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中华节日名典·序》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3-16 10:08:41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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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中华节日名典·序》

 【按语】中央民族大学李耀宗教授的大著《中华节日名典》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为《名典》所作序言,冒昧刊行于此,请方家指正。

耀宗先生的《中华节日名典》书稿置于我的案头,纵观要目,“三千架构”,百万余言,兼收并蓄经久流传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咸尊一统”之节日;又定“科学性、全面性、文献性、实用性”为编纂原则并“力穷编纂者经年田野调查,案头搜索之节日资料”完卷成书。再看条目的设定和释文,文献、文本与田野兼顾,穷蒐细研,充分体现出编纂者的时空观念与治学精神,令我钦佩。细读洋洋大观之《中华节日名典》,一种历史的穿越感与时空延续感油然而生。使我们对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视野大为扩展。从各地区、各民族的视角,博览中国节日文化,产生另一番感受。在目前众多的节日文化研究著作中,从节日志的角度讲,《中华节日名典》堪称是一部中华节日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节日文化兼及各地区、各民族应是题中之义。但将56个民族的节日文化汇总起来,兼及汉族少数民族历法及节日的源流变化,谈何容易。耀宗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不但做到了,而且用心梳理,巧妙编排,将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文化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中华节日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同时体验到各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中华节日文化延续数千年,已是各民族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众创造节日文化的目的,除了满足期望之外,更多的是为了享受节日文化带来的愉悦。有了节日文化,生活充满了历史感、真实感和情趣感。多样的文化选择也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兴趣盎然。节日文化是各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节日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华节日名典》的编纂除其实用性外,也是留住历史、留住记忆的一大壮举。

节日文化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中华节日文化的研究中,关于中国节日文化的历史流变,学者们将其分为先秦的萌芽期,秦汉的定型期,魏晋南北朝的融合期,唐宋的高峰期和明清的稳定期,这种节日文化的断代研究不是没有道理。这是节日文化的大传统,说明中华节日文化源流生生不息,始之远古,惠及现代。而具体到每个节日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又是在自己的小传统里进行的。这就使各种节日文化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节日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时令变化与自然、生产、生活的关系,并给这种关系赋予丰富的人文色彩时,节日文化才得到不断的演进。而这种人文色彩又是以信仰作为载体的,信仰是节日文化的灵魂。

中国的节日文化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本来所谓的历法只是时令的划分,当其被赋予人文观念时,它已不是时令这一简单的时空存在,而是具有了实质内容,具有了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由信仰观念支撑的。在节日文化中所谓的人文色彩,主要是指节日文化所包含的信仰因素。没有信仰的节日文化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可能得到发展。这为每个传统节日的形成、发展所证明。有了信仰才会有无限的遐想和创造,才有了节日文化的诸多仪式,诸多的节物(也可称为道具)制作、使用以及文化空间的形成(如祭祀场所、庙会等)。就如我们看到了巍峨的庙宇,菩萨的金身,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是创造不出如此辉煌的文化景观的。节日文化的丰富多彩,也是信仰的力量叠加上去的。要知道节日文化既是一种仪式文化,又是年中行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中华节日名典》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汉族节日还是少数民族的节日,都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异彩丰呈的仪式。人们将愿望祈求、伦理道德等观念通过节日仪式和丰富多彩的节物使用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节日文化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从一年四季形式多样的节日文化仪式中,从这一仪式表达的文化内涵中,满足人们的希望和诉求,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并获得极其宝贵的人生哲理和社会知识。《中华节日名典》录入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包括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由历史地缘构架组成的中国各民族的节日文化,是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中华节日文化是大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创造之结晶。一部节日文化史是社会生活史的生动体现。关于节日文化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取得各民族的认同,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汉族历法,民间素有“四时八节”之说。“四时”指春、夏、秋、冬,“八节”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泛指一年中的各个节气。具体到节日,代表性的八节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等。而就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而言,又有自己的传统。这和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环境、气候环境及其历史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民族节日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华节日名典》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关系时,既以汉族农历历法为基础,按照年月日、二十四节气进行排列;又关照了少数民族历法以及不同地区和民族曾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物候历,同样用时序排比的方法,希图将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节期、节日生活习俗囊括殆尽。这在以往的节日志编纂中是少见的,具有独创性。如上编“农历节期”的正月,从初一日到30日,每天都有相应的节期和习俗。以春节初一日为例,既有汉族各地区的春节习俗,又有少数民族的春节习俗,总共有70多个与春节相关的节期。加上互见条,有100多个节期。这就是说,春节大年初一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许多地区和民族都在过春节。其中少数民族的春节别具一格,它们的节期有自己的独特的名称、历史解说和源流分布。这对了解汉民族春节与少数民族春节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华节日名典》还告诉我们,农历正月的每一天,几乎都有相应的民间节期,都有丰富多彩的节日仪式。有人说中国人每天都在过节,一点不假。按照农历年月日排序,一年365天,除少数日子外,几乎每天都有节期。这在世界各国节日文化中是少有的,只有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有如此壮丽的文化景观。

《中华节日名典》以宏大的篇幅,录入各地区、各民族节日词条3000多个,每一条目释文,展现多彩的节日文化内涵,通过这一时空隧道,让我们领略多民族节日文化的风采。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的“农历节期”从正月到腊月,逐日录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其中包括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节期。中编“非农历节期”包括诸多的历法条呈,如公历、太阳历、彝族历、伊斯兰历(回回历)、哈萨克族历、藏族历、傣族历、白族历(集圣历)、水族历、苗族历、佤族历、傈僳族历、独龙族历、普米族历、基诺族历、鄂伦春族历、侗族历、苦聪族历等。其中许多民族的历法大家会感到陌生,而有些民族的历法则比较完备,也为大家所熟知。如伊斯兰历(回回历)、藏族历、傣族历等,这些历法使用范围较广。信仰伊斯兰教的众多民族,均按照伊斯兰历法安排节日和节期。元代在年节之前的冬至日,有回回太史向宫廷进献伊斯兰教历书的仪式。元·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载:“是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回回太史进历,又进画历。后市中即有卖新历者。”这是因为元代所谓的色目人(回回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信奉小乘佛教的许多民族遵循傣族历过节。藏历在藏民族生活中的影响所及,不同的藏区按照藏历过节。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华节日名典》收入许多民族使用十月历,过十月年的词条,即以农历十月或十一月作为岁首安排节期。这和中国农历的建寅之月(农历正月)为岁首截然不同。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哈尼族、彝族、水族、傈僳族、普米族等民族都过十月年。年节日期的确定通过占卜和干支推算。这种文化现象是十分古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周代就是以阴历的十一月作为岁首。冬至被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而复始既是说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便以冬至为元旦了,周代只是延续了旧俗。确定每年的十一月为岁首,视“冬至”为一年的开始,是古老的传统。后来的冬至大如年便由此而来。考察西南民族的十月太阳历和十月年习俗,不难发现也是和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有关。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十月历”的文化史意义。

《中华节日名典》的下编为“四季物候生产节期”。分春夏秋冬四季节期,同时依据物候变化,生产实践确定节期。物候历曾经是许多民族使用过的简单的天文知识。犹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草青一次为一年或月圆十二次为一年一样,以物候的变化判断时序的变化。同样春夏秋冬的确定,也以物候的变化为依据。如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雪融化的季节叫春天(额鲁开依),青草长出的季节叫夏天(昭内),草木干枯的季节叫秋天(保缘),雪落季节叫冬天(托)。一年中十二个月的确定也按照物候变化。云南的独龙族根据物候变化,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此安排农事和其他生产活动。在《中华节日名典》中收录了大量的各民族以物候确定的节日,表现出浓厚的节日民俗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根据节令、物候的变化安排节日、节期是世界各国在通行历法建立之前普遍的做法。在中国无论是汉族的节日、节期还是少数民族的节日节期,都安排在农闲季节,本身就是以物候变化为依据的。汉族的二十四节气中的七十二候之说,就是根据物候的变化,细化二十四节气,帮助人们掌握农时,安排农事。可见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根据物候变化安排节日、节期的习俗,这也是农业民族的普遍认知。

《中华节日名典》所录条目三千有余,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多民族性、多元性和丰富性特征。编纂者以“科学性、全面性、文献性、实用性”为编纂宗旨,在多年田野调查,案头搜索基础上成就了这部集大成之作,值得庆贺。耀宗先生治学向来有一种韧劲,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死磕”精神。他虽已年迈古稀,还有如此精神,以个人之力,穷搜细研,条分缕析,编就是书。没有对民俗文化的执着奉献精神,没有坚韧的治学定力,是很难做到的。我和耀宗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共事多年,深知他的这一精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是开荒之作。在“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荒疏的环境下,着手编纂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艺术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难度可想而知。在他的主持下,动员了全国的编写力量。参加这一词典编辑的有40多个民族的400多位艺术家、作家、学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编纂并于1991年付梓出版。之后又参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任副主编(主编马学良)历时20多年,圆满完成任务。期间我与耀宗一起担当编务,深知其中的甘苦。可见韧劲、死磕精神对于学问是多么重要。

《中华节日名典》将要出版,基于同事兼朋友的信任,耀宗先生要我为《中华节日名典》作序,于是写了如上的话,算是感言,算是多年来合作共事的珍贵纪念。

                                             陶立璠   丙申(2016)岁冬月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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