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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的黄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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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的黄金之路

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青年科学家网络本月又有聚会,此次的议题是“科学家的成长之路”,在邀请信中倡议者写道:

“学术是一条充满了风险的道路。学者除了怀有对科研的一腔热诚之外,还须具备其他的种种专业本领,例如对教学法的掌握、社交以及经营管理能力。“Career(事业升迁)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Carrus,意思是“车”,本身就包含有移动性,是指按照一定的“轨迹”尽可能快地往上走。具备一些特定的社会条件,将会有利于进入这一轨道并获得成功。一些统计数据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德国高校的女性学生的比例占51,9%,略微超过男性,然而在C4/W3级教授(教授中的最高级)中女性却只占13,3%。社会阶层在大学入学时便已显示出了差别:只有15%的大学生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外国移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只占总数的11%。近年来各大高校都推出了不同的政策帮助和扶持青年学者走上升迁之路。问题是,什么样的“轨迹”才是最佳、才能算是“国王之路”?州际和不同的专业之间在这方面有何差别?普遍性的范式想象、真实的人生经历和青年学者的职业期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吻合?”
            
这次分配给本人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学者的‘正常’的事业之途”。因本人出国已久,对国内学界的情况已不甚熟悉,故发此帖,请大家帮忙提供答案。
附件:

1  [时间:2010-10-11 23:55]

[ 本帖最后由 王霄冰 于 2010-10-12 04: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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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的黄金之路

为和德国做一比较,特将德国学者的“黄金之路”做一简单总结:

在德国做个成功学者的唯一标准,是什么时候能拿到大学的教椅,即当上教授。德国虽然也有科学院一类的机构,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做编辑工作或杂务的居多,高级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均来自大学,属兼职。马普(Max-Planck)研究所例外,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但马普所的所长们大多数也都兼任大学教授,因为所长的任期有时间限制,他们退职后也得去大学任教。

德国的中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大学(男的此前需服军役一年或以担当社会志愿者来代替)。在教改之前,文科各学科都要一气读到硕士(没有学士学位)。硕士期间可选两个主专业(如地理学+民族学,或日耳曼语文学+对外德语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也可选一个主专业两个副专业(如汉学+哲学和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专业搭配全看个人兴趣,不一定非得有内在的逻辑性。硕士毕业后,如果想要在学术界发展的,就必须攻读博士。一般都选读硕士时的主专业,但也可有攻读副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在前面一种情况下不用另外修课,直接写博士论文就行,后者则要补修一些课程。博士论文也可以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在读博期间,一般都会参与博导的一些研究项目,有些受教授欣赏的,这时就可以得到助理教授的位置。助理教授可以干6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可以延续干几年。再接着做教授资格论文(即博士论文之外的第二本书),之后便可去别的大学申请教授位置。如果一个人20岁上大学,26岁拿到硕士学位,30岁拿到博士学位,35岁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其后或是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或是拿了国家的科研基金到国外去云游,等到40岁左右拿到正式的教授职位,这便是最顺利的“国王之路”了。但像这样的例子,在我的熟人圈子里至今只见到过一个。其他的都是磕磕绊绊,不是在这个环节就是在那个环节出了差错。

首先是在德国学界没有中国那么多的就业机会,一般一个教授手下只有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一干就是许多年。如果你自己的博导手下没有空位,博士毕业后就得到别的教授那里申请位置。但成功率比较低,除非你是某个领域中特别出类拔萃的,而对方又正好需要这么一个人。大部分人为了留在学术界,在博士毕业后就去申请科研基金,在自己的或别的教授手下做课题。这样就有可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兴趣去研究,而要帮“老板”做事。

其次是有人即便拿到了助理教授的位置,但因为工作负担重、家庭拖累等原因,不能如期地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有的即便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却因为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不高,结果在申请教授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最后助理教授期满,也只好空手而去。

德国的教授职位,都是公开招聘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申请者都能得到均等的机会。申请递交后的第一轮资格审查,主要看申请者是否有博士学位,是否已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是否有足够的文章等。招聘委员会由本专业和相邻学科的教授,本专业的助理教授、秘书和学生等组成。他们在一起挑选出5名左右的候选人,发邀请请他们来面试。
面试的内容主要是一场自选题的讲座,和众人的当场提问。委员会根据其表现进行打分,在5个人中排出名次。最后提交校长审批,校长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排列前三名的申请者中选出一个作为最后的当选人。

这些看似流水作业似的过程,其中却有不少的玄机,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可能导致最后的失败或成功。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它们往往不取决于一个人的临场表演,而是他/她平日在学术和社会关系上的资本积累。这些资本包括:
-        几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最好是在知名杂志发表。
-        出版博士论文之外的第二本书,即教授资格论文。
-        积累一些教学经验。如果有教授资格,就可以在大学里给学生们开讲座课,也有资格指导硕士和博士论文。但这些大多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
-        建立自己的学术网络。
为了做到以上几点,除了靠自己的天赋之外,关键是要有人引路,此外还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家庭环境。有父母的经济支持当然最好,家庭不会拖累你的发展也很至关重要。假如一个学者在30岁拿到博士学位,在40多岁(有的甚至要等到将近50岁)最终当上教授,中间有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都是在东奔西走,过着奥德赛般的流浪生活。这期间要是配偶不理解,或者家里有小孩离不开,那就比较麻烦了。不少学者迟迟不要小孩,或者中年离婚,也都是因为这个因素。

以上是我临时所想到的。不过写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为了求告中国学者的“黄金之路”,以便我前去比勒菲尔德交差。还请各位不吝赐教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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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请那些已经顺利进入教授和博导的大侠们发言吧,我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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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楼上支持!不过只怕大侠们不肯轻易地透露成功秘诀吧?其实不一定大侠,“小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谈谈啊。有时候旁观者清,说不定大侠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踏上红地毯的,反而是他们的同事或学生,在边上看得更清楚些吧。
包括“在路上”的知遥兄,可以透露一下自己的过往之路和未来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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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

走上黄金道自古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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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这样说

我想我的报告是否可以这样开头:

中国的制度和德国有所不同。
首先,中国的大学数量比较多,而且教授的数量也比较多。这大概因为大学教授在德国是国家官员(Beamte)编制,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从州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工资不算很高,但和其他公务员一样能享受终生的保障,所以在人数上就养不起太多。即便学生的数量猛增,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授的位置不可能随便增加。教授手下的工作人员的位置,也是根据上任时和大学交涉的结果,争到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没有增加的可能性。而中国则和美国一样,教授由各大学自己聘用和管理,如果大学本身的经济状况好,学生的数量增加,就可以多设学科和教授的位置。一个研究所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
其次,在中国,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仍实行终生制。近年来劳务制度改革,才出现了很多的“合同工”,也就是高校的所谓B系列。终生制的好处是可以按部就班地往上走,毕业后先做助教,再升讲师,然后是副教授和教授,如果升到哪一层次不想再上了,也可以做一辈子的讲师或副教授。德国因为近年来将教授以下岗位的全部由A系列改至B系列,大家都是合同工,在同一个岗位最多能干6年,此后合同不可再续。所以逼得拿中层岗位的科研和教学人员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东奔西走。
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中国学者的“黄金路”应该是在同一所大学直线上升的道路吧?选一个好的导师攻博,毕业后留校任教,做导师的助手,将来接导师的班,成为这个专业的骨干?一路有人护送、青云直上。但听说近年来国内也忌讳“近亲繁殖”,而且在同一师门内难免也会有激烈的竞争,等等,或许是影响这种黄金道路的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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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教授”可能还有些含金量,如今……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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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10-13 17:51 发表
一个研究所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 ...
好象不是这样。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数量是由学校核定的。中国人一般叫做“编制”。
而学校教师的总人数又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门核定的,也叫“编制”。国家的教育经费是根据这个“编制”下划的。
也就是说,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核定了一个学校的总编制,在该总编制下,学校自己将之分配到各系科,各系科又根据学校给的总编制,再细分到各专业。

教授名额也是有定额的,比如学校下划给中文系20个教授名额,系里再把这20个教授名额具体分配到各专业。
如果研究所或实体系想要增加总的教授名额,得一层层向上申请。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名额全满了,近几年因为没有人退休,所以就不评职称了。大家原地踏步。
什么时候退一个,下面就能够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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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施老师说的,学术之路并不全是铺满黄金的。编制、名额制约着学者的升迁途径。不过,好像北师大好一点吧,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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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李晓婧 于 2010-10-14 16:34 发表
按照施老师说的,学术之路并不全是铺满黄金的。编制、名额制约着学者的升迁途径。不过,好像北师大好一点吧,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教授了。
所以说,得感谢钟先生的英明伟大,当年创下这么大一个基业,为民俗学争得了一个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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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楼上指教

看来中国的编制也是很严格的,这和德国差不多。德国的教授65岁退休,如果一个人45岁当上教授,就可以连续干20年。
这20年中,他/她可能会培养成10-20个博士,就算其中的一个特别幸运,能接导师的班,剩下的9-19个可又往哪里去呢?
特别是近年来德国大学为节省开支都在缩减位置,一个教授退休后学院里所有的其他专业都虎视眈眈,想把这个位置取消掉(免得自己的专业将来受损),或者抢夺过来。所以就那一个幸运儿,也不一定就能平安到达目的地。
中国的情况比德国稍好一些的是,近年来各大学各专业都有扩张之势,位置在逐渐增多,所以才不会有德国大学的那种恐慌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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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不一定吧?十年前的教授们可能大多数都不懂外语,今天的教授们一般都能用一门外语看看外文书吧,十年前的教授们写文章也许不用加太多脚注,今天的教授们写文章都知道用脚注、并标明参考资料,这些不都是进步?
引用:
原帖由 英古阿格 于 2010-10-13 21:59 发表
十年前的“教授”可能还有些含金量,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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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霄冰老师的报告内容很感兴趣,我们这些还没有上路的预备准学者一定可以从中受益的。
仔细读了上面各位老师的帖子,我认为可以分析几个中国学者的学术道路,那样可以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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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学校的杨利慧老师就很有代表性。
http://www.chinese.bnu.edu.cn/szdw/szdwinfo.aspx?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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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
个人简历:
1988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1年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民俗学专业),
199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民俗学专业),
1996年北师大中文系博士后出站留校工作至今。
2000——2001年,于美国印地安纳大学(Bloomington)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访问进修。
主要研究方向:
神话学、民间叙事学、民间文学基本理论、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方法

曾经担任的社会工作:
1996年8月迄今,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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