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西部民间文艺的特殊人文价值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8-09-08 15:09:12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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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间文艺的特殊人文价值

——2004912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西部人文资源论坛”上的发言

 

作为中华民族摇篮之一的黄河流域,“西部”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非常地位,在未来的全球化时代,“西部”在中华民族之命运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在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西部”除了能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保证外,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就是历史悠久、积淀丰厚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文资源——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悠久而丰厚的人文资源得到保护,是使中华民族以其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屹立于世界之林并永葆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在一代中国青少年中加深和培育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

未来的全球化时代,我想,应是经济的国际化和文化的多样化并存,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而取消了文化的多样化的全球化,那将是一个不堪设想的、畸形的世界。世界上各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从而使世界文化处于多样化的纷繁多样状态,那才是人类最适宜于生存的世界。崛起于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断流的古文明,对世界文化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炎黄子孙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而感到骄傲。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西部,又是中华古文明最重要的摇篮之一,远古的渔猎、游牧文化,特别是漫长而发达的农耕文化,培育出的多样而灿烂的西部人文——非物质文化,以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适应和改造环境的大智大慧和淳厚知礼的民风民俗,浸润着一代代西部人,但这些在当代被当作“遗产”、实则还不同程度地“活”在人们记忆中和口头上、堪称中国之“国学”宝库的非物质文化,虽然得到过某些学者和文化人的多次调查采录,给后来者留下了不同年代记录下来的珍贵资料和信息,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的重视和系统的采集、整理和研究,以发挥其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果单一地强调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有几千年传统的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不是凭空制造某些所谓新的文化,或对中华本土文化及其精神丧失了自信,而让西方通俗文化任其横流,那么,其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

 

民族历史的见证  民族精神的体现

 

民歌是流传最为普遍而又最直接见证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一种民间文艺体裁。在西部(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汉族居住地区,加上山西的西北部、内蒙古的西南部,相当普遍地流传着一种上下两句式、以七字句(变体伸缩延长有九字句、十一字句、或三三八字句加衬词者)为基本样式的汉族民歌,学界通常把它们统称为西北民歌。

西北民歌,更具体地说,主要分布在晋西北、陕北、宁夏中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农业区。这是一个以黄河流域中游为中心的狭长的“文化圈”,我姑且把它称为“西部文化圈”,这里民歌的种类繁多,音乐的形式纷呈,但却有着共同的因子,把这个狭长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共同的文化因子是什么呢?论者尝曰: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之魂。所谓“中国民歌之魂”,不仅是因为这一地区所处的黄河流域中段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地,我想,更主要指的是西北民歌所表达的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所表现的激越豪放的风格。当然,说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之魂,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和其他民族的民歌,就不是中国民歌之魂、没有表达民族精神。

在西北民歌中,晋西北民歌、陕北民歌是重要的一支。晋西北的河曲(包括保德)地处黄河拐弯处,这里所流传的民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以十分明显的特色著称于世。历史上,这一带的民众,自明末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榨,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灾荒,无以为生者甚众,民不聊生的境遇,使他们不得不抛家别舍纷纷“走西口”(“西口”泛指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包头、大青山、后套等地),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谋生,有的春去冬回,有的常年不归流落他乡。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流徙的悲苦生活,不仅造就了河曲民歌的内容,民众也把当地的民歌带到了他们的客居地河套地区,把河套一带的“爬山调”带到了河曲。从历史和渊源看,“爬山调”应是汉民族的民歌,但鄂尔多斯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用汉语传唱,因而“爬山调”又成了汉蒙杂居地区两族共有的一种民歌形式。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由于其西南部(除神木、府谷外)与陕北为邻,而其北部又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接壤,处在两地之间的河曲,自然受到陕北民歌“信天游”和河套民歌“爬山调”的影响,在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吸收中,形成了河曲民歌——“山曲”在风格上的悲怆缠绵的特色。其实,悲怆或悲凉,几乎是一切民歌的艺术风格的基调,这是由歌唱者的命运所决定的。不过,河曲人的特殊历史和命运,使他们的民歌的这种悲怆的情调更加强烈和普遍罢了。恩格斯在论到爱尔兰歌谣时说过:“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们发明着愈来愈新、愈来愈现代化的压迫手段,难道这个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见《民间文学》双月刊1962年第1期)果戈里在论到小俄罗斯歌谣时也说过:“正像马克西莫维奇正确地指出的,俄罗斯的凄怆悲凉的音乐表现着对于生活的忘怀:它力图离开生活,扑灭日常的需要和忧虑;可是,在小俄罗斯的歌谣里,它却和生活打成一片,它的音节生动活泼,因此似乎不是在呜响,而是在说话——用言语来说话,吐尽心中的郁积,……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入灵魂。”(《论小俄罗斯歌谣》,见《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第2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河流和山岭往往成为文化分布阻隔与分野的屏障。与河曲民歌的风格不同,地处汾河以东、太行山中的左权,其民歌就呈现出另一种艺术世界。那里的小调同样委婉妩媚,而山歌则高亢嘹亮。不同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使晋西北民歌在统一的激越豪放的基调和悲怆悠扬的旋律中,显示出深邃撼人的诗意、芬芳馥郁的韵律和繁复多样的风格。[1]

西北民歌的另一支是“花儿”。“花儿”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回、汉、土、撒拉、保安、东乡、裕固(部分)、藏(部分)八个民族中,是一种不同的民族共同拥有、都用汉语演唱的民歌。在形式上,与上面所说的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顺天游、河套地区的爬山调,可谓异曲同工。“花儿”起源于何时,其说不一,20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论。有学者说,“花儿”滥觞于盛唐。[2] 有学者认为,“花儿”至迟出现在宋末。[3] 多数学者则认为“花儿”初现于明代。论争并没有结论,姑且以明代说为准,那么,“花儿”在西北地区也已有600百年的流传历史了。论者说“花儿”是西北的天籁,是爱情的心曲。不错,西部诸族一代代人就生活在“花儿”的歌声中从青年到老年,他们在种种不公的社会生活中熬煎,但他们却在歌声中得到了短暂的胜利、找到了爱情的愉悦、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慰藉。但,统观“花儿”的内容和题材,又远非只是人类童年的天籁、爱情的心曲,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和悠长跳跃的旋律中,强烈地震响着历史的声音。

繁衍于斯、创业于斯的中华祖先,走过了多少苦难和艰辛的路程!部落联盟时期的兼并与战乱,封建王朝时期的民族统治与压迫,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与暴虐,日本军国主义的屠杀与抵抗,天灾人祸,民族迁徙,种族灭绝,人口流动,……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使传之既久的西北民歌断流,它总是以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和盛行于民间,与多灾多难、自强不息的西北各族民众相随相伴,并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吸收、融会、更新的一个范例。总之,无论是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顺天游、河套的爬山歌,还是西部四省八族所共有的“花儿”,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条主根脉,既是中国历史、民族命运、地区沧桑的见证,又是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西部人文资源为国情研究提供根据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歌谣一向被称做“风谣”或“风”。所以把歌谣说成是“风”,是因为歌谣总是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和变迁,能动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面貌,对世事和世相及时作出来自社会底层的评判——太平或乱世,前进或倒退,和平或黩武,得道或失道……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者高尔基也说过:“从远古时代起,民间文学就是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的。”[4] 总之,歌谣是民心的反映,而民心其实就是民众群体的意志,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向来不受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的左右,不受主流舆论导向的影响。所以,歌谣也就受到历来的统治者的重视,也就有历代都实行的“采诗”制度,由专人采集民间流传的歌谣以供上层统治集团参阅,了解民心的背向,及时修改和调适自己的政策政令,保全当朝政权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情研究。在媒体不发达,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采诗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国情研究和治国安邦的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只要统治者不是先入为主,从采得的歌谣中,可以听得到来自老百姓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即使在今天,歌谣的传统仍在被民众每日每时地延续着,当下社会所产生的歌谣,特别是那些针砭社会不正之风的歌谣,也像风一样在民间飘荡传递,一方面表达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见,一方面也为了稀释他们积蓄于心的愤懑的情怀。搜集这类歌谣,不也是我们研究社会研究国情的一端吗?

我们通常说西部是欠发达地区,这只是就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均占有的财富的数量而言,而从人文资源上来说,西部又是一座“富矿”,甚至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国学”宝库。换一个角度说,由于社会发展较沿海地区缓慢滞后,商品经济对西部的许多农村、牧区的渗透和冲击,还相对较为薄弱,而传统的农耕方式或游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给予老百姓的影响还相对牢固,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口头传统”在这些地区和民族中还相对丰富而完整。许多在沿海地区或其他文化圈已经消失了的民间文化事象,如某些神话传说,在西部某些地方,则可能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李泽厚根据神话中所记载的图腾信仰的不同,而把史前的华夏分为东西两大集团(系统):一个是以龙为图腾的西部集团(系统),即炎黄部落联盟所崇信;一个是以凤为图腾的东部集团(系统),即东夷部落联盟所崇信。“以‘龙’、‘凤’为主要图腾标记的东西两大部落联盟经历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而逐渐融合统一。所谓‘人面鸟身,践两赤蛇’(《山海经》中多见),所谓‘庖羲氏,凤姓也’,可能即反映着这种斗争和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地下器物和后人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斗争融合大概是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而告结束。”[5] 尽管这种观点只是一说,但我们看到,至少在地方传说上,龙图腾信仰的势力,越来越比凤图腾信仰强大,也就是说,西部集团所保存的龙图腾信仰的神话传说,其势头仍然很强盛。神话中的人祖之神伏羲、女娲,如果剥去后世逐渐加诸于他们身上的面纱,他们便都是蛇身人面,而蛇正是龙的先声。这样的形象,不仅见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人首蛇身壶盖上,而且还出现于如今还在民间流传的活态神话传说中。也有学者把中国古代神话分为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大系统。如按照这种学说的路子观察和分析,昆仑神话系统中的一些神话,如西王母的神话,女娲的神话,至今在西部还没有失去流传的活力。

至于信仰和礼俗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近几年民俗学者调查报告的天水的祈雨仪式[6]、陇东的祭虫仪式[7],这方面的文化遗存,都对今天的国情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除了上述国情研究的立场之外,对于歌谣,至少还有两种学术的立场:一种是诗(文学)的立场,采集和研究歌谣,以作发展新诗(文学)的参考和养料;一种是民俗的立场,采集和研究歌谣(扩而大之,及于一般的民俗),以作改善社会、改良风俗、治理国家的参考,同时建立学术研究的体系。在今天,鉴于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随着从漫长的农耕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向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即消费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转型,作为民族的“文化记忆”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歌在内,正面临着急剧衰退乃至泯灭的趋势,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一旦被遗忘,乃是一个民族的最大的悲哀,于是,我们今天正在启动的民间文化保护事业,其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改善民风民俗、改善国家的治理、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民族的新诗,以及建立民俗学的学科体系等方面,而在于最大限度地留住和珍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保持和继承我们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和继承、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和保证。“强调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召开的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一个重要思想。[8]

 

文化多样性原则给文化政策提出的问题

 

提出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这样的命题,从世界范围来说,是重要的、及时的。世界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和多样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的扩张和入侵,使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自信的民族和国家的本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面临着削弱乃至消亡的危险。在这样的趋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持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也就保持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当前谈论文化多样性问题的论者,多谈世界范围内的必要性,而未涉及给我们国内文化政策带来的思考。从我们的国家来说,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极具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我们不妨从多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从中国文明起源角度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黄河中游的考古工作做得较多,由于先后发现了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遗址,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原说”,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从而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元的。从70年代后期起,考古学家们陆续发掘出土了大凌河流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发掘了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发掘出土了良渚文化遗址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于是中国文明的“中原说”遭到了质疑。现在,中华古文化多元构成的观点已得到公认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比较复杂,似乎有若干起源中心而不是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或多中心论。……不过,说中国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又并不是说处处都是文明发祥地。”[9] 从中国农耕文化来看,以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为分界,形成了两个文化圈或文化区:黄河流域是黍稗文化,而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耕作分布的差异,给两河流域的居民带来的,不仅是耕作方式、饮食习惯、衣饰甚至节日习俗和祭祀方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甚至是民族性格上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从中国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从《诗经》时代起就有所谓“十五国风”的记载,直到今天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别的依然明显存在,诸如三秦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也是多元的。这种文化视角,20世纪前半叶,主要为外国汉学界所采用,但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得到国内学界和政界的重视。此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且经常见诸报刊的视角,即民族文化的视角。在主体民族汉族之外,中国还有55少数民族,在这55个民族中又可按照语族划分为通古斯—满蒙、藏缅等多个语族,各个语族的文化之间也是各各有别的。总之,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包括中国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当然也首先应是制定文化政策的出发点。相对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北民间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多元构成中的重要的一元,而且甚至还保存了更多的原生性和优质性,因而西北民间文化的保护,更值得全方位地加以重视。笔者曾于今年62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第一期工程验收汇报会上发表过下面的意见:“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解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国策’问题。有一段时间,人们忽视了传统的礼俗,我国西部地区还保存着丰富的传统礼仪和传统风俗,这些东西没有消亡,而且是一种‘活态文化’。我相信这些礼仪风俗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以前学术界总是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我们的‘国学’,但实际上这些保存在民间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是中国的‘国学’的重要部分之一。”

 

前人的资料与经验

 

对西部人文资源的搜集和保护,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资料。以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民间文艺的资料,也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保护。如果说20世纪初期民间文艺的搜集,还仅仅是个别人的学术活动的话,那么,到了40年代,无论是在大后方的大西南,还是在以延安为代表的各个解放区,民间文艺的搜集活动,就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需要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了,变成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下的文化自觉。回顾历史,在民间文艺的园圃中,可谓前赴后继、筚路蓝缕。

在西部民间文艺的搜集者中,袁复礼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代表人物。他是地质学家。他于1921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1923年起在甘肃兰州、平凉、武威、永昌、山丹、高台和张掖一带做地质调查,在地质学上贡献很大。当年,当他一踏入进入西北的门户潼关,就被赶脚人高亢的民歌所震撼和吸引,便在地质调查之余,开始在甘肃各地搜集当地流行的民歌“花儿”。他所采访的对象,有临洮的青少年学生和士兵、兰州和秦安的脚户、榆中的儿童等。他搜集“花儿”的时间是19235月—19248月。记录的稿本有很多本。1924年,他将选出的30首“花儿”和所撰《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寄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负责人沈兼士,沈兼士将其发表在《歌谣》周刊(1925325日出版的第82期)上。他的这篇文章,是第一篇向全国介绍西北“花儿”的文章,他也就成为我国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花儿”的人。1949年建国后,袁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北大《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时,青海“花儿”研究者刘凯曾采访并著文评价过他。[10]

在世纪初倡导搜集民间文艺的北京大学民间文艺家们中,第一个深入西部作考察的是陈万里。陈万里从1925215日起开始他的西行考察,途径石家庄、太原、风陵渡、潼关、西安、兰州、肃州、嘉峪关、敦煌、安西,然后折返回程,从肃州而兰州而西安,而陕州、郑州回京。沿途观摩、采访、摄影,并逐日记有日记(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其所记沿途庙宇、风物、风俗、风情、事件,颇有文化史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和复原20世纪初年西部的民间文化情景和社会情景,极为珍贵。20世纪的一百年,经历了社会制度的两次转型和三次战争,风云变换剧烈,民间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嬗变,许多东西随着社会的巨变而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真可谓一百年等于一千年,这种文化变迁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现在我们重读陈万里的日记,那一幕幕的风俗画面和一桩桩的民俗事象,不经意间便在眼前展现出来。陈万里多才多艺,既是北大校医,又是国学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摄影、文物、民俗都有专长,且有多种著作出版,包括摄影集,但没有看到他的这部西行日记有单行本问世,其中的民俗照片尤为珍贵。

刘半农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创始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倡导搜集歌谣的学者。1934619日,为庆贺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Anders,Heding, 1865--1952)博士七十正寿,刘半农偕国语统一委员会的白涤州等人,离北平赴绥远,顺道收集民歌民谣。他在绥远、宁夏、山西、河北北部狭长地区亲自作歌谣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为数不少当地的“爬山歌”。他的这次绥远调查,不仅用笔作记录,而且携带了录音机,收录民歌7筒,因而堪称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本世纪第一次科学的田野考察。所到之处有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原、萍县、托县、呼和浩特、武川、丰镇、集宁、陶林、兴和、清水、凉城、百灵庙、大同、雁北、张家口等地。还在黄河边上,记录了船夫号;到蒙古包里考察牧民生活。途中染上了回归热,于同年714日在北平逝世。所幸的是,他所搜集的绥远至宁夏一带的爬山歌,还有一部被认为是他的稿本的毛笔手抄本流传在世,藏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资料室。[11]

“花儿”搜集的另一先行者是张亚雄。他从1928年起在兰州从事新闻编辑采访工作,他用十年的业余的时间从牧童、脚夫、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朋友中搜集记录了“花儿”3000余首。抗战爆发,他离开了辽远的西北原野,贴身带着这部花儿集的手稿,辗转流徙到了重庆。这部《花儿集》终于于19401月在重庆出版。抗战后期,他从重庆再次回到西北。从19441月到19474月他又在青海居留了3年半,继续“花儿”的搜集事业。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深入到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从边区老百姓口头上采集民间文艺作品,与北大歌谣研究会时代的通过个人向朋友搜集方式不同,是有组织地向传承者口头上直接采录的,故而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他们以何其芳(鲁迅文艺学院)、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文(边区大众读物社)、柯仲平、林山(边区文化协会)等为代表,分别在三个领域即歌谣、故事、说书,做出了历史性的成绩。其采录成果,以《陕北民歌》(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和《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音乐出版社1957年)为代表。当时搜集记录的原始材料,前者不知去向,后者藏在中央音乐学院民间音乐研究所。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包括一些诗人,如李季、严辰等,他们所进行的民间文艺采录,是按照科学性原则做的;与作家诗人向民间文学学习而创作的喜闻乐见的个人文学作品,是两回事。

3040年代,还有一批在大西南为各民族民间文化搜集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间文艺学家。在这些人中,首先值得称颂的,是奉中央研究院领导人蔡元培之命,在湘西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他们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出版于1947年)就是他们从193358月在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所进行的调查的成果总汇,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趣事(民间故事)。他们是根据苗族讲述人的口述,严格地遵照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原则记录下来的。他们搜集的民间文艺作品,成为我们后人研究和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必不可缺少的材料,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北方和沿海的许多大学,都被迫转移到了大西南。长沙、昆明、贵阳、桂林、柳州、成都、重庆,麇集了大批的人文科学家和作家艺术家。中央研究院也转移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西南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活态的民间口头文学,并以各自的成绩,大大地拓展了以往仅仅根据文献来研究中原文化和阐释国学的畛域,丰富和提升了我国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品格。民间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学界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对人文社会科学发生过如此强有力的影响。春城昆明,集中了一大批原本从事西南民族社会文化和转向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当地学者中,如楚图南、徐家瑞、方国瑜、蒙文通、李霖灿等。李林灿搜集的那一批么些人的神话传说,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学科史上第一批纳西族的民间文学科学资料。外来的学者,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如闻一多、朱自清、游国恩、马云逵等。中央大学的民族学家马长寿。有中山大学(后又迁至广东坪石)的顾颉刚、杨成志、陈序经(后转到南开大学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西南社会文化)、罗香林、江应梁、岑家梧(后转到南开大学,再转到大夏大学)、王兴瑞、罗致平等。在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指导下,刘兆吉在从长沙迁往昆明的途中,从沿途老百姓口中搜集编辑了《西南采风录》。在贵阳,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部及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学生陈国钧、李植人、张少微等,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采录了很多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各支系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先后出版过《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苗夷歌谣》等,在此,情况不能尽述。[12] 重要的是,抗战时期各路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汇聚到大西南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显示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民间文艺家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高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间文艺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乃至人文学科史上的一个范例。这种精神,今天还应大力发扬。

200496

 

(此文系2004912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西部人文资源论坛”上的发言;收入方李莉主编《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学苑出版社20104月,第1624页)

 


 



[1] 参见拙文《贾真〈晋西北民歌选粹〉序》,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 张亚雄《花儿古今谈》,北京:《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2期。

[3] 孙殊青《“花儿”的起源—— “花儿”探讨之三》,西宁:《青海湖》1962年第6期。

[4]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见孟昌译《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6] 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彭金山《陇东风俗》,第18318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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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平 张润平 发布于2018-09-08 22:42:00
感谢刘先生对西北花儿的定位!2006年进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进入第三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刘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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