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意指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8-07 15:56:17 / 个人分类:视觉人类学

 


 

邓启耀

 

摘要空间之象,包括自然物象和人为构建的空间意象,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和表述方式,它们成为古代自然科学、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俗等共同关注和演绎的内容。本文结合神话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的一些实例,从视觉人类学角度讨论天文观象与星相,地理脉象和舆图,以及其他空间意指行为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空间 意指 视觉人类学

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510275

 

所谓空间的意指,就是对自然空间赋予精神和文化意义,或将现成自然物象置于某种特定场域中,通过新的人为“编码”而赋予视觉形式之所指意义,从而使可见的自然空间具有文化的内涵,并让不可见的心理之象呈现,形成特定的能指符号,如天文观象及其意蕴玄迷的星相,地理脉象及其风水感应的舆图等。另外,利用某些现成物象建构具有精神性人文性意义的空间,也是一种空间意指的文化行为,它们包括在自然空间营造的文化空间,在世俗空间幻化的神圣空间,此世空间通连的彼世空间,等等。

在古代中国的观念形态和文化传统中,天象与地脉可以感应人事,空间能够影响时间,所以,天地之象关系如何,空间怎样建构,成为古代中国最为复杂玄秘的跨学科理论和应用技术。基于直观性形象性较强的认知和思维习惯,这一切又往往以具象化视觉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成为视觉人类学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一、天文观象与星相

 

“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是哲学家康德认为人需永远敬畏的两样东西。[1]

为什么是星空?

因为这是一个超越于有限存在的无限空间。日升月幻,星光灿烂,无不引人仰望天空。面对如此浩渺的空间,远古人类看到的,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天空,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时空背景的人们所认知和表述的,却不一定是同样的天空。

从神话学文献看,不同群体看到的天空和表述的天象,在世界各民族遗留的古神话中,的确具有许多差异。古希腊神话把太阳想象为驾着马车周天巡游的英俊少年,月亮因有圆缺并与女人月事相关而多被视为大母神和丰产女神,[2]满天星星,则被以点连线形象化为类似金牛、白羊、狮子、巨蟹、天蝎、射手(人马)、双鱼、双子、处女、摩羯、水瓶、天秤这样人兽杂揉的星座。古埃及神话的太阳是一个浮在水面上闪闪发光的蛋,它生出智慧的月神,生出风和雨,风和雨再变成星星。古巴比伦神话的苍穹是巨龙遗体所变,而日月星辰则为屠龙的英雄创造的。[3]古中国神话的天地日月从混沌化生,太阳是三只脚的金乌,月亮是蟾蜍或玉兔,各种星宿亦有相应的形象和严格的位序。星空与空间的划分,时间的切割有直接关系。比如,对日月星辰高悬的苍穹如何划分四时八节?中国传统历算将其拟人化或神格化:日为鸟,立柱测日影,再按晷影方位分配节令之神,是从伏羲开始的纪时模式。出于立杆测影的太皞伏羲氏,是夏至日上中天的太阳神,他居中,他的后人亦此。《左传》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乌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4]神话考古学家陆思贤释,伏羲族群上观天象,观象授时,确定历法,以鸟为纪:“凤鸟氏历正”,是树立于地平晷上的中心柱,象征太阳之主体,以此测日影,再确定各司方位和职责。“玄乌氏司分”,即春分与秋分,“伯赵氏司至”,即夏至与冬至,简称“二分二至”。在立杆测影中,春分与秋分的日出之景(即晷影)与日落之景,与立杆在一条东西横线上,此为玄乌氏所司。到了夏至日或冬至日,晷影联接日出之景与日落之景的端点,得正东西横线,取横线的中点与立杆作联线,得立杆两侧的正南北线,此为伯赵氏所司。“青鸟氏司启”,指上半年的立春与立夏,“丹鸟氏司闭”,指下半年的立秋、立冬,简称“四立”,因光影复杂而在晷影划分上又有诸多讲究。古人把天象与地平日晷作十二等分,以求四时八节的对应位置,故《楚辞·天问》有问:“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5]问的就是十二分法是如何起源的。[6]怒族祭天祭辞述:“太初的时候……会创造三星的神,会创造日月的神,会创造飞禽走兽的神,造就万物的神。”[7]在传统信仰民间传说中,战神太白星、文神魁星、爱神牛郎织女星等,被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星空似为人间及其世界秩序的投影,与人事及其社会结构具有同构关系。神话学提供的大量资料表明,古人仰望的天空,不是一个纯自然的物理性天空,而是投射着许多人文的和心理幻象的天空。世界许多文明古国流传的有关天体或天象的创世神话,是在一种物我混一、万物有形和有灵的认知基础上,对宇宙起源、日月形成、万物化生的形象化猜想。这些猜想,闪耀着文明之初人类关于天文的科学、宗教与哲学等的思想光华

从考古学资料看,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视觉文化遗产,是一些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排列的巨石阵。它们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著名者如埃及垒石建筑金字塔、亚洲大石墓、英国环状列石等祭祀性巨石建筑。[8]这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堆筑的巨石建筑,从其造型特征看,显然不是用于居住等日常实用目的。有学者研究说它可能是祭坛、天文观象台或宇宙模型,因为在某一特殊的时间,日月星辰之光会对这些建筑做神奇的投射。类似例子在古埃及的金字塔、古中国的某些建筑中,都有许多与奇异天象相对应的说辞。比如埃及金字塔、英国环状列石和爱尔兰被称为“神秘太阳之穴”的古墓,都有在某个罕见的时刻,阳光或星光会透过某个窟窿或石缝,照在特定神圣位置的说法。[9]在中国,这样天人感应的案例更多:京城的天坛地坛,对应的是“天圆地方”的空间假想;边城昆明的金马碧鸡牌坊,传说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某时,日光和月光会把两座牌坊影子叠合,俗称“金碧交辉”;云南巍山巍宝山清代道观长春洞主殿中央的一个圆形窗口,道长说在一年的某时,阳光会从这个窗口投射到主神胸前的镜上,而镜子反射的光如照在虔诚香客的头顶,则为大吉。

从天文学传统看,中国的天文学和星相学具有许多关联性。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各有七宿,按方位及季节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相联系,另有以北斗丛星为中心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凶杀之星“地煞”。中国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被考察者认为是几千年前的星象图。岩画分为四组:A组为以鸟喙人面纹为主的太阳神群像,B组为以星象与变型鸟纹为主的鸟历星象图,C组为以星座与人面纹为主的天顶图,另有三块大石,也刻有星象,是表示支撑鸟历星象图的天柱。[10]有人用天文考古学将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构型与天文形似的星官对位进行比对,发现岩画核心构型脱胎于南宫朱雀,有着较为清晰的天文形似,认为这是一幅以赤道为中心的天文全图。而且,由岁差所导致的春分点位移现象,对岩画刻符形似及位置关系带来了影响。[11]西南彝族的向天坟,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它们是人们关于宇宙结构的想象性模型,和彝族十月太阳历有直接关系。[12]

从人类学民俗学田野考察看,不同族群对天文之象的观察,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迁徙的部落必须具有根据星空正确定位行进方向的能力,牧民需要观星看云以预测风暴雨雪,农民关于天象与物候的观察,更是和他们的农事节令连为一体。这种源于上古“四时之祀”的风习,积淀为深厚的民俗传统。比如,关于祀日之俗,四时皆有:春阳之祀有云南鹤庆白族、彝族春分的“赛会”“献日”;夏阳之祀有拉祜族立夏祭太阳神庙、傈僳等族端午以三山托祀“端阳”;秋阳之祀以立秋日或中秋节较为普遍,且与刚收的五谷瓜果尝新结合在一起;春阳之祀在冬月十九日“太阳星君”诞辰的“太阳会”,各族信众用素食祭祀太阳。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俗中,对天及其有关天体(如日、月、星等)、天象(风、雨、雷、云等)的崇拜也很多样,由此而沿袭成节日祭会的也不在少数。有的直接以祭祀天地日月的形式出现,有的已神化为或依托在某种神灵名下,有的则虽名为祭自然神灵,实际已蜕变或转化为另外的内涵了。如独龙、怒、佤、基诺、哈尼等民族的剽牛祭天;彝族腊月或开年首日的祭天,“跳六月”祭典中带面具扮“天公”和“地母”;景颇族每年破土播种、撒谷或谷出穗时,都要用猪、牛和鸡作祭,敬献主司农作物丰收的天鬼“省腊”;德昂族七月谷物将熟时祭天,祭祀的酒和鸡血向天喷洒,并把鸡向上抛去,请天神享用。纳西族俗话说:“纳西祭天大”,每当连连下雨田里庄稼被淹时,村民就要请老东巴去神山顶大山祭天(他们叫“顶天”),祭天时烧堆大火,上面放些青枝捂出浓烟,老东巴口念祭词,其余人吹牛角,敲铜锣(在现代敲脸盆也可以)。他们告诉我们说,每次祭过以后天就晴了,很灵。所以“文化革命”中什么都打倒,但“顶天”不能打倒,因为生产要靠它。

彝族星回节(俗称“火把节”)祭星的真正原因,与历法关系更为直接。彝族曾使用过一种古老的历法,它以北斗星为标志。北斗星斗柄上指时,过最热节令的星回节(即农历六月的火把节);北斗星斗柄下指时,过最冷节令的星回节(相当于农历十二月)。每五个月有一个星回节,正好把一年分为阴阳两半。这种以星回斗转作为节令和节日依据的历法,与中国上古夏民族的《夏小正》和西北民族的古老历法,具有相同的性质。在彝文古籍《星月历》中,则是以二十八星宿和月亮相遇之夜来记日的。二十八星宿中,以“鸡窝星”(汉名昴星)为准绳,它把月亮相遇之夜叫“拖节日”。因为整个五月都看不见二十八宿,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它们才出现,所以彝族称之为“星回于天”,要过星回节,以祝吉祥。云南富民县彝族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凌晨要杀羊祭星,称为“杀星羊”。杀羊的场地四周插上草果树、青㭎栎树、马桑树和青松等树,铺上秧草,焚香烧纸。据说,一个学问高深的毕摩做道场时插的树枝,就是一幅能与星空对应的星图。[13]哈尼族的祭星则与人的生死祸福相联系。哈尼族认为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人命是对应的,星光灿烂则人运亨达,星星流殒必然人寿夭折。流行最广的七月七乞巧节,女性以瓜果祭祀星神(织女星或魁星神),然后齐坐一起,或对月穿针,比赛眼力,或以针浮水,觇人巧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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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正月十五过“目脑节”,“木脑柱”上日月图形,必不可少;头戴羽冠的祭司董萨手持长刀,在前面开路,带领族人,按照“木脑柱”上的回旋纹回旋行进舞蹈,象征性地回到祖地和过去的时代。祭司头上的羽冠和手中的长刀,意味着他们有回到过去的神秘力量。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县,19922001,邓启耀摄

 

对天文之象的观察,在具有“天人合一”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发展成为与信仰、政治和哲学密切相关的学问,认为天象与人事可以互相感应。《周易·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能观天文之象者,是兼具天文学家、政治谋士、巫师或卜者等几种身份的人,他们观天象和占星发布的预言,成为社会舆情的风向标。如《黄帝占》谈星相:两河星欲明,大小如其故,则天下安宁,四夷来朝;其星不明,若动摇不于其常,则边兵大动,交侵中国,人主有忧。”“日月五星行不出天道间,必有不道之臣;一曰必有道不通。《石氏赞》曰:两河六星,知逆邪。[15]在这种社会里,星相学时而成为安邦立国之本,星相和舆图出现在国书、方志的开篇;时而成为朝廷查禁的异端邪说,术书被焚,通此术者遭通缉诛杀。

 

二、地理脉象和舆图

 

在没有飞行器之前,人是很难俯瞰大地的。最多爬上高树,登临极峰而览。但爬树登山的视觉经验,已经使常规的平视改变为一定程度的俯视,进而使从平视到俯视获得的视觉感知在一定的移位联觉中,通过想象性投射或反观整合能力,把对所居之地一个个局部环境的有限观察拼接重构,得到更大范围的空间认知,并把这种认知符号化。

已知的古代地图或地理空间示意图,有巴比伦泥版世界地图、意大利岩画、中国河洛图书、山海经等。云南沧源岩画村落图,以鸟瞰视角,描绘了某一人群聚居地的道路、村落范围、建筑格局等情况,这也许可以看作中国绘制年代较早(约30003300年前)的地图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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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沧源岩画村落全图。原图见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五号西汉墓中,出土了用麻纸绘制的地图残片,纸质薄而软,纸面光滑平整。图上有用细黑线条绘制的山脉、河流、道路等图形。年代为文帝、景帝(公元前179141)之时。[16]另据《中华读书报》报道,200652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首次大型古籍珍品展,其中近1/3为首度公开展示的国宝级珍品。引人注目的是《四库全书》底本、宋元明清雕印的大藏经、部分敦煌遗书和舆图等。馆长特别强调,这次共展出的舆图,其中包括气势恢弘的《福建舆图》和大幅舆图作品《避暑山庄全图》、《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等近30件,这在历次国内外展览中是绝无仅有的。[17]

舆图是中国古代地图,亦可泛指疆域。“舆”为车座,承载物体,如大地之载物,所以古人把地图叫舆图,地理学叫舆地学。舆图的绘制与中国山水画相似,见山画山,见水画水,形象直观,是中国古地图绘制的传统手法。

在中国各朝的国家文献和各地的地方文献中,以线描、彩绘甚至雕版套色彩印的各种舆图,多不胜数。如“禹贡地域图”、“天下总舆图”、“大明舆图”、“大清舆图”、“边防图”、“万国图”等,它们既是朝廷对所辖疆域的地理描述,也是“我族”区隔“他者”的分界标识;是古人对自己所居环境的直观把握,也是浸透意识形态色彩的空间想象。

按照《山海经》对中国地理的描述,在这个按天圆地方概念描绘的大地上,居于万国之的,是“中原”或中国,按此一点四方模式,由近及远推出去的海外,是处于边地群山或汪洋的域外方国和异种化的蛮夷。这种基于自我中心意识的对于王土之外世界空间和族群的认知,是一种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其本质是与西方中心论的性质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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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地图的“中国”之观

http://hi.baidu.com/f_ckgod/album/item/20ee68454eb68f7e500ffe04.html

 

不同族群对“中心”有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一般是以自我为轴心的。在藏传佛教中,严格按照固定象征性图形堆塑的“曼陀罗”(坛城),被视为佛教密宗修持能量的中心,宇宙的模型。我们在西藏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考察时,主殿一间神秘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用石块和泥土修筑的圆盘模型“坛城”。这里是整个遗址中唯一不让参观的地方,里面藏着古格王朝的地图,四壁的壁画是古格壁画的精品。遗址的藏族守护人普布认定,那是世界的肚脐,打开这扇门,便是宇宙的中心。在他看来,我们考察队的出发地昆明和北京,只是遥远东边的几个地方;连美国,也不过是西边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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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格王国遗址最高位置的红庙。西藏阿里扎达县,1996,邓启耀摄

这间密室中的坛城,据说是世界之脐。西藏阿里扎达县,1996,张学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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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王国遗址守护人普布为我们画的坛城示意图。西藏阿里扎达县,1996

 

从空间关系看,虽然中国区域体系的划分相当早,但地域和族群界线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或以地区取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的试验场。而在传统的空间结构关系中,中国即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族群是主流族群之外的蛮夷,他们所居之地是帝国版图上所指的边疆。这种一点四方的空间结构观念,按费孝通所说之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关系推衍至海外,最终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时间关系上看,传统和社会空间一样,既是一个变化、流动或建构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回溯、维护和整合的认同过程。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几个传统,一个是以农业为基础,宗族为核心的耕作文化传统;一个是以畜牧业基础,部落为核心的畜牧文化传统;一个是以渔业和商业为基础(宗族仍然是资金集散的枢纽的海洋文化传统;还有一些以狩猎采集为基础的山林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空间认知和时空关系。但在重农抑牧、抑商、抑所有非农产业和行为的国策下,或建造巨型防御围墙(长城),把牧区及其族群统统区隔到“外面”;或实行“海禁”,人为地把沿海变成“边缘”。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时尚的社会进化论,都习惯于把不同的文明按时序分类为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由此自觉不自觉地在意识或行为上隔绝“野蛮”、“抢救落后”,人为地制造许多空间边界。

在中国传统地理学中,除了反映族群边界和疆域边界这种可见的空间关系,还有一种关于大地“气运”“脉象”之类不可见的灵性空间关系,影响着地方兴衰、人事祸福。由于这种影响大至社稷,小及家族,近可立竿见影,远及子孙运势,千百年来素为朝野所重。中国地理学叫舆地学,而看风水便为勘舆学。所谓“风水”或“勘舆”,即是通过研究山的方位、水的流向、地的气脉、土的成色等,进行空间认知和空间意指的理论。风水的空间构建和堪舆设计中的理水、聚气、区隔、挡冲等,已经成为传统中国大至城市规划、国都选址,小至家居布置、坟地择穴必须讲究的重要学问。

 

三、空间建构

 

通过物体空间关系的改变,进行文化-心理场域的建构,表达其意指,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性行为之一。和动物筑巢的生物本能和实用性需求有很大不同的是,人类对于空间的认知和意指,除了生活实用性,还具有突出的精神性意义和文化符号标示功能。当人类为了观测日月星辰、对应天象地脉而堆砌石堆或石阵,为了区隔人与异灵而沿居地边界设置一些非实用性的门柱、魂桩和石堆,为了强化空间的神圣而在辖区核心位置竖立奇石、寨心桩和纪念碑,或为死去的亲人或同伴建造一个用石块或泥土构筑的墓穴并对其举行祭祀仪式时,反映特定群体的文化-心理场域及其科学、宗教、艺术伴生物就产生了。

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

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大地上,巨石文化曾经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奇观之一。那时人类仅仅只能依靠身体的力量和简单工具,就移动了巨石。通过石块的构筑,隔离出或再造出了一个非常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按一定方式堆放的巨石,并不仅仅是肉身力量的炫示,更是与天象感应、灵魂信仰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精神力量的表达。它们透露出的关于天文、地理、人文等方面的信息,直到现在还令人惊叹不已。而那些用砾石或贝壳镶嵌的图案,更喻示了一种对延续生命、传承历史和永恒时间的渴望,叙说着人类关于肉体、灵魂及其不同存在空间的想象。通过石块的构筑,人们在自然的原野空间中,延展出另外一个超自然的灵性空间,暗示着一种异界的存在,传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基于这样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人类对巨石的钟爱延续了很久。以立石、列石、垒石、墓石、石圈、石台等为特征的构石群,在古代世界形成了一片分布广阔的大石文化带,直到今天影响依在。

我国的“大石文化”有石列、石圈、石棚、石堆、独石等多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草原和西南高原山地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其中,墓、鹿石、石人、敖包、玛尼堆等,是石器时代以来的大石文化流行于中亚草原和青藏高原的普遍样式。在大漠、草原、山顶、丫口和谷地的空间结点,这些兀立的石头建造物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西北的古石堆石刻分布广泛,仅新疆博尔塔拉北面阿拉套山及南面天山支脉谷地中,就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古石堆和石围栏。它们规模宏大,形状各异,有方形、圆形、多边形和构成复杂的图形,常常二三十个集中在一起,大的可达几百平方米。其中,大墓类型的有石列墓、石堆墓、石围中心封石墓、巨石压顶的石堆墓、石围石堆顶石棺墓等,形制为用石块、石板围列成的墓葬群,部分地区以土围墓(如公元前二世纪至五世纪乌孙人的土墩墓),时间从公元前沿袭至今。[18]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也是堆石,原为萨满教民间信仰供奉神灵之地,具有沟通天地人神、导引魂灵的作用。佛教传入后沿袭了这个传统,成为在藏传佛教信仰圈中祈福、禳解和供人转经礼拜的神圣之地。当地民族凡经过这些石堆,都会环绕礼拜,垒上几块石头。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蒙古族中,每年还有定时“祭敖包”的习俗。“独石”即单体直立的石头,在新疆一带比较常见的是“鹿石”和石人。它们多取材条状独石,上刻鹿、人或其他动物的形象,具有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的人文内涵并与某些巫术仪式有关。显而易见,当人们在石头上雕刻人或动物的图像,并且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朝向摆放时,“自然”的石头就具有了超自然的属性,对人或动物肉身的模拟也被融入了精神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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