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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园读书会】中国民间信仰专题(4.12)

【辽园读书会】中国民间信仰专题(4.12)

时间:2018年4月12日15:15—17:00
地点:博文楼214
与会:16级:冯姝婷
          17级:闫妍、王静文、杨乐乐、张丽丽、金丹妮、闫晓娇、王鹤铮

阅读书目: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杨庆堃。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马克思·韦伯。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

所提内容:《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
物质因素:1、中国城市从未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力或特权。
2、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拥有量的剧烈增长,无疑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相反倒是强化了它。
3、政府出于军事和财政目的而实行的小农经济管理和农业制度,使得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和小农民,从而缺乏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从而影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理性发展。
4、中国特有的氏族组织、村落的自治以及家长制法律结构,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从某种程度来看限制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5、和平化的统一帝国的建立,也抑制了国家行政和经济的合理化进展程度。因此,韦伯认为,以上物质因素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精神因素(儒、道教等宗教伦理)诞生的肥沃土壤,更是精神因素发展的保护伞。
精神因素:1、西方宗教改革。倡导勤劳节俭、入世苦行是新教徒的天职。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培养了一种孜孜不倦地以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为最高责任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原动力。
2、然而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建立在中国特色物质基础之上的宗教却缺乏一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换的特殊精神特制。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纯粹是一种入世伦理,要求人们适应现实,不断协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与欧美清教徒所主张的理性地支配世界相去甚远。儒家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一方面助长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另一方面阻碍了内在团体性格的养成,而这种团体性格恰恰是清教徒用以和世界抗争的自发的驱动力量。道教主张无为,在根本上引导人们超脱尘世,这就阻碍了人们到广阔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的发展。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国民间宗教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其总体意识倾向于实用性,但又并非用实用心理可以囊括。在宗法社会的法律力量无法深入到基层的年代,民间宗教信仰代表着普通民众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而且为他们的各种精神需要大开方便之门,具有精神上的慰藉与行为上的实用功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是对传统世俗生活的一种反动,是传统生活节奏中动的一面,是传统压抑生活的一个宣泄口。所谓“以娱神为借口,以娱人为目的”,即可见出庙会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一种精神需要,也使大众声色犬 马的欲求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其狂欢精神和全民的反规范性既是原始文化精神的遗存,“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被利用来冲击文明社会强加给人们的礼教桎梏”。即如作者所论:“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之下,理性活动,特别是被扭曲了的理性活动,需要非理性的活动加以调节,非理性的形式中可以潜涵着一种理性的目的。”庙会所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目的。历代统治阶级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想对民间宗教加以利用,通过消纳整合使之成为一种愚弄大众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则对其抱有高度的戒备心理,而且一旦它与儒家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还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所以在事实上民间宗教就形成了一种禁而不止以至无法禁止的局面,其结果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民间宗教)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这一静一动,一平常一非常,正是我们的生活节奏。”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1、正如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一样,杨庆堃所要阐释的是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也就是试图从组织、结构等众多的社会制度化因素中对宗教的功能进行一次本土化的阐释。这一点如同作者在该书的导论中指出的一样“旨在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的功能以及用以表述的结构形式。”着重探讨了宗教在其所依附的家庭、社会和经济群体、村落乃至国家等社会实体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了宗数的社会意义。
2、作者以社会整体和社会结构为宗教功能的本土化释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和研究的视野,整本书都围绕宗教的社会意义展开。除此之外,作者还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儒教本质的论述,认为儒教必须借助超自然神力的许可和授权才能形成传统。二是分辨了“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的差别,并指出传统的中国宗教多属于普化的宗教,亦即宗教信仰与仪式多混合于生活习俗之中。
3、吸收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认为,儒教对巫术的态度如基督徒、清教徒一样怀疑巫术的真实性"。杨庆堃在深入考察儒教与中国社会和传统的关系之后,得出了与韦伯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对天地观和命运观的信仰,以占卜作为补充手段、与阴阳和五行学说理论的紧密关系,将祭祀和祖先崇拜的推崇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以及对精神现象缺乏不可知论和理性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儒家学说的重要方面。”因此,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和五行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包含有诸多非理性的因素,惟其如此,儒家思想才能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理论独自在世俗化的传统社会氛围中站稳脚跟。这些结论都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组织和结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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