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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曼先生：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

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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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8-9-18 11:08 只看该作者

山曼先生：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

山曼先生：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

根据学术取向和学术旨趣，目前的民俗学者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为研究主题，其资料主要来自历史上的文献记载，这类学者会以泡图书馆坐冷板凳为基本功；一类学者同样以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为研究主题，但其资料除来自历史上的文献记载以来，还格外关注民间的碑刻契约，于是这类学者在泡图书馆坐冷板凳外还要到广阔的田野中去，“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再一类学者是将目光聚焦于当下，虽然他撰写研究成果以及为研究做理论准备时离不开冷板凳和图书馆，他的研究成果本身却更明显地得益于自己的田野作业，也即得益于与活生生的俗民个体的对话及对其日常生活的参与和观察。如果我们的分类大体不错的话，作为一位民俗学者，山曼先生无疑属于后面那一种。

（一）

自1980年代山曼先生开始他的民俗学研究，也就开始了自己的田野作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山曼先生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田野乡村中度过。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山东地区，他曾“到过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为此，有时他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路途常常以烧饼夹牛肉为午餐，边吃边走。他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在广阔的田野间搜求着第一手的民俗资料。
山曼先生对于田野作业倾注如此多的精力和热情，不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浪漫，而是来源于他作为一名民俗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地位、现状的独特把握及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山曼先生认为，对民俗资料的利用乃是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的第三条途径。“了解中国的历史，最初人们只发现了一条途径，就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通常称之为文献；进入现代，有了第二条途径，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先人留下的各种遗存物，靠着对这些遗存物的科学辨认，人们好像能够直接走进祖先的生活场景，这便有了考古的资料。有些从事考古专业的人，认为事情发展到这里也就算得尽善尽美……其实还有第三条途径，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用语言的、行为的、器物的方式，代代相传的诸多民俗事象。用民俗事象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虽不如文献与考古资料那样的‘定格’而便于把握，但是它的有生命的真实又非‘定格’的资料所能替代。缺了这一方面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有了文献与考古资料，鸟儿难以飞得高远，车子也不会走顺利。相反，若是大家都能把文献的、考古的、民俗的资料全面掌握、对照研究，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局面被开辟出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界对于这第三条途径至今还缺少广泛而深刻的认识。”[1]在山曼先生看来，“稳定的传承，既为研究古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无数活的证据，又为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展示了一个宽大无比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实记录这些民俗资料，形成丰富的资料库，细致地加以探讨，实在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作。”[2]而要想忠实记录这些民俗资料，走进田野，走向民众，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嘴巴、心灵去看去听去问去感受，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不仅如此，山曼先生还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深深地看到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发于成长于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将面临着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就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意识，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冲击。但是在人们欣喜得到了一个新天地的同时，民俗学家们却看到，借助那个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的环境较完整地保存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系列民俗事象，却在十几年中被冲得七零八落，而且用不了几年，这些对中国人有着深远影响的民俗事象就会有可能从生活中消失。到那时，许多本来根须明显的文化现象，都会变得像浮云一样难以捉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者们的工作，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紧迫。”而这里所说的“民俗学者们的工作”，就是要对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的信仰观念、工艺技术、生活方式、民俗实物等，尽可能留下全面详实的纪录和整理，“从而为未来的研究者和鉴赏者，留下一个比较可靠的坐标”。[3]
正是对民俗学学科地位和现状的认知，以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得田野作业这一方法还没有被众多民俗学者普遍关注、采用之时便成为山曼先生的一种非常自觉的选择，也使他尽管年过花甲，尽管自备经费亦难以停下跋涉山水间的脚步。“只要走得动，继续走四方。”这是山曼先生的一句承诺，我们看到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践履着这句诺言。

（二）

1985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题为“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的座谈会，首先在学科内使用“田野作业”一词，并相应地开设了“田野作业”的栏目，明确地把“田野作业升华为研究方法来讨论。”[4]自彼迄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田野作业作为民俗学的重要方法不断被学者们倡导。尽管也有学者出于发展民俗学而提出“告别田野” 的策略[5]，但并没让人告别田野，反而令田野作业更加深入人心。田野作业不仅仅被视为资料获取的途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仅与学者认识当下有关，而且有助于学者在田野中培养移情的能力去更好地理解过去。随着田野作业方法在民俗学界的广泛使用，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以到实地调查地点观风问俗为特点，强调对于当地风俗忠实而全面的记录和整理，我愿意称其为采风式田野作业。另一种则以参与观察为主要特点，强调研究者在其研究据点有较长期的居留，能够“以某种形式的参与角色完全介入到自然的、每天进行的研究过程中”，与研究者一同生活一同经历，在经验观察中获取研究所需，并且强调“在语境化进行诠释”。[6]这两种方法旨趣颇为不同，前者往往包罗万象，以描述地方性民俗为要务，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丰富性；后者往往集中于某一部分，以解释事实探求学理为标的，着意于世界规律性的探寻。就民俗学研究而言，虽然以探寻世界的规律性为重要任务，但第一种也并非无足轻重，所谓长短肥瘦各有态，二者各有特点，且具有互相补益的作用。
从田野作业实践和学术成果来看，山曼先生的田野作业更多地在于展示世界丰富性的一面。从一度对各省民俗志撰写具有示范意义迄今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山东民俗》、《山东省志·民俗志》，到《山东民间童谣》、《中国民间童谣》（包括《摇篮曲》、《童话诗》、《田野谣》、《乡土风》、《生活歌》五册）、《百岁童谣》（包括《外婆桥》、《花巴掌》、《小巴狗》、《正月正》、《大槐树》五册）、《精彩童谣》、《山东民间玩具》、《山东剪纸民俗》，再到《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流动的传统》、《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山东海洋民俗》等[7]，一方世界是如何之丰富，我们确实可以凭借山曼先生一本本呕心沥血的个人专著及与人合著的作品中来领会。然而，山曼先生在田野作业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远远不止此，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伦理的操守、田野作业中迅速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能力和方法、田野调查技术的艺术性运用、田野调查中对民俗实物收集的重视、对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对个体定点调查联合作业的倡导力推等，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当我们研究任何人类行为时，伦理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俗学者同样有自己的学术伦理。尤其在当代田野作业中，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调查研究的那些个体和人群，是将其视为同样的知识主体从而尊重他们、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改变他们的困境，还是完全将其客体化，并视其为“遗留物”的载体落后文化的代表，带着歧视的态度获取自己所需的研究资料之后便溜之大吉，这是每个研究者、调查者都应该深入思考并做出选择的问题。而在民俗学界，强调主体间性，强调遵循平等对话、知情同意和避免伤害的伦理准则，不过是近几年才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山曼先生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田野调查中的伦理问题，却在行动上自觉地践行着理应被遵循但在不少学者那里并没有很好地遵循的伦理准则。山曼先生采访时总是说明自己的来历和目的，自然地把采访对象放到平等的位置，把他们当作亲人、朋友，以兄弟姐妹相称，平等地交流。采访完还会给他们写信，寄照片，并尽量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尤值一提的是，山曼先生所到之处，常常播撒下民俗学调查研究的种子。他常常鼓励采访对象进一步调查了解所在地的民俗文化，并从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报告的写作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帮助，引导他们进入民俗学领域，从而将采访对象转变为自己的同道。其中的佼佼者如枣庄的田川江、鄄城的周广良、东明的李树艺等人。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山曼先生也曾受过拒绝，但他并不强人所难，在他看来，别人是否接受你的调查采访是别人的自由。
无论是采风式田野作业还是参与观察式田野作业，如何能够让被研究者（异己的他者）对于自己关心的问题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言不假，是每个进入田野中的学者都必须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相比于可以有较长时间进行运作的参与观察式田野作业者来说，它为采风式田野作业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令人佩服的是，山曼先生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他所需要的资料，而这得益于他迅速与调查对象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得益于他对调查技术进行艺术性运用的高超能力。
山曼先生往往能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内就消除人们对他的陌生感和戒备心，在彼此之间升腾出一种叫做“情感”的东西，建立起朋友、亲人一般的密切关系，从而使被调查者能够坦诚相待，真实地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之所以能如此，与前面提到的山曼先生对学术伦理原则的自觉践行相关。他从不摆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始终保持着平民作风，他住“一般人想象不出的”简陋客店，坚持认为自己与编笸箩、簸箕的人是“一样”的人，笑将年龄相仿的剪纸老人称作“阶级姊妹”。这种平民作风自然消除了他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鸿沟。
当然，迅速地建立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快速地获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事实上，由于二者亲密关系的建立常常使交谈的内容偏离了研究者的主题。这样，如何在不损害被研究者情感、不影响其情绪的前提下使其沿着自己的思路行进，是需要研究者好好把握的。调查有技术，但只有艺术性地加以运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山曼先生在长期的田野作业实践中练就了能够牵引被研究者思路的的本领，有时欲擒故纵，有时将错就错，有时假痴不颠，于“无定法”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重视民俗实物的搜集是山曼先生田野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民俗实物往往是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载体，它们既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学者们理解民众生活和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凭借。山曼先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比如他说：“民间玩具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它最主要的用处应是在娱乐当中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这真是一个作用莫大的课题。”并说：“展示山东的民间玩具，会使大家从一个细小的角度看到山东人的别样风情。”[8]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一件寻常器物，有时是民众的废弃物，在先生眼里常常成为颇具民俗价值的宝物，搜集民俗实物也就成为山曼先生田野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十年间，先生搜集了数百件服饰、绣品，几千件剪纸、玩具，几百个果模，还有许多农具、家具器物、室内装饰、手工艺品等。沿黄河考察时，山曼先生还收集了许多百姓自用的饭碗。他说，民以食为天，从饭碗可以看到一方的水土和风俗，感受到其中蕴藏的人文情怀和文化传统。大量的民俗实物，不仅为山曼先生自己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而且成为世人了解和理解先人与他者生活、文化的重要途径。2007年，山曼先生的部分收藏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
从田野中搜集到资料和实物是一回事，如何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编排起来，用以展示乃至解释一方民众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一些学者而言，田野调查的结束就是学术活动的结束，将调查资料不加整理束之高阁的人并不鲜见。但山曼先生却力求将调查成果都形诸笔端，成为可令众人共享的学术餐饮。为此，他在文案前拼命工作、身在病中仍然笔耕不辍。山曼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著述。这些著述，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由于他对于民俗生活、“现场”、个案以及民俗史的关注，而带有十分鲜明的研究性质，已经在很大程度超越了对民俗事象的一般性描述。
山曼先生不仅自己热衷于田野作业，而且鼓励其他人进行田野作业，并倡导和力推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早在1990年，山曼先生就发表《论民俗采风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一文，认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式，以组织综合采录队与个体定点调查为最常见”，在比较了二者优缺点的基础之上，说明“面对这许多丰富的、亟待抢救的民俗资料”，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来克服当前的不利条件。在这篇文章中，山曼先生不仅具体探讨了联合的可能性、联合作业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于联合作业的项目提出了具体设想。这些设想后来在山曼先生的力推下已经得到部分实现，其明证便是济南出版社出版的《齐鲁民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山东海洋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济南城市民俗》、《山东运河民俗》、《孔孟之乡民俗》、《泰山风俗》、《山东黄河民俗》、《山东居住民俗》等，其中多本都是多个学者联合作业的成果。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的第二辑、第三辑同样是个体定点调查联合作业的成果。山曼先生曾经指出：“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一旦实现和发展，定会显出许多优点。”一可以训练队伍；二可以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三可以把民俗调查搞得十分详尽，四可以连续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9]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联合作业的这四大优点也已经显现出来。

（三）

尽管山曼先生对于田野作业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他眼里，民俗知识所从出的“田野”是无处不在的，而不仅局限于乡村田间；比如他曾对自己一人沿黄河采风的方法进行过反思；[10]也倡导过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方法，但我更愿意将山曼先生视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而非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家。
在我看来，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山曼先生在田野中收获了丰富的民俗知识，收获了诸多朋友，收获了浓浓的情意，也收获对世界和人生的美好感知。田野作业成就了山曼先生，不仅让他成为令人尊重的民俗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散文事业（他的不少散文都是田野作业中的有感而发）。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也因为其中有了山曼先生高大的身影而散发出别样的光彩。在山东，田野是一块虽苦却充满快乐充满诱惑的天地，吸引着众多民俗学者投入其中。民俗调查成为民俗学活动的特色和专长，一系列市县乡村民俗志不断推出，“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1]都与山曼先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山曼先生必将以他的田野调查实践及实践中体现的思想继续影响着他身后的人。
“曹公短歌固豪壮，廉颇能饭亦昂扬。莫若夫子观逝水，爱它后浪推前浪。”这是山曼先生在2004年山东省民俗学会换届时辞去学会副会长职务时的即兴赋诗。“爱他后浪推前浪”，反映了山曼先生对于后学的期待，对于民俗学摆脱尴尬地位[12]的期待。后学们正应该努力，不断推前浪，不断在前浪的基础上行进，将民俗学的学问推向深入。而系统总结包括山曼先生在内的诸多学人的田野作业经验，从中抽象出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弥补现代民俗学的不足，便是后学们将学问推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步骤。

[1] 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山曼、柳红伟编著：《山东剪纸民俗》“前言”，第5页，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4] 见《“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纪要》，载《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

[5] 施爱东：《告别田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6] 王建民：《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导读》，载该书“导读”第4、6页，民族出版社，2004。

[7] 其中，《山东民俗》、《山东省志·民俗志》、《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山东海洋民俗》、《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均是山曼先生与他人合作，除《山东省志·民俗志》外、山曼先生均为第一撰稿人。

[8] 山曼：《山东民间玩具·前言》，载山曼、乔方辉、孙井泉等编著：《山东民间玩具》，济南出版社，“前言”第1、5页。

[9] 山曼：《论民俗采风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民俗研究》1990年第2期，第19-22页。

[10] 在《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部分，山曼先生说“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这样的方法，“不免有许多局限，所得到的材料常常带些偶然性”，但也“自有这种方法的好处。一个人采风，一切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没有丝毫的牵挂与拖累，遇有疑难，固然有没有商量的缺点，但自己想通就行，用不着协调与统一。由考察到写作，始终由一个人承担，随时积累随时调整，一步一步沿着千里长堤行走时，写作的框架同时在心中形成，甚至某些细节都已然产生。书中的哪一部分材料丰满，哪一部分尚觉欠缺，在以后的考察中，会很自觉地加以注意。……如此这般写出来的作品，是不是应该有个性呢？反正到了现在，我已觉得当初视为不得已的一种个体调查的方法，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有特色的方法。”《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7-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回顾与展望》（未刊稿），第14页。

[12] 山曼先生曾经在《〈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后记》中提到：“近几年，涉及民俗的书出版了一些，有人甚至在呼喊出现了‘民俗热’。但是，身在其中，我知道这个学科要做的事，实在很多，而实际上却受着冷落。就仿佛一个乡间的孩子进了城市，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谁也不邀他做共同的游戏。”该文收录于《山曼散文》，明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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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中小发表于 2008-9-18 17:17 只看该作者

[孙为刚]印象山曼先生(组图)

[记录人物]印象山曼先生(组图)

孙为刚

来源：水母网-烟台日报 (2007-04-01 15:02:49)

 3月28日上午，春雨潇潇，天地含悲。
　在殡仪馆告别室见了山曼先生最后一面，回到办公室，坐到电脑前，心里空落落的，惟有山曼先生的印象由远而近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山曼
　　20世纪70年代，拜读先生的美文，知道先生的大名；80年代始与先生相识；90年代之后，因为工作关系，联系与接触便日渐增多。
　　先生原名单丕艮，笔名山曼。有关“单丕艮”与“单不良”的故事，有若干版本在省内新闻界、文学界、民俗界广为流传。
　　我与先生的接触始于约稿。先生是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作者，每与先生商量好的专栏或文章，先生都会高质量地按期交稿，从未误过事。有事外出，必欲先交一批稿子，以防“断顿”。
　　1994年夏，报社成立文艺部，由我主持文艺部的工作。我想把地域文化作为地方报纸文艺副刊的一块品牌，于是和责任编辑商量在“半岛”副刊上开辟一块民俗方面的专栏。先生是民俗专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生。我们的想法和先生不谋而合，先生大力支持。没过几天，我们便收到了先生的稿件。很快，“烟台民俗”便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之后，又陆续有“烟台民间玩具”、“烟台村名谈”、“乡语新篇”等洋溢着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专栏陆续不断地见诸报端，赢得了读者的赞誉，有的专栏结集出版，有的专栏还被评为全省、全国报纸副刊的名专栏。一次，先生正在住院，我和责任编辑徐绍磊将民俗专栏的获奖证书转交给他，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说：“都是你们布置的，我只是小学生做作文。”
　　作为作者，特别是专栏作者，保质保量按时交稿十分重要，尽管先生是专家，但是对每一篇稿件都十分认真，真的就像小学生对待作文一般。刚开始时，先生还没有换笔，每一篇稿件都十分认真地清抄在稿纸上。先生的字也很有特点，一笔一画，极少连笔，且笔锋内敛，中规中矩，我们称之为“山曼体”。每次收到稿件，从这一笔一画的“山曼体”上，我们仿佛见到先生认真地伏案写作的情景。有些民俗，年代久远，加之离今天的生活较远，编辑们不明白，请教先生，先生便会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从未流露出丝毫的不屑。后来，先生换笔了，改用电脑敲字，开始时使用那种带孔的打印纸，遇到敲不出来的字，先生还会一笔一划地写在事先留好的空间。

　　行者山曼
　　写下这几个字，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行者山曼的形象：一双旅游鞋，一身休闲装，稀疏的头发有些凌乱，消瘦的脸上挂满风尘，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双肩背包装着全部家当……

　　有好几次，我在办公室接待过这身装束的山曼先生，那是他远行归来。先生的出行决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脚踏实地的民俗考察。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有两次时间较长的民俗考察。一次是行程万里的黄河民俗考察，另一次是遍及胶东的烟台村名调查。

　　黄河民俗考察前，先生曾鼓动我说：“有没有兴趣跟我去考察黄河民俗？”说实话，按我的性情，还真想背上行囊，跟着先生，沿着黄河大堤，一路走，一路记，一路想，可是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离开这么长的时间。年过花甲，自备经费，无人作伴，又病患（糖尿病）在身，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孤身一人，历时数年，行程上万，中间经历多少沟沟坎坎，遭遇多少磕磕绊绊，多少次风餐露宿，多少次日晒雨淋，人们无从知晓，我也只是断断续续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1999年10月，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将一本透着墨香的新书放在我的桌上，书名叫做《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作者山曼。从先生自撰的“前言”中，我依稀看到先生此次考察的情景：“本书的考察由作者一人完成，考察的方法基本上是手工作业，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考察，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人之多。”
　　上万里的行程，数千人的采访，二十四万多字的长篇巨制，数十幅珍贵的图片，都是这位身患糖尿病的花甲老人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后来我听先生说，此次黄河之行，饿了有路边小店，困了可借宿农家，这些都不算最难，最难的莫过于孤独。漫漫长堤，茫茫河滩，孑然一身，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先生便自己和自己大声说话，自问自答……
　　我印象中先生的第二次出行是烟台村名考察。商量好专栏的题目后，先生便独自一人开始了他的工作。别看每个村庄只有寥寥数百字，长者不过千把字，先生从不马虎敷衍，必亲历亲至。每到一村，查阅资料，访谈老人，村名的来龙去脉，姓氏的来历源头，无不调查到位，不留遗憾。“烟台村名谈”前后刊发189期，先生的足迹到过胶东半岛的数百个村庄。这是每一个作者抑或是地方官员都难以企及的。中间，先生来编辑部交稿，偶尔会谈及调查过程中的一些逸闻趣事，也都一笑了之，其中的艰辛困苦，从未涉及。只是有一次我提及稿费和采访费用，先生诙谐地说道：“赔本赚吆喝，远的地方，车费不够，还要倒贴一点。”我们的稿费标准就是这样，我也无奈。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心存一丝愧疚。

　　智者山曼
　　论及先生的形象，谈不上高大或英俊，但绝对有特点，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尤其是头上那稀稀朗朗、灰白参杂的头发，更是与众不同，头顶上早已是蛮荒地带，其余的地方则留得较长，有点儿像民国初期剪了辫子后的发型。先生曾自我解嘲：“要是像你们那样，还有法儿看么。”别看先生的形象不敢恭维，但先生那头发稀疏的脑袋里装满了智慧，并不隆起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闲暇之余，那里有山曼，那里就有笑声，那里就有欢乐。

　　先生1952年参加工作，5年后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过书，从过政，且官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广播局局长。按说在县里官儿也不算小了，后来又到市里创办文学杂志，官至党支部书记、副主编。但是80年代中期，先生毅然弃官从教，一门心思钻进民俗研究领域，成为著名的民俗专家，著作颇丰，影响较大。有关先生的这次大跨度的转型，我没有专门与先生深谈，只是零零星星地感到，先生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从政经历后，感到民俗领域才是他的最爱，于是才有了这次职业的转型和心灵的皈依。
　　先生是民俗学者，也是民俗文物的收藏家。泥老虎、布娃娃，民间剪纸，土布蜡染，旧果模，招贴画，只要是与民俗有关的，先生都广泛收藏。几乎每件藏品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的偶然得之，有的费尽周折。每每讲起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先生总是津津乐道，饶有兴趣。近些年，先生常为他的这些收藏发愁。放在哪里更为合适？设想过、试行过几个方案，都不甚理想。也不知道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为他的这些收藏找到了好的归宿没有。

　　窃以为，先生是极具表演才能的，尤其是那张其貌不扬的脸，讲起故事，模仿别人的言行，无不维妙维肖，时常令人捧腹，整个儿一个老顽童。先生的幽默风趣尽人皆知。90年代中后期，报社经常组织一些笔会或采风活动，先生是这些活动的常客。每次活动聚餐之后，是大家讲故事出节目的时候。先生酒量不大，也绝不贪酒，两杯小酒下肚，脸儿红扑扑的，此时此刻，讲个故事，说个笑话，唱个民谣是先生的拿手好戏。我印象较深的有两则。一是先生演唱的鲁西北民谣，大意是小媳妇站在桥下的风口上，喊自家男人回家吃饭的情景，先生双手围在嘴边作喇叭状，有说有唱，还有动作，民谣的结尾是：“骨碌碌……骨碌碌……”每到此时，常令人忍俊不禁。二是先生模仿老黄县文化馆馆长（招远南乡人）批评文化馆的美术创作人员工作效率低，黄县腔夹杂着招远南乡口音：“你说你们这些画修（小）音（人）儿的，一天画一固（个）修（小）音（人）儿，一年得画多修（小）固（个）修（小）音（人）儿呀。”尽管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招远人，仍然为先生足以乱真的模仿而捧腹。
　　每次讲故事、说笑话或唱民谣时，先生常常是脸儿红扑扑的，嘴巴略张，金牙微露，眼儿乜斜着，表情很丰富，样子很可爱。从先生嘴里出来的话，也像他的本名一样“艮”悠悠的，有韵味，有嚼头。先生的音容笑貌恍然如昨，只是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先生吟唱的民谣，再也见不到先生可爱的面容了。
　　连续两天，春雨潇潇，是在为先生送行么？
　　先生在那个世界里会做些什么？还会继续他的民俗研究么？还会继续他的黄河之行么？
　　我想会的。因为按先生原来的计划，他只考察了下游，还有中游和上游没有完成。先生在他的《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会离开黄河，做梦都常在大河之滨。”
　　一路走好，山曼先生。

　（本版照片由山曼先生家人提供）

[ 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8-9-18 17: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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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小发表于 2008-9-18 17:26 只看该作者

[许评]散发民俗风采的美文——读山曼散文

散发民俗风采的美文

——读山曼散文

许评

新浪博客 2007-12-30 11:31:04

山曼先生是著名的民俗研究学者，也是著名的散文家。我和他曾同时担任过山东省散文学会正副会长，他是我的好朋友。他的逝世，我感到极大的悲痛。现在阅读他的散文遗著，如见其人，是不时拭着眼泪读下来的。

山曼散文篇篇都是美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散发着迷人的民俗光彩；同时，他的民俗著述也大都是采用散文笔法写出的，有的篇章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地地道道的散文。这是因为他既爱好散文创作，同时更爱好民俗学研究，在散文创作成名不久，即专事民俗学研究，是在浓厚的散文底蕴的基础上研究民俗学的。

山曼先生早期的散文作品，绝大部分篇章都是以有关民俗的生活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是社会的客观存在，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才有可能获得对生活的感受，经过选择、集中、概括和评价，并打上作家思想感情的烙印，创作出文学作品。山曼先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即注重深入生活，同农民交朋友，从思想感情上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他能够发掘出深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精神宝藏。他通过在农村深入生活，认识到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风俗习惯、地方色彩、风土人情、道德观念、节庆仪式、服饰饮食、生活习惯等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体现。他曾经说过：千百年来社会因袭传承下来的民俗、生活场景，有的正在衰落、消亡，人们忙着开辟新的生活园地，无暇顾及，搜集记录下来，是传统文化的一笔财富，在以后的时光里会放射出美丽的光彩。所以他刚一步入文坛，开始散文创作，即注意将有关民俗的内容写入文中。1989年出版的《山东作家散文选集》，是当时任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冯德英先生主编的，委托我初编，山曼先生入选的《村戏》，选自《海鸥》杂志1983年10月号，是他早期创作的散文。文中写道：“我18岁的时候，刚在县里宣传部门工作不久，春节以后，下乡到这村，正赶上夜里要演戏。吃过午饭，一伙人忙着在河岸边搭台子，台下河滩上，已经有人在占座位了。阔气些的扛个条凳来摆在当中。孩子们就地拣些大块石头，垒成各式各样的雅座……不曾开戏，先就热闹非凡……”从胶东到鲁西，山东农村稍大一点的村庄都有春节唱戏的习俗，尤其太平盛世村戏更为普及，热闹非凡。散文作品的优劣，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文中是否贯注着作家的感情，感情是散文的生命。感情来自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作家贯注于散文中的感情有别于日常的自然感情，是一种新颖鲜活的思想观念所浸润的审美化的感情，正像《村戏》中所提供的生动欢乐的画面所饱含的作家的感情，给人以强劲的艺术感染力，读来似身临其境，像亲眼看到了新农村庆春节、庆丰收、奔小康的欢乐氛围。现代化的娱乐形式取代了农民这种自编自演的村戏，这篇散文仍然会放射出美丽的光彩。从而证明写民俗内容的文章最适宜于散文体裁，这是山曼先生的一大创举。

1990年我主编的《儿童散文选集》，山曼是入选篇数最多的作家，选入他17篇作品，篇篇都饱含着有关民俗的生活故事。儿童散文除了应遵循一般散文的共同规律外，必须具有儿童特点，具有儿童情趣，寓教于乐。儿童处于长知识的年龄段，山曼先生的儿童散文向儿童传播中华民族的民俗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又是具有儿童情趣的民俗故事，而且从笔法到文字都注意到儿童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情趣，是儿童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放风狗儿》篇写道：“……小船儿一边跑，小渔人便把渔钩从筐边摘下来，挂上‘味儿’，一刹时，小船跑得远远的，一串浮标和渔钩就飘在海里了。瞄准那小船，在海浪中一颠一翘，倒像个活物。在家里行走有个狗儿跟着，在海上做大半天伴儿的，就是这只小船了，于是不叫它船儿，叫它得风而行的狗儿……”小朋友们读起来，既能知道了海边的小朋友是怎样放长线钓鱼的，又这么有趣好玩。连遣词用字也注意到了儿童特点，不说小船在海上飘游，而说‘跑’，且一颠一翘，像个活物，多么形象、好玩。《龙门秋千》篇写道：“胶东地方，过清明节，过端午节，都兴打秋千……小孩子随便，在大门口门框上、两棵树中间，吊上条绳儿就荡起来……有一种别样的秋千，叫‘龙门秋’……架龙门秋是男人的事……坐在小秋千上的全是年轻妇女……念念有词……”这样的民俗不正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吗，文中所讲的故事又对小读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其艺术感染力也就在潜移默化中了，完全达到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山曼先生的游记散文，也不乏民俗内容。随着旅游景点的不断开发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游记散文的创作引起众多作者的青睐，数量相当可观，质量好的却很少。不少人是翻阅一些资料写为观感，类似导游词，读来味同嚼蜡。山曼的游记散文与之不同，他不光写自然风景，更注重写人文风景。正像著名散文理论家林非所说：游记散文要“既能渲染出‘我眼中的风景’，又可以描摹出‘我心中的风景’……写出作家的精神色彩”，要写出作家游历时的思想上的深切感受。山曼的《南阳镇》篇写道：“……抬高了水位，南阳镇从此成了湖中的一个小岛……沿古运河河堤形成的狭长街道上，能够寻找到许多古老的事物……阴暗的铁匠铺里，用了几代的高大风箱上年年都贴上一副火红的对联。被炉烟熏得发黑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铁器……其中有二尺长的铁芟头。这东西镶在一根人头高的木杆上，一个强壮的男人挥起它来割草，立时便能造成所向披靡的形势……行船时，男人坐在舵楼里操作，女人……只偶尔注意擦肩而过的船只上有没有相熟的人，遇到了互相喊着……湖中人家多半是住在船上……白天在湖中使船打鱼，到夜晚众船聚在一起，灯火一片，就成了村庄，名叫船帮……”文中主要写湖民的生活习俗，件件都是趣闻，字里行间饱含着作家的感受和感情，既写出了眼中的风景，也写出了心中的风景，既给读者视觉层次的有形之美感，又给读者可感层次的能够感觉和体察的想象之美感，是游记体美文。山曼先生专事民俗学研究之后，仍然写了少量散文，是以民俗学研究的副产品出现的。他研究民俗学非常重视田野调查，着一身布衣背起帆布包，走乡串巷访风问俗，20余年如一日，走遍山东几乎每一个县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许多地方，除获得大量民俗资料外，还附带写了少量散文。他沿黄河采风，从河南省孟津县白鹤镇到山东省东营黄河入海口，常常步行，有时一天走六、七十里，几年时间拚搏，除完成《黄河民俗》巨著外，还附带写了5篇《走黄河手记》游记散文。他在《白鹤镇》篇记述了他住小店交上一位农民朋友的故事：“我向他请教许多编簸箕的知识，如何铺底，如何勒绳，如何收口，如何缠边，如何装木舌头……”十分有趣。《长堤之首》篇除描述了黄河两岸堤首外，还记述了北堤头曹坡村的大王庙：“每年九月有庙会，从9月14日起，众人就抬着庙中神像在周围四乡游行。庙前连日唱戏……”这五篇游记散文也是因了兼及民俗载体，使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充实，趣味性更加浓厚，艺术品位更为可观。

山曼先生所著《齐鲁乡语谭》一书，是一部民俗学术专著，对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句村言俗语，从语言知识、历史变迁、文化背景和乡风民俗等方面加以解读，一语一篇，共180篇，合编成册。这样的学术专著，他却是运用散文笔法饱蘸着感情的笔墨写就的，避免了学术著作常见的枯涩之症，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可以说同时也是一部散文集。《给个棒槌当了针儿》篇写道：“一个善于调弄人的家伙，有鼻子有眼地应许为一位老实巴脚的人办一件什么事情……”知心朋友说：“给你个棒槌当了针（真）……”《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篇，讲了黄河滩区由于汛期河道滚滩，村庄田地今年在河东明年在河西（黄河所谓“豆腐腰”为南北流向），先前滩区百姓受难的故事，说明这俗语的来历饱含着辛酸的历史。还有《放长线钓大鱼》、《鸡飞了蛋也打了》、《越着锅台上炕》、《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见兔子不放鹰》、《黑瞎子掰苞米》等180篇，有的讲个故事，有的讲个历史事件或历史沿革，有的讲文化背景或语言含意等等，内容丰硕，意义深远，知识渊博，妙趣连篇，是独创之作，创新之作。他写学术专著竟然摒弃了惯常采用的概念加辨析、逻辑和推理的写法，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又具有思索的深度、抒情的浓度，带来阅读快感，他追求的是论文的美文化。这不单单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心灵感悟的激活，是生命有感悟，是以心的眼睛探察的真实，是充载着作者自己体温和灵魂的美文华章。

山曼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民俗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散文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