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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早的中国

寻找最早的中国

2010-11-04 15:38 《中华遗产》2010年11月 
撰文/朱乃诚


山东省莒县出土祭祀酒器——大陶尊,距今约有4800年历史。

在这件陶器上刻画着一棵“高耸的树”的形象,被解读为取娱神灵的记号。

比照同一地方出土的另一件陶尊上的“ ”符号,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肇始,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证据。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只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的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其近乎完美的制作工艺,为中国东部的史前文化的原生性和先进性提供了证据。供图/山东省博物馆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中国考古学自启程起,就面临着暗流涌动的前方:中华文明究竟是西来的,还是原生的?三皇五帝能否用考古学来证明?“中国”这个概念又包含了什么内容?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先驱们为了理清这些线索做出了种种努力。关于中国史学的空前规模的学术大讨论是永远的进行时,同时也是世界上关注人群最多的历史学谜题。

  秦以前的所有历史,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传说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等,被统称为先秦史,中国文明的发端就在其中孕育。这段历史是华夏文明的根脉,却由于缺少详实的文字证据,而十分模糊。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与形成的时间。在这一点上传统历史学偏于向文献寻求依据,而考古学则更依靠实物的证据,不同的系统下的早期中国面貌如何?


  是古史,还是“故事”?

  中国有一套传统的古史系统,它用一系列成书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的古典文献为我们搭建了华夏文明最初的样貌。

  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一则非常幽默的“中国简史”:

  “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们怎么办?启说:我不让!桀说:好玩;汤说:造反有理;夏亡了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了;商亡了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干将说:我铸;专诸说:我舞;荆柯说:我刺;嬴政一躲:没刺着”

  莞尔一笑间,读它的人仿佛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回到了从前的历史中。

  这套讲述中国历史开端的古史系统并不是一天炼成的,它经过了历朝历代史家与文学家的转述与演绎,而且文字记录与口头传说杂糅,但它仍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一种信仰。

  但无论是古代史学家,还是现代史学家,他们其实都从未停止过对传世的宝贵文献的探索与发掘。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怎样诞生,在传统文献上的记载多有不同。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史书——《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讲起;而战国中期的著作《庄子》、《吕氏春秋》中,始出现“三皇五帝”的说法,但并没有指明三皇、五帝为何人。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有了黄帝的记载,但后来的刘歆和班固却都将伏羲氏作为历史的开端。到了三国时代,有一位史学家徐整,在他的著作《三五历纪》中,则认为盘古才是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似乎古文献成书的历史越晚,反而对中国远古历史的追述就越早。文献为主的传统古史系统可靠吗?

  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适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传入中国,“人类文明由演化而来”的观念开始影响国人对历史的看法,但是对以文献为主的传统古史造成真正破坏的还是“古史辨派”的兴起。“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它最终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也催生了近代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有多早,考古为证

  “古史辨派”的创始者及代表是胡适、顾颉刚和钱玄同。胡适早年曾留学于欧美,深受欧美影响。归国后,踏上祖国大地的第一句有影响的话就是:“东周之前无史!”意思就是中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东周之际,至于东周之前,都是不可相信的历史。

  顾颉刚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知识谱系,是“层累地”、“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演化、添加、拉长起来的。莫说盘古、女娲,连同《尚书》中的尧舜也都是不可信的。

  就在顾颉刚提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命题时,中国突然发生了几件大事。

  1921年10月,经过精心准备,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了历时35天的考古发掘。

  沉睡地下六七千年的古陶、骨器、石斧、石凿重见天日以后,被命名为“仰韶文化”遗存。现代考古学家可以透过这些物品,轻易地看出它们是农耕渔猎部落的财富。虽然当时的考古方法相当粗糙,但并不影响安特生做出一个简单的论证——中国远古曾经有一个灿烂的新石器时代。也是同一年,安特生还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遗址。

  到了30年代,考古学家李济对安阳殷墟全面发掘。至此中国考古学掀起了划时代的一页。

  疑古派将中国文明的起点定在东周,显然是错误的。考古学要告诉人们的是:中国历史的答案不在发黄的古书中,而是深埋在地下。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深藏在被称作新石器时代的岁月里。


  观点

  胡适和顾颉刚在面对考古学不断取得的辉煌成绩时,也开始修正他们的理论。胡适曾经这样说道:“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讲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于是,当时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共同趋向,即用考古学来填补疑古之后所留下的真空。文献学与考古学最终结合到了一起。

  与时俱进的新发现总会成为以往观点的试金石,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漫长而又曲折。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田野考古的发现一个跟着一个,可以说关于历史的每点“假设”,都可能被明天的发掘打破或者证实。同时,每个观点引发的争议又展示了探索“中国”有多么艰难……(撰文/朱乃诚 绘画/于继东 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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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早,考古为证”,考出来的当然相信,也许几年后再考出来会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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