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纳西族东巴信仰与风水（一）

        风水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如果从它的萌芽状态（占卜巫术）算起，流传至今，大约经历了4000多年的时光。在漫长的中国专制封建社会里，上至宫廷，下至庶民，无不对风水之事投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从表面上看，风水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住宅的建造和坟墓的修建，实际上它的作用、功能和影响远不止此。大至国家，小至家庭和个人以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无不受到风水观念的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间信仰中，风水信仰仅次于佛教、道教和宗教信仰，或者说风水信仰体系中将佛教、道教和儒家伦理融汇其中，从而形成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信仰和思想体系。

        中国的风水信仰，是一种十分庞杂的民俗文化体系。它的产生和传承，无疑经历了一个萌芽——昌盛——衰败的过程，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这一文化的传承来看，在中国各民族中的表现是有差异的。汉民族由于历代“葬书”的刊行，风水理论发展最为完备。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除游牧民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外，其他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均不同程度地重视住宅建造和坟墓修建中的风水，其中不少是受汉族风水理论的影响。但我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汉民族的风水发展史、也不在汉民族的风水理论与实践，我想通过汉民族与周边民族风水文化的比较，探讨风水的起源问题。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礼失而求诸野”。从风水发展史的角度讲，汉族风水的萌芽很早，但由于文明的发展，风水的初始阶段的情景，大都已经消失了；而在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交通比较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许能找到风水发展的源头。所以很久已来，我就想通过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学田野考察探讨这一问题，但始终不得机会。

        1994年夏，日本筑波大学的佐野贤治先生，经过不懈的努力，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协助费，赞助执行国际学术研究计划：《关于汉族和周边民族的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的考察》。很荣幸，我被邀请参加这一考察。在选择考察课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纳西族风水的考察。当时我迫切想知道纳西族的风水信仰习俗，因此在制定考察提纲时，设计了如下一些考察项目：

        1、纳西族有没有风水信仰？有没有风水先生？

        2、如果纳西族有风水先生（阴阳先生、地理先生等）的话，纳西语是怎样称呼的？

        3、纳西族民间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看风水？

        4、纳西族风水先生是否使用罗盘？

        5、纳西族在盖房和选择墓地时，怎样使用罗盘？

        6、用罗盘判定方位时，是否使用天干地支、八卦、九星、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或别的方法？

         7、纳西族在人死后采用那种葬法？死人的八字与选择墓向有没有关系？

         8、纳西族有没有公共墓地？墓地的方位是如何测定的？

        9、纳西族风水观念是否受汉族风水的影响？

        10、纳西族如何选择房基地？在住宅建造中有没有风水观念？

        11、住宅建造中是否使用照壁和其他辟邪物，它与风水有什么关系？

        12、依山靠水的地形与坐北朝南的方向（或坐西朝东），哪一个风水好？

        13、房屋建造中有哪些禁忌？比如本家房屋建造的高低有什么讲究？与邻居房屋建造的高低有什么讲究？

        14、住宅大门的位置与朝向和风水有什么关系？

        15、住宅门的大小与风水有什么关系？大门、后门、屋门在风水上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16、河的流向和形状，路的走向和形状与风水是什么关系？

        17、风水对家庭有什么影响？

        18、村落和墓地有没有风水树，风水树种在什么地方？

        19、家庭中住房的分配、起居，来客人时的坐位是否讲究风水？

        这一考察的设想也许有点庞大，能不能实现我的初衷，难以预料。带着这些问题，1994年9月和1995年9月我随同“中日联合西南中国考察团”两次深入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做有关风水的考察，果真获得许多有益的资料。

        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曾掀起过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一新的时期，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是学术界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研究禁区，“风水学”的复兴便是一个例证。然而，现在的中国，风水虽然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不仅风水和“迷信”是同一语，而且连研究风水的“风水学”也被视为“迷信”，这不能不说是学木研究中的一种悲哀。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兴起建房热，全国正在实行丧葬制度的改革，而政府的行为，往往通过新闻媒体，表明对风水信仰的蔑视。所以以风水为对象的风水学，仍然面临着许多困惑。风水研究者们多少还是心有余悸。

        风水究竟是不是迷信，它的产生和传承有没有科学根据？这是学者们近几年来争论的焦点。一些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也参与了这一讨论，但人都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发表意见，并未涉及风水的核心——信仰问题。风水作为一种信仰民俗，是民俗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就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风水是不是迷信，这似乎不是民俗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民俗学的研究只要说明风水是什么就足够了。如果连风水是什么都不了解，风水的性质也就无从判定。话说回来，即便风水是迷信，但对风水民俗的研究却是一种人文科学。这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共识。

        中国的风水信仰历史悠久，它伴随着民居习俗和丧葬习俗的形成而形成，它的产生可追溯到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大都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区域。其中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1000多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许多是在河流的交汇处。因这里土质肥沃，便于渔猎和交通，是理想的生活区域。比如作为仰韶文化代表的西安半坡遗址，位于渭河支流滻河东岸，遗址距现在的河岸只有800米。陕西另一处著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位于骊山脚下，其址背山面水，临河从山中流入渭河，姜寨遗址就分布在临河台地上。如果按照中国后世的风水之说，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是典型的风水宝地。不过，原始社会人们对村落位置的选择，主要遵从的是自然选择法则。有时也由于信仰意识的驱使，原始人类在选择建造房屋时，也伴随一定的仪式，如房屋的选址和祭奠仪式等。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有在房基中埋置器物、人畜，进行祭奠的习俗。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仰韶晚期村落遗址中，有一座东西向吕字形半地穴式住宅，在朝东的主室门道南侧，埋有作为祭奠用的大口陶罐[1]；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有一座具有“前堂后室”的大房子房址中，埋着一大盖粗陶罐和人头骨[2]。这所房子的门道向东，东西轴线与东西方向一致，显然使用的是太阳测向方法。正如《庄子外篇·田方子》中所说：“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根据太阳的出没，确定方向，无疑属于对自然的利用。河南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中，有一座房址的东西向墙体内埋入儿童尸体3具，头朝东与墙体的方向一致；另一座房址门朝南开，房屋东北部的房基下埋有3具成年人的骨架，额部全被砍去，头北脚南排列，南墙近西南角还埋有儿童尸体一具，头朝东方[3]。考古中类似在建房中用兽类（猪、狗）、蚌壳、幼童或成人奠基的发现，并不少见。这说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建房过程中，除利用太阳选择方位外，还用牺牲的方法以求住宅平安，以此正其位、奠其居、安其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古老的风水观念的体现。中国社会自进入夏商时期以后，由于阶级的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平民）和主权政治的形成，围绕宫室和民宅的建造仪式也发生变化，建筑中用占卜的方式确定方位和奠基。住宅建造中用人畜作牺牲的现象比史前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的建造中，使用人畜牺牲更加酷烈。常见的牺牲有人（以孩童为多，成人次之）、犬、豕、牛、羊等。《尚书·盘庚》云：“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是说建筑殷都新王邑时，通过祭奠的方式，确定城邑的方位（正位）是至关重大的事。《诗经·鄘风·定篇》云：“定位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里所谓的“揆之以日”，是指在地上竖立起一根八尺长的木杆，测定日出，日落的影子，借以确定东西方位；又参照太阳中天时的影子，确定南北方位。除用测量的方法外，还用占卜的方法确定使用牺牲的多少和方位。甲骨文云：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南明487）

        乙亥卜，贞方帝一豕四犬二羊。（《甲》3432）

        “宁于四方”是说，要使四方平安，奠基时使用五条犬，方位上大约包括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方帝似乎指居室的正位。此时无论居室或住宅的营造，大都通过占卜的方式解决奠基、安门（居室方位）、营造（建筑仪式）的问题。

        关于墓地的选择和安葬方式。自古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有着许多变化。原始社会的丧葬方式很简单。《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吴越春秋》也说：“古者，人民朴质，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可见远古时期，实行的是野葬，人死后将尸体弃之于野，任野兽分食，根本没有所谓的风水观念。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鬼魂观念产生，人们开始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这种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像活人一样生活着。于是产生了保护尸体，借以讨好和安慰灵魂的做法。比如旧石器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已经有意识地把死者埋入土中。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些子女随母亲埋葬的现象，那是因为在母系社会里，子女被认为是属于母亲血统的。这说明当时的丧葬习俗与其社会组织、婚姻形态、原始信仰紧密相连，风水观念尚未上升到支配丧葬的地位。社会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对鬼魂的认识逐渐涂上一种神秘的色彩，丧葬也被视为是一种凶礼。《礼记·祭法》中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礼记·郊特牲》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魂指灵魂，魄指体魄，前者虚幻，后者实在。这就是最早的鬼魂观念。此外，人的死亡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对于那些凶死者，如溺水而死，凶杀以及因暴力而死亡者，不能葬入祖先的墓地。可见鬼魂还有善恶之分。王充《论衡·解除篇》云：“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鬼魅、魍魉正是民间所谓的恶鬼形象。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后世风水理论的各种条件，此时已经基本形成。如用以确定方位的八卦，就有先天八卦（伏羲八卦）和后天八卦（文王八卦），五行（金、木、水、火、土）观念、天象观念（所谓四灵：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记时法以及阴阳观念等已形成自己的系统。将阴阳、八卦、五行、干支相配的占卜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住宅建造、丧葬和日常生活之中。这就为中国风水理论产生打下了基础。

        据传统的说法，风水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秦汉以后。最早为“风水”下定义的是晋代的郭璞，他在《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鼓，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葬书》所讲，主要指阴宅风水，实际上风水的概念历来部包括相宅和相墓两个方面。执行这些职能的是风水师，早期称之为地师、堪舆、形家、阴阳家、地理、青囊术、青乌术等。谈起中国的风水术，涉及到一个十分庞杂的知识和信仰系统。这不是本考察报告所要详细论述的内容。这里就汉族风水理论的有关问题略加陈述：

        1、关于阳宅的风水

        谈到汉族关于阳宅的风水，不能不涉及到阴阳、八卦、五行和干支。

        八卦。

        八卦，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传为伏羲氏所作，后天八卦传为周文王所作。八卦是指卦象中的八种符号：  （乾）、  （坤）、  （离）、  （坎）、  （震）、  （巽）、  （艮）、  （兑）。这八种符号代表的意思是：

       第一个乾卦代表天。

      坤卦代表地。

       离卦代表太阳。

       坎卦代表月亮。

       震卦代表雷。

       巽卦代表风。

       艮卦代表高山、陆地。

        兑卦代表海洋、河流。

        伏羲八卦在唐宋以前不曾使用。宋代以后，在宋版的《易经》中始用伏羲八卦图，伏羲八卦的方位作如下表示。

                                    图1：先天八卦方位图

        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的方位和伏羲八卦不同。先天八卦的方位排列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而后天八卦的排列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具体方位如图2。

                                       图2：后天八卦方位图

        后天八卦的方位和先天八卦不同，坎卦在北方，离卦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东南是巽卦，东北是艮卦，西南是坤卦，西北是乾卦。知道汉族八卦的方位体系，对我们理解后面讲到的纳西族的“巴格图”是很有帮助的。

        五行。

        汉族所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行”代表运动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中，“行”又表明宇宙间物质运动的相互关系。五行既代表地球外面的五星，又代表五种不同的物质，凡坚固的东西为金，草木等生发生命的东西为木，流动的东西为水，发热的东西为火，地球本身为土。这五种物质既互相支持、影响，又互相变化、制约，常常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发生。关于五行的生、克，主要表明五种物质的循环，这在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经常遇到。汉族的五行观念可用如图3表示。

                        图3：五行相生相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五行相生如果用循环的方式表示，则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生成，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也是按顺时针方向，只是需要跳一个位置相克，于是生成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上图旨在说明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并不表明五行的方位。五行的方位，是按照东方木、西方金、南方火、北方水，中央为土安置的。值得注意的是五行方位图是按照易经的方位排列的，它和我们今天地图的方位正好相反。即图4：

                                图4：五行方位图

        五行的方位。对我们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风水观念同样十分重要。

        干支。

        干支的产生和运用比阴阳、五行、八卦更早，最初干支是用来纪年、纪月、纪时的，后来和五行观念相配合，用于看相、算命和占卜。上面说到，五行是用来表示世界上五种物质问的相互关系（生、克关系）的，而它实际的变化却是很复杂的，于是单用五行已无法表示这种变化，于是古人又采用十种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并按照五行的方位将其加以排列，如图5：

                                 图5：天干五行方位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五行和天干相配，在方位上形成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年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如果再配以阴阳观念，则成为东方甲木为阳，乙木为阴；南方丙火为阳，丁火为阴；西方庚金为阳，辛金为阴；北方壬水为阳，癸水为阴；中央戊土为阳，己土为阴。至于为什么要在各个方位中再配以阴阳，古人认为阳代表物质生长的因素，阴代表已经形成的物质，这就扩大了认识事物的视野。除天干外，还有地支。地支又叫“地枝”，表示是天干的“分支”，既然如此，它与天干的关系应是相当密切的、对应的。天干有十个，从方位上讲它有五行、阴阳变化。地支有十二个，它是代表天文上黄道十二宫的符号。所谓“黄道”是指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所呈现的面，称为“黄道面”，把“黄道面”分为十二个等份，称为“十二宫”，十二宫用十二个符号来代表，便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将其与天干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正好六十年轮回一次，称为“六十甲子”。在中国民间，还将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成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十二生肖也分阴阳，相生相克，形成一定的命理，经常用在算命、看相和卜卦上。如将地支的方位排列，就会看到凡是相对的生肖都是相克的，如图6：

                                   图6：天干十二宫符号

        中国民间传承的生肖相克观念认为，地支中有六冲。上图中凡是对面的生肖都是相冲的，如子鼠与午马，丑牛与未羊，寅虎与申猴，卯兔与酉鸡，辰龙与戌狗，巳蛇与亥猪都是相冲犯的，而生肖中处于相等地位的生肖必然相合，如子鼠与丑牛，寅虎与亥猪，卯兔与戌狗，辰龙与酉鸡，巳蛇与申猴，午马与未羊是相合的。纳西族与汉族在干支的使用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也讲究生肖的相冲、相克，这在后面的东巴文化中可以看到。

        此外，还有二十八宿，四兽、月律、五音等关系。此不赘述。

        关于阳宅的风水。

        （1）方位的选择。

        汉族阳宅的风水。主要讲住宅的吉凶祸福，这和相墓的情形比较接近。从居住民俗发展的历史来看，相宅比相墓起源要早，所以相关的风水事象也是相宅在先，相墓在后。《黄帝宅经·序》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大博物明贤 未能恰斯道也……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之祸止，犹药病之效也。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吉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岗并同此说。上至军国，次及州都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岳。但人所处，皆其例焉。目见耳闻，古制非一。”《宅经·序》的作者还认为，“日月乾坤寒暑、雌雄昼夜阴阳”可以包罗万象，运变无穷；可以按照坎、坤、震、巽、乾、兑、艮、离之八卦方位，推算八卦的阴阳和住宅的方位。

        八卦的阴阳直接关系到住宅的建造方位，按照卦理，乾、坎、艮、震属于阳位，即从西北乾位到震位为阳明；巽、离、坤、兑属于阴位，即从东南巽位顺时针到兑位为阴明，阳宅不宜修在阴方，要修在阳方，即东方和北方较为适宜。而阴宅最好修在西方和南方。阳宅要阳气抱阴，阴宅要阴气抱阳。中国汉族在住宅建造中最讲究龙脉，认为阴阳之宅犹如龙，阳宅龙头在亥，尾在巳，阴宅龙头在巳，尾在亥。从东面的辰南之位到西面的戌北之位，划一条线就是阴阳之界。这样西北方向有天门，东南方向有地户，住宅的大门一般设在地户方向。而东北方向是鬼门，西南方向是人门，这一方向是不宜设大门的。如图7：

                                           图7：宅经方位表

        从上面的《宅经方位表》可以看出，凡从巽向乾，从午向子，从坤向艮，从酉向卯，从戌向辰移而入阳；凡从乾向巽，从子向午，从艮向坤，从卯向酉，从辰向成移而入阴。《宅经》对上图的方位作了如下解释：“天门阳首宜平稳实，不宜绝高壮，犯了损家长，大病头顶之灾。五月丁壬日修吉，北方不用壬子丁巳日。亥为朱雀龙头父命座，犯者害命坐人。三月丁壬日修。壬为大祸，母命犯之，害命坐人，有飞灾口舌。修巳亥同。子为死丧，龙右手，长子妇命座，犯之害命坐人、失魂伤目水灾口舌。修巳壬同。癸为罚狱，勾陈，次子妇命座，犯之，害命坐人、口舌斗讼之灾。七月丁壬日修，三月亦通宫羽姓。不宜三月。七月即吉日。丑为官狱，少子妇命座，犯之鬼魅盗贼，火光怪异等灾，修巳癸同。鬼门宅壅气缺薄空荒古，犯之偏枯淋肿等灾。八月甲巳日修吉，东方不用甲子己巳日。寅为天刑，龙背玄武，庶养子妇长女命座，犯之伤胎系狱，被盗亡败等灾。……”从如上的解释可以看出，《宅经》对何月何日修造住宅的吉凶规定很具体，且这种休咎的考寻，历来为风水家所重视。

       《黄帝宅经》是比较早期的著述，在选定住宅方位和修造日期上虽有很多讲究和忌讳，但还不是十分严格。自郭璞《葬书》出现后，强调阴宅建造以“聚生气”为主的风水理论。这种理论极大的影响到阳宅的建造，即建造住宅同样要选择形胜之地。而这种形胜之地，可用四个字概括，即龙、穴、砂、水。

        （2）、龙、穴、砂、水的判断。

        龙、穴、砂、水是风水选择的四大准则。

        龙，指阳宅所处的山冈或高地，以秀丽光华，负阴抱阳为上乘；

        穴，指阳宅所处山冈或高地到达低位处汇聚的凹处，讲究开阔壮美；

        砂，指阳宅所处主山附近的小山要呈现肥圆方正；

        水，指阳与所处附近的江河湖海的位置、形状和流向，讲究弯环屈曲。

        龙、穴、砂、水在阳宅和阴宅选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种壮阔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建迷住宅，当然是十分理想的。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在龙、穴、砂、水中，似乎更加重视水的作用，有“得水为上”之说。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水深处民多富饶。水浅处民多贫穷；水聚处民多稠，水散处民多离，这符合人类选择自然和居住环境的规律，并非都是虚妄之谈。风水历来讲究辩龙辩穴，正如唐代的何溥在《灵诚精义·形气》中所说：“龙势必得阴阳雌雄好会之处而始成胎，认气者所当审也。如山谷之间阴气常胜，故一泄平洋，脱胎换骨局面，亦且开阳舒畅。此便有结。所谓阴胜逢阳而止也。大开大结，小开小结，万万不爽。又如平洋之地，阳气常胜，故忽然起一岗阜一山脊，谓之吉气所起，乃四面阳砂未缠未护，便是浅露，亦自成局。故平原之处，只要分局得明，骨脉显露为证，所谓阳胜逢阴而止也。”由此可见，无论龙穴如何，只要龙势得“阴阳雌雄媾会”方是好风水，这是风水选择的最高境界。它说明山谷虽阴气常胜，但遇山前一片开阔地，便成阴逢阳而止；平原阳气常胜，如遇岗阜和山脊，便成阳逢阴而止。这体现出古代风水理论中阴阳变化、互补的思想。具体到风水中阳宅、阴宅对周围环境的选择，历来讲究“山环水抱”，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山环指三面或四面环山。层层环山虽是最好的地形，甚至可以延及十代子孙，但也要看明堂与周围山势的关系。如《风水十代歌诀》所说：“初代明堂在本宫，土角分明出富翁，水秀湾环主贵子，兀伸直出主单丁。二代严关看两边，连口久车土方圆，两边秀气方为贫，无土硬直绝人丁……”从地形的方位上讲，山势方位要与五行、四象（四兽）相配合，构成所谓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一般来讲坐龙为玄武，山形要高昂而秀丽，青龙、白虎为砂山，要根据风向一高一低，如风从东方来，青龙高于白虎；如风从西方来，则白虎高于青龙。南方的案山和朝山，也称砂山，是朱雀位置的所在。用图表示则为图8：

              图8：风水环境的理想空间

        风水术讲究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风水家认为，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水是主财的，门开则财来，户闭则财运不竭。由此生发出中国风水的水口理论。风水关于水的要求以“曲水为上”。尤其是在没有山的平原地区，风水家对水的要求似乎更显重要，这就叫“有山处用山，有水处收水”。在无山的地方，水代表山。也可以成为龙脉。在具体实施中，无论阳宅或阴宅，都希望水的形状弯弯曲曲，不要太平直。大江大河虽有湾抱，但其气浩渺，与阳宅和阴宅均不亲，所以最好是在支流上选址，而且要选在水流回绕之处。《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饶。”许多风水著作中都讲到“曲水有情”，这是因为曲水可以聚气的原因。如图9：

                          图9：风水中讲究“曲水有情”

        （3）关于阳宅的外形。

        以上所讲，是旧宅大环境的选择。但只有大环境而不注意住宅的外形及布局，同样算不得好风水。按风水家的观念，有些地方如寺庙、祠堂、官衙附近，草木不生之处、军营战地、监狱附近等地，都是不宜建造住宅的。关于住宅内部地势及布局的关系，《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675卷载《堪舆部汇考二十五 <阳宅十书一>》云：“凡宅前低后高，世出英豪；前高后低，长幼昏迷。左下右昂，长子荣昌，阳宅则吉，阴宅不强；右下左高，阴宅丰，阳宅非吉，主必奔逃。两新夹故，死须不住，两故夹新，光显宗亲，新故仅半，陈粟朽贯。”这里讲到住宅内部地势高低对住宅吉凶的影响。关于阳宅外形的讲究也很多，如住宅门前不许开新塘，只在稍远可开半月塘；房门前忌讳别人家的屋檐象箭一样射来；住宅前挖井，不许正对大门；大门门扇和两畔的墙壁须要一般大小，大门的门柱一律落地。门口不能有水坑，大树不能挡门等，其中有禁忌成分，也有生活经验总结和美学方面的要求，不可一概斥之为迷信。

        （4）住宅内部的风水。

        根据八卦阴阳之说，风水家们将宅向分为西四宅和东四宅。即：

        乾、兑、艮、坤一组，称作西四宅；

        离、震、巽、坎一组，称作东四宅。

        据八卦阴阳确定西四宅与东四宅后，在布置住宅平面时，要根据住宅的坐向推导它的八卦属性，即属于八卦中的何卦。如坐北朝南的住宅，称为“子山午向”，属坎卦，此宅称为坎宅。因这一方位属于东四宅，故只能住属于东四命的主人。而宅主人的命又可根据八卦和出生八字来推算，最后根据变爻大游年法推算九星方位，确定这一住宅方位的吉或凶。这九星方位的吉凶是：

        生气“贪狼”木——上吉

        延年“武曲”金——上吉

        天乙“巨门”土——中吉

        伏位“左辅”木——小古

        绝命“破军”金——大凶

        五鬼“廉贞”火——大凶

        祸患“禄存”土——次凶

        六煞“文曲”水——次凶

       右弼——不定

        由以上九星流布决定住宅各方位的吉凶，决定住宅的平面布局。应将门、床及高大的住屋安排在吉方，将一些附属建筑如厨房、厕所、仓库等安排在凶方。如以坎宅而论，门应开在东南或南的位置，这和中国的地形、气候特点是相吻合的，既通风又给住宅带来充足的阳光。纵观中国大江南北汉族地区的民宅建筑，大门的方位一般都设在东南方位上。关于门的设置，风水家有许多讲究或忌讳。如北向方位不宜设门；东北方位处于所谓的“鬼门线”上，设门最为不利；东面方位的门是吉相之门；东南方位的门，是繁荣吉相之门；南门吉；西南方位之门不宜设；西方的门则吉凶参半，西北方位的门是吉相之门；客厅的门绝不可以设在两鬼门线，即“男鬼门”（东北方位）和女鬼门（西南方位）线上。

        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中，住宅大门的修造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大门不宜修得太高太大，要与主屋的门相称。大门太高太大主多生女；大门和堂屋门不能直接相对，要用照壁遮挡，兔得太显露。门楼是住宅的门面，不用门楼则已，既用门楼，则其建造关系全家的命运。所以门楼的修建要四柱落地，共承一栋，这样得财兼得功名；门楼要整齐体面，不能偏移。

        其次，灶位的设置。风水家认为，灶房的设置要面向中宫，这样可使家和人睦。如果设在午方，主火灾目疾，不吉利。

        其三，家用水井。方位在寅、东是吉相，在东南与西北方位更是吉相。水井不宜正对大门。

        其四，厕所的位置。宅内厕所忌在乾、亥、壬、子、癸方位，尤其北方不宜设厕所，厕所的方位一般在西方之庚、申位置上。

        其五，宅内水沟。住宅内水沟为排水设施，俗称“阴沟”。顾名思义，这种排水设施宜暗藏不宜显露。水沟要修造成屈曲形状，不使院内之水直泻出去，财气不致流散。

        其六，触犯阳宅的解救法。

         风水中有所谓“西益宅”的说法。“西益宅”是指，在已建住宅的西边加盖房屋，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因为西边是大岁所在的方位，西为上。故加盖房屋要避开太岁方位。

        触犯阳宅时，风水活动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厌胜和符镇。厌胜的一般方法是画瓦书符或诅咒。如家遇出丧时，在门前燃火，祓出家鬼；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设祭祀他以除凶等。当建筑物遇有不利时，也可用种种方法解之。其中“灵石镇宅”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如住宅受到庙宇寺观的冲射。可用大石一块，朱笔书“玉清”二字和寺庙相对。即可避开冲射；住宅如有道路、巷口、桥梁冲犯时，在宅门、巷口、桥梁上立一石人或石片，上书“泰山石敢当”，镇压不祥；凡邻后屋脊冲犯宅之安全者，用大石一块书“乾元”二字镇之等。

        以上都是关于阳宅风水的思想和实践要求。这种理论和实践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影响着汉族民居建造和使用，当然其中也不乏风水家的故弄玄虚和附会之词，给风水事象涂上许多神秘色彩。今天当我们接触和研究这一复杂的民俗现象时，应当对它的传播环境和民众的心理、信仰心理作细致的考察和叙述。

        2、关于阴宅的风水。

        中国风水理论和风水术主要用于阳宅的建造方面，起源也较早。但从晋·郭璞的《葬书》出现之后，葬地风水的理论发展很快，很风行。关于《葬书》的作者及真伪，历来都有争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青鸟子的《葬经》推测为伪书。该书提要云：“题为青鸟先生《葬经》，大金丞相兀钦仄注。考青鸟子名见《晋书·郭璞传》，《唐志》有《青鸟子》三卷，已不知为真古书否？此本文义浅近，经与注如出一手，殆又后人所依讫矣。郭璞《葬书》引经曰者若干条，皆见于此本。然字句颇有异同，盖作伪者猎取璞书以自证，而又梢易其文，以泯剽袭之迹耳，末可据为符验也。”《葬书》也被认为是伪书。考证某书作者的真伪，是学术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事情。但不论《葬经》、《葬书》的真伪如何，它们对中国后世风水的影响却至为深远。历代的风水家们都将其视为经典，后世风水著作莫不标榜是由《葬书》演绎而来。

         由《葬书》发端的中国阴宅风水理论，屡屡提出选择墓地的原则和标准。

        ①关于“生气”的论述。

        《葬经》的作者青鸟先生（又作青乌先生），据说是汉代人，精通地理阴阳之术。郭璞在《葬书》中许多时候引述《葬经》的观点。中国阴宅风水中，最讲究“气”的作用。我们今天还用“生气勃勃”来形容自然和人生的活力。因为葬事是关系墓主世代兴旺发达，子孙繁衍的大事，所以基地的选择要“龙势必得阴阳雌雄媾会之处而始成”才有生气，才有利于家族的生聚发展。按照《葬书》的说法，所谓生气即指五行之气。气出之于地而分为阴阳（即所谓的阴气和阳气）。这种气“行则万物生发，聚则山川融结”，气行地中，人不可见，因地势而行，又因地势而止。所以说“葬者，乘生气也”，乘生气之止聚处而葬之。才可以达到葬地选择的尽善尽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风水理论中，除“天、人”观念外，又增加了“地”的因素，认为“生气”（地气）可以感染人，人又可感染天，于是形成“天、地、人”互相感应的精神境界。可见“生气”是风水家观察、选择山川地形的意象标准。

        ②阴宅的龙、穴、砂、水之说。

        郭璞《葬书》云“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身体乃父母之枝，一气相荫，由本而达枝也。”本固而枝繁，这正是中国人重视丧葬仪礼的所在。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常将家庭子孙的繁衍，与墓地的风水联系在一起，认为地美则神灵安、于孙盛。正因如此，选择祖先的墓地，卜其宅兆就显得至关重要。《葬书》又云：“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盖真龙发迹迢迢千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及至穴前则峰峦耸拥，众水环绕；迭幛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翕聚。形穴既就，则山川之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会于其中矣。苟盗其精英，窃其灵秀，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遂能与之感通，以至福于将来也。”郭璞在这里首先提出墓地风水的龙、砂、穴、水之说，经后世的风水家们的尽情发挥，并将其用于阴宅的选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风水理论。

        ③葬地的风与水。

        郭璞《葬书》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藏风就是避风。大家知道，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最好的避风港，这和风势的道理有点相通。风水理论中素有“九宫八风”之说。八风报乾宫折风，坎宫大刚风，艮宫凶风，震宫婴儿风，巽宫弱风，离宫大弱风，坤宫谋风，兑宫刚风。所以在风水墓地的选择上，要西面有山挡住刚风，西北有山挡住折风。北面有山挡住大刚风，东北有山挡住凶风。这是藏风所必须的。《内经》的“九宫八风”如下图10：

                    图10 ：风水中的“九宫八风”图

        ④葬地“四灵”（四兽）的方位。

        有关葬地的“四灵”，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从方位上讲，左青龙（东方）、右白虎（西方）、前朱雀（南方）、后玄武（北方）。这对阴宅和阳宅都是适用的。四灵来自星辰信仰，与二十八宿有密切关系，这里姑且不论。就风水的发展和实践而言，在罗盘用于风水之前，风水家们主要以“四灵”确定方位；在罗盘用于风水之后，“四灵”和罗盘同时使用于墓地方位的观测。

        总之，中国的风水理论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思想体系，它既有理论上的建树，又有实践中的追求。都城、园林、庙宇、寺观，王府、民宅，皇帝陵寝以及普通坟地的修建，无不渗透着风水信仰和民情。由风水理论指导建造的无数名胜古迹，不仅形成中国文化的泱泱景观，许多还成为建筑文化的瑰宝。风水发展史告诉我们，从青鸟先生的《葬经》和郭璞的《葬书》开始，风水理论主要用于阴宅，但很快就发展到阳宅的建造方面。和阳宅风水相比，阴宅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以前人们总认为风水先生主要是看阴宅风水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1] 甘肃省文物  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