残年”并提。那恒定不变的电灯光,自然不能勾起如此的联想。任何物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此物与彼物有关联,物与景有关联。灯烛每与黑暗相伴,黑暗因有一点两点的孤灯而反衬得更为黑暗,一如“蝉鸣山更幽”。所以,人们由物而景,由孤灯联想到的更多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形质已经变化了的景、物很难勾起人们与先前景物相关联的那种情思,景变、物变情亦随之变。但是,人们先前赋予某些景物的特定情感,一旦沉淀为文化传统,也会物去而情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自《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大王派我来巡山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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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收录在熊秉真的《睹物思人》(麦田出版社,2003年),标题为《灯烛之情:从油灯、蜡烛到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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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的精灵——关于光明与黑暗的民族学研究

Jan Garnert  吴秀杰  郭咏梅

【摘要】: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篇探讨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文章,而是作者用瑞典语写成的博士论文——一项从民族学、民俗学角度出发的关于瑞典照明史研究的综述。惟其如此,这篇文章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才更有启发意义。没有详细的史料堆积(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瑞典人历史上经历的照明技术的改变并非他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但是作者关于选题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框架有详细的、轮廓清晰的描述。自然地理条件给瑞典带来的戏剧性的冬夏光照条件的差别,使作者能够相对容易地将照明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节奏和对时空感知的影响凸现并加以分析。通过对瑞典照明史的个案研究,作者在不同的层次上提出了可以观察和切入民俗生活与照明技术之间关系的角度,这些研究视角都可。。。
一只从小对虾过敏的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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