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
黄涛
［摘要］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和生动内容存在于特定情境之中。文化事象与文化情境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被简单化地去掉情境因素的文化事象只是静止僵硬、残缺不全的文本形式。文化情境的构成要素可从两个纬度来把握。从时间维度看，文化情境分为历时的传统规约和共时的环境条件两方面；从空间维度看，文化情境可分为现场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两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关于保护工作的阐释就是在关注情境要素的基础上作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工作有两种：一是对在现代社会仍有存活价值的文化事象应大力扶植，保护其赖以存活的土壤，使之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二是对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因失去存活价值而正在衰亡的文化事象，要完整地记录保存，不仅保存其文化事象，而且保存其文化情境。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情境保护方面应制定细致可行的操作规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文化事象 文化情境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来的全球化趋势给世界带来了文化一体化、单一性的威胁。鉴于此种严峻的形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开发放在工作的极其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位置，主张各具特性的文化系统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在“各美其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以此为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１９７２年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并且逐渐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发展人类文化多样性工程的更为主要的工作。2002年9月第三届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无形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无形文化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说：“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维持人类文化多样性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政府和学界一向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国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值得称道的工作，前期标志性的成果有两项：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及其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出版；二是1979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发起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到2004年底已出版224卷（近4亿字）。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之后，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先后在2001年、2003年列入前两批代表作名录。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启动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并对保护工作进行了比较具体的部署。相关的法规建设也很有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即将出台。在这项巨大文化工程正在全面铺开、付诸实施的时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既与国际准则接轨、又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研讨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所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
顾名思义，“遗产”是前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环境中创造、享有并留传下来的财富，文化遗产则是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发生、发展和传承的文化财富。为了展示、指称或把握的方便，我们也可以把文化遗产事象从文化情境中抽取出来做“提纯”式的处置。但是从更为科学的整体性角度讲，文化事象与文化情境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作为活态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必须在其存活的情境中才能把握得到。在全球化、工业化、商业化趋势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那些优秀的、今天仍有存活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和弘扬，也有赖于对其情境的有力保护和扶植。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情境保护应是其根本内容之一，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已经有不少学者谈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相关的问题，诸如关于其“背景”“生态”“环境”“生活土壤”等的言论，都与本文所说的情境保护有密切关系。但是尚未见到关于该问题的比较深入系统的理论研讨，将该话题提到情境保护的高度来正面阐述的还极少。
本文所说的情境概念即在国内相关学科通常所说的“语境”（context）。“语境”是“语言环境”（linguistic context或speech situation）的简称。“语境”是国内语言学界的译法，其后进入其它学科时也被沿用。英文“context”一词的原意为语言片段的上下文、前后段或会话中的前后句，后来作为表达一种学术趋向的术语，其含义扩展了，还指语言交际的会话情景、社会环境等。在语言学研究中，语境更多地指会话情景，而在文学批评领域，语境主要指文本生成和传播的社会环境。文学批评领域沿用该术语比较便利，因为其研究对象即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可称为“文学话语”。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以外，主要部分并不是以语言为载体的，相关文化活动也并不侧重于指语言表达，而是文化主体的各种行为，所以笔者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因素称为“文化情境”（简称“情境”）更为名正言顺。
结合情境的研究最早在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展开，然后进入逻辑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在国际民俗学领域，对于文化情境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曾经是较长时期内的热点问题。现在，结合情境的研究已成为民俗学界的主流价值取向之一。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简要回顾了情境研究的学术史，认为对情境的强力关注始于马林诺夫斯基：“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为大张旗鼓地提倡语境。在他1926年的重要论文《原始心理中的神话》中，他反复指出仅仅收集文本是错误的，并称之为现实的残缺不全的片段。”其实，早在1923年发表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马林诺夫斯基已经正式提出了语境问题，他使用的术语有“context”、“context of situation”以及“speech-situation”等，并对相关术语作了明确、科学的界定。其后，巴斯科姆（Bscom,1954）、戈尔茨坦（Goldstein,1964）继续提倡结合情境的民俗研究。邓迪斯本人对语境问题十分重视，他以刻薄的口气批评挖苦那种遗弃情境的“收集古物”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长长的谚语目录被刊登在民俗杂志上，没有有关其使用和意义的任何解释······没有语境的民俗文本本质上就类似于装饰着人类学与民间博物馆的墙壁并且为私人住宅增添光彩的大量外来的乐器。这些乐器和民俗文本一样是本真的，但是，乐器的音域，乐器的音调，乐器的功能以及乐器表演的复杂性都是鲜为人知的。”[1]在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领域开始比较多地使用属于这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几个关键术语：“文本”（text）“本文”（texture）、“情境”(context)。邓迪斯用自己的阐述和相关研究完成了对这些术语的确切表达。理查德·鲍曼在重视情境的基础上创立了影响很大的表演理论。但在西方民俗学界，关注情境的民俗研究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弱点是：“语境研究者特别强调背景知识与民俗互动的共时性，常常忘却了民俗的历史因素。在对互动的偏爱下，传统的历史被搁置了。”[2]有鉴于此，我们对文化情境的界定应该考虑文化事象的历时性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也鲜明地体现了重视情境的学术取向。该组织早在1989年11月颁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就把“民间创作”解释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将民间创作与特定社区联系起来，正是关注情境的学术思路的体现。伊斯坦布尔公报《无形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镜子》中说：“无形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历史和自然环境，并反映在体现众多世界观的众多语言中······无形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cultural space）。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界定为活态的、生动的、过程性的、变异中的文化现象，并且明确指出了与之密切关联的若干情境因素：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文化场所等。文件把“文化场所”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的组成部分之一。该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对该词特意进行了界定：“在进行这种宣布的范围内，‘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文化场所作为文化活动发生的具体时空条件，就是文化情境的组成部分之一。把文化场所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要素，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情境问题的充分重视。实际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具体情境中的文化事象，这是正确把握该概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则。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头或无形文化遗产。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说法，它包括以下方面：“(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物的主体部分是有形的，基本形态是确定的、容易把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是无形的（其英文术语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直译就是“无形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空间形式，是一种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因而其结构形态、存活方式、演示过程等不是很直观的，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把握它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样态。比如一则谚语，如果不结合情境因素，它就只是作为音义结合体的由数个字组成的句子；而把它放到其生活土壤中来把握它，这个文化事象的基本形态就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表演或技艺，其相关联的物质形式的部分不占主要的位置，而且它还是随着各种因素发生变化的，故其主体部分需要在其发生情境中来把握，否则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能对研究对象有完整的理解或存录。
这里，我们把完整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一个结构体。它有两部分组成：文化事象和文化情境。文化事象就是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形成的作为活态文化的“文本”部分，比如一个节日的习俗活动，一则故事的表演，一则谚语的讲述。跟文化事象密切相关的其他所有因素，诸如文化事象表演的参与者、行为、时间、场合、功能、效果、社会背景、历史传统等，我们都归之为文化情境。这样，文化情境就是一个包容很广的非常复杂的概念，既有现场的情况，也有场外的各种相关情况，既有共时的因素，也有历时的因素。
在此，本文尝试对文化情境的概念予以界定。文化情境（Cultural Situation）的全面含义，指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传统规约下与具有干涉性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环境、活动场景等。从时间维度看，这个界定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历时的传统规约，一方面是共时的环境条件。历时的“连续性”使文化事象具有传统特色，共时的“干涉性”使文化事象发生适应性调整即变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就投射、汇聚为文化事象发生、发展的土壤、条件。所以，文化情境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交汇。历史传统储存在特定社区的民众集体的意识和记忆之中，它促生、制约、规范着文化事象的主要面貌，而现实因素又调整修改着历史传统，使实际发生的文化事象出现变异，两个方面的会合、交融就是影响实际发生的文化表演的主要情境因素。从空间维度看，文化情境可分为现场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两部分。现场情景指文化事象表演过程中的现场条件，如行为人、行为人之间的关系、行为动机、行为时间、行为发生的场合、当场进行的相关活动、受众的反应、行为的效果或功能等。现场情景是导致文化事象发生的直接因素，并且决定着文化事象的体现形态和表达效果等。社会文化背景指场外的诸种因素，包括地域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相关历史传统、经济条件、国家权力、异质文化的冲击等。它们虽然不是直接在场的，但是对现场的活动起着重要的规约和影响，是一种隐性的在场。
将上述对文化情境的界定应用于同一时空或社区中的多种文化事象的分析时可能会显得过于宽泛和包罗万象，因为同一时空中的多种文化事象一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每种文化事象都做这样全面的分析显然会有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对文化情境做全面含义的界定，主要是从基本理论的建构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因素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和系统化的梳理。这样全方位的情境分析有利于研究者对文化事象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并正确透彻地展现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有效地避免对文化现象的曲解、肢解。而在一个较大规模课题的各项具体研究中，因为所涉及的许多文化事象的宏观背景往往是相同的，就不必对每一个文化事象都做面面俱到的情境分析，那样会导致重复和累赘。那些与论题无关的不言而喻的情境要素可不讨论，只关注上述情境概念的某一部分通常是现场处境部分。如此，我们也可以将上述情境概念作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是对所有相关情境因素的全面把握，狭义概念指现场情景因素。依据对文化情境的这种明确界定，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过程性、变异性等落到实处。
三
情境保护理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公报《无形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镜子》中指出：“主要因冲突，不宽容，极端重商主义，无控的城市化或乡村的衰败等原因，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消亡或边缘化的危险。无形文化遗产的极其脆弱性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维护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和传播的环境。”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强调文化情境与文化事象的密切关系，并明确提出了情境保护的要求。
目前在社会上对“保护”“抢救”的呼吁有一种情绪化的反对意见，不少人将“保护”与“守旧”等同起来，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阻碍当地民众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其实这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误解。按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确切含义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就是说，保护工作有两类，一类是对失去活力的、行将衰亡的文化事象，要记录保存其资料；一类是对尚有活力的文化事象，则要使其更好地存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工作也有两大类：一是在现代社会仍有存活价值的文化事象，由于遭到人为破坏或某种不合理的抑制而造成其“生态环境”恶劣，从而有弱化甚至衰亡的趋势，对此应大力扶植，保护其赖以存活的土壤，使之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二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因失去存活价值而正在衰亡的文化事象，对之要完整地记录保存，不仅保存其文化事象，而且保存其文化情境。
过去我们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不足之处是在注重搜集记录或展示文化事象的同时，对其文化情境有程度不同的忽略倾向，如谚语的搜集多记录词语形式，忽略词语的存活土壤、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生动内容，令人遗憾，各卷谚语集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谚语词条的目录，相关的说明极少。其实，如果加入情境内容，我们可以缩小工作的规模、减少集成的卷数，而把每卷的内容搞得更深入、细致和生动，也将具有更高的保存和利用价值。正如邓迪斯所建言的：“我们未来的民俗收集目标应该是更少的文本和更多的语境，伴随着详尽的口头文学批评。”[1]因此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情境保护方面应制定细致可行的操作规范。
如果将全球文化看作人类文化共同体，则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是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各具特性的子系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各子系统中发生、延续和存活的特色文化财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熔炉中形成的。对此，文化部于2005年4月26日发布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大环境。在这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各地又有着各具特色的小环境和异彩纷呈的文化事象。数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和风貌，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也是全人类文化宝库的必要组成部分。重视情境因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助于灿烂的中华文化得到妥善的传承和鲜活的保存，从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风采独具的重要位置。
[参考文献]
[2]孟慧英.语境中的民俗[J].民间文化论坛，2004 (6).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