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马昌仪】求索篇: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3)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9-01-24 16:29:26 / 个人分类: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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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道路(3)

——探索之一

 

马昌仪


上下求索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钟敬文以他的散文创作初露头角,蜚声文坛,被阿英列入《现代十六家小品》之一,郁达夫编的《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收了他不少小品。他早期几部散文集子《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等,深受读者喜爱,是“五四”以后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散文家。可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民间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在这条荆棘丛生、受人漠视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六十年,不畏艰险、历尽坎坷而终身不悔呢?

我认为,这固然应当从“五四”那“火的时代”去寻求原因,没有“五四”,他不会走上这条路,这是最重要的;然而,他个人的经历、素养、气质,以及对事业和理想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是使他奋勇向前,永不停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钟敬文开始走上民间文学的道路,直接受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及此后的民俗运动的推动,和运动的几位主持者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歌谣周刊》发刊词的执笔者是周作人,《民俗周刊》发刊词的执笔者是顾颉刚。这两个发刊词可以说是钟敬文早期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而这两位民俗学运动的先行者就成了他踏入民间文学道路的引路人。顾颉刚对钟敬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钟敬文早期的许多学术成果(如《歌谣杂谈》、《粤风》、《疍歌》、《两广地方传说》等等)直接或间接在顾的启发、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20年代末,与顾在中大共同发起组织民俗学会,由此坚定了毕生从事这一事业的决心。

30年代初,顾在杭州小住,曾鼓励钟撰写专著,这些话始终激励着他,使他终生难忘。其二,钟敬文早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歌谣研究中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圣贤文化的抨击,强调歌谣研究的学术意义,整理出版民间作品要注意科学性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顾颉刚的影响。钟敬文1933年写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一文就是献给他的老师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位先生的。后来顾转向史学探讨,研究民间文学也大多从史学角度出发,钟也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新路,各自为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北大几位文科教师中,周作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民间文艺学、神话学的理论有过重要的贡献,是钟敬文青年时代景仰的学者之一。这固然由于他的散文风格颇受钟的喜爱,而他的《自己的园地》、《儿童文学小论》中部分早期的文章以及许多与民间文学有关的著述,也都是钟敬文早年爱读的书籍。他所介绍的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尤其是执笔起草的《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以及他早年关于民众是“社会之柱”[74],从歌谣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75]等正确的观点,对钟敬文早期学术观点的形成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回顾钟敬文早期所走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钟敬文开始从事民间文学活动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是这门学科的创始阶段,决定了他早期的学术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前后蓬勃开展的歌谣学运动的主要过程。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学术倾向(摧毁封建主义的旧文艺、旧学术,建立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和新学术),在他早期的学术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反映。他把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重视“无名的村妇庸夫”、“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和粗鄙的“野人”文艺;赞扬民众的无比丰富的创造力;主张采录和研究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下层民众生活和民间口头作品,认为它们是民族的心声,是民族文化的珍宝,提出要从分析民众的生活入手去探讨作品的流传、发展和特点。同时,他一开始就把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科学,重视其文艺价值与学术价值,主张从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去研究民间作品。上述一切都是和“五四”歌谣学运动的精神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精神相一致的。

第二,重视民间流传的口头作品。“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里掀起一股“到民间去的热潮。在钟敬文主编的《新生》周刊民间文学专号中,曾提出征集民间文艺的人“要紧是先去做民间的一个”,要“走到民间的深处”,“传写出民间的真精神”[76],这的确是当时歌谣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主编者的思想倾向和精神面貌。但无论是该文的作者或主编钟敬文本人,在当时对于什么是“民间的真精神”,征集民间文艺的人如何才能“走到民间的深处”这些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课题,思想上并不甚了然。我们从钟敬文回忆“五四”以后他自己搜集民间作品的情形就可以明白:

 

在“五四”以前,我也曾从古诗的选集上读到一些前代的谣谚,并且情不自禁地喜爱它。可是,对于眼前活在人民口头的无穷珍宝,却没有什么感觉。说得老实些,我瞧不起它。“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我起劲地在探寻人民的风俗、习尚,特别是他们的文学。我向店里的工人,向家里的嫂嫂,向邻居的老伯伯……我从这些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们的口上去挖掘山歌、农谚、传说和笑话的矿石。[77]

 

由此可见,他早年之所谓到人民中去,实际上只停留在自己身边有限的圈子,在朋友、学生、店员、家里的嫂嫂、邻居的老伯伯等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层中间活动。对于到工农中去,与工农大众结合这个根本问题既不可能认识,更谈不上解决。然而,在“五四”以后,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开始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书本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就是活在人民口头中的文学,那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需要人们去探寻和开采。从看不起人民的口头作品到珍爱它们、研究它们,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60年的民间文学活动中,构成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点,正是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的地方。例如茅盾研究神话主要依靠文献资料,而钟敬文则不然,他既重视古典神话,又不忽略人民口头尚在流传的活神话,为探索我国的神话开辟了一条新路。

第三,广采博纳,兼容并蓄,吸收外国的一些方法,为我所用。如对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上文已有介绍。而大量使用“五四”以后采录的民间口头作品,使用已有的民族学、民俗学等辅助资料也是钟敬文早期比较研究的一个特色。这种比较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有条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为寻找新的、我们自己的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第四,钟敬文早期的研究偏重于歌谣,上文谈过,这和“五四”歌谣学运动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幼喜爱诗歌,十五、六岁时竟然写出成册的《诗话》[78],由于酷爱,注意得多些,思索得深些,因此对我国民族传统的诗歌理论能够运用自如,极见功底,这些对他研究歌谣甚有好处。他继承传统,却不因循守旧,而是有所革新,有所创造,不断提出自己独立的、新鲜的见解:或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或提示现象,追究原因;或冲破传统,另辟新路。尽管比较浅,还很不成熟,但却是一个好的开端。相比之下,在神话故事研究方面,则较多的接受外来影响,有时候对外国学者以及国内某些研究者的偏颇观点又缺乏批判能力(例如早期对神话故事起源的唯心主义的解释[79],在比较故事时出现的形式主义的偏向,对个别学者提出的山歌的贵族起源观点[80]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批评),因此可以说,他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尽管如此,他在神话故事方面(特别是对型式比较法,对楚辞、槃瓠、刘三姐等)的探索是大有益处的。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却摸索了一些方法,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迎来了30年代一个丰收的季节。

第五,钟敬文早期由于和革命者以及革命书刊的接触,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朦胧的、初步的认识。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但是,那主要只对我的社会观起过一些作用 ,对于学术思想却触动不大。[81]

 

这就是说,在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觉醒并没有使他的整个行动与学术思想跟革命斗争结合起来[82],这种社会观与学术观不一致的现象在当时的学者中并不是个别的。比方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茅盾早在1925年就批判了他早年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艺观,但在1928年写作《中国神话研究ABC》时,却仍然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类学派神话学作为自己的依据,这种社会观与神话观,或者说文艺观与神话观不一致的现象是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原因的[83]。而钟敬文早期所呈现的社会观与学术观不一致的现象,却应该更多地从他本人的世界观去探求原因。尽管他当时有某些认识已经超越了民主主义的范围,但从根本上说,他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观点和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书卷气太浓而锐气不足的性格上的弱点,又使他迟迟不能脱去这件沉重的外衣,使世界观有一个迅速的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经一度表现消沉,认为“后生小子……只合闭门读书,或徜徉山水间,击壤而歌”[84]。这种情绪虽然和他个人生活的波折有关,而且很快就有所扭转,但终归反映了他世界观所存在的问题。

对于世界观所存在的弱点,他时刻都在认真地严格地解剖自己。他把自己与罗亭相比[85],称自己是一个“智力颇明晰,而勇气不够的青年”[86],不断清算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派”[87]

在学术研究中,他一度主张纯客观的学术研究[88],有时容易忽视作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以及上文所指出的在收集、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局限和不足,除了历史的和时代的因素以外,都不难从他的世界观中找到原因。

 

60年来,钟敬文走过了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道路崎岖,走过弯路;道路泥泞,留下一个又一个深深的脚印,但却一刻也没有歇息过。本文所记叙的是他开始迈步、上下求索,努力寻找自己的路的过程。

19927月,北京

 

(原载《民间文艺集刊》第4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5月;原题为《求索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道路探讨之一》)



[1]新诗集《三朵花》钟敬文与林海秋、马云心合写,1923年在海丰出版,参考聂绀弩:《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部分新诗收在新诗集《海滨的二月》中。

[2]《客音情歌集》1927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疍歌》为黎明社丛书,1927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0(山++车)歌集》(1925年静闻编,0(山++车)歌是广东海丰福佬人的歌谣,两首一组,格式似诗经,20年代曾写作邪歌),《山歌选》(1927年编),这两本书稿曾交给北大歌谣研究会,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出版,书稿已丢失,只留下作者写的《山歌选序》,发表在《北新周刊》1927年第1卷第52期上。另外,《客音情歌集序》(原载《黎明》1926年第3卷第43期)曾提到作者1924年曾选出数十首情歌编成《恋歌集》,所谓《恋歌集》也就是后来编的《山歌选》的一部分,都没有出版。

[3]《粤风》,清李调元编,钟敬文整理,北京朴社出版,19276月;《俍壮情歌》,清李调元编(原歌为俍壮语记录本),刘乾初、钟敬文合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19284月。

[4]《马来情歌》,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

[5]见刘大白为《疍歌》写的序,见同名书。

[6]见喜多青磁《中国歌谣杂稿》(日本歌谣社刊行的《新歌谣研究》第2辑,1933年),参见《民间月刊》1933年第2卷第8期学界消息。

[7]见《艺风》1933年第1卷第9期。

[8]《民间文艺丛话》,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行,19286月,内收有关歌谣文章6篇;《民间文艺丛话次集》,1928年底编好,因故没有出版,内收13篇;《歌谣论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9月,收1篇。其他集子指《柳花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林兰编的《民间传说》等。

[9]如《粤风》、《俍壮情歌》。

[10]如《疍歌》。

[11]如《客音情歌集》、《山歌选》、《台湾情歌集序》(《民俗》1928年第3期)。

[12]如《南洋的歌谣》(《歌谣周刊》1924年第70号)、《马来民歌研究》(见《马来情歌》)等。

[13]如《潮州婚姻的俗诗》、《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的婚姻观》(分别载《歌谣周刊》1924年第72号、74号)。

[14]见《马来民歌研究》,作于1928824,收入《马来情歌》。

[15]初稿作于192565,收入《疍歌》、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春,《小说月报》号外)以及1928年出的《民间文艺丛话》中。疍户本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南蛮"的一种,分布于粤、闽沿海地区,以其职业可分为鱼疍、蚝疍、木疍、乌疍(以采珠为业)。自古以来疍民只能世代舟居,不能与平民通婚,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是中国历史上的“贱民”之一。

[16]《客音的山歌》作于192672,原载《语丝》1927年第118期,收入《客音情歌集》和《民间文艺丛话》。

[17]作于1927128,原载《民间文艺》19271112期合刊上。后收入《民间文艺丛话》,引文见该书第4142页。

[18]参考陈子艾《粤风续九与粤风的搜集、传播和研究》(《民间文艺集刊》第2集)及其他文章。

[19]顾颉刚为《粤风》写的序。

[20]同上。

[21]见《中国疍民文学一脔》。

[22]本文是为谢云声编《台湾情歌集》(民俗学会丛书,1928年)写的序,收入《民间文艺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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