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薛汕:从柳州《民风》到香港《民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8-08-02 16:35:41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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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汕:从柳州民风》到香港《民风》

 刘锡诚

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薛汕(19161999)是个不该被遗忘而事实上被“遗忘”了的人物。薛汕,本名黄谷农,诗人,民间文艺学家,俗文学家。广东潮州湘桥人。早年,他与碧野、梅益、饶宗颐、陈辛仁,都是潮州金山中学的同学。1933年因参与领导金山中学罢课风潮被开除学籍,后与碧野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化学系、后转国学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参加南下宣传队到无锡、常州、上海一带,后在上海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工作,并在沈起予、洪深编的《文艺》半月刊上发表作品,参加了司马文森、钟望阳组织的“文艺俱乐部”。抗战爆发,他辗转到江西赣州。1940年被捕,关进泰和马家洲“江西青年留训所”。1941年到桂林,就教于中学,在西南各报刊上写文章。19431945年在《柳州日报》编《民风》副刊(署顾颉刚、娄子匡主编)。1946年到上海,任震旦大学教授。与丁景唐等组织民歌社1948年《民风》在香港《星岛日报》继续出版发行,至1950年终刊。作为一生的追求,创办和编辑以副刊的形式发行的民间文学期刊《民风》,前后各出了大约50期,成为他一生的夙愿和业绩。

 

柳州:《民风》双周刊

 

他在1986123日写了一篇《〈民风〉及其他》的未刊文章,记述了有关《民风》副刊创办的情况,现引述如下:

 

我在1941年开始搜集民歌,主要在广西,后来扩大到西南地区,即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除少数民族地区系学生陪我作记录以外,其余大多自己记录。还有一部分是间接搜集的,通过我的朋友、学生借给我的。当时,由于很多人知道我在搜集民歌,我不免要参加有关的活动。

那时,俗文学不是被普遍注意,民间文学稍有提及,只有民俗较为人所知道,主要是与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联系在一起,而在西南又非接触这些学科不可。因此,也就比较开展了。而民俗学,也不像现在限于调查研究并作理论的探讨,基本是把民间文学的民歌、谚语、传说习俗……作为常见的内容。

这个时候,有好几个特点:

广东的乐昌坪石有中山大学钟敬文在主编《民俗周刊》;

在广西,因有特种(即少数民族,当时广西规定这么称呼)的师范和研究所,有刘介、雷镜鎏、乐嗣炳等人,陈志良编辑了《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还分散在各个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

贵州有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胡体乾、梁瓯弟等人,又有文通书局谢六逸编的《文讯》,还出版过陈国钧的《苗夷歌谣》;

云南有光未然对彝族史诗的记录整理,印出《阿细的先鸡》;

重庆有娄子匡、顾颉刚编的《风物志》,卫聚贤编的《说文》,在成都有《风土什志》;

西安有杜斌丞、李敷仁的“易俗社”;

甘肃有张亚雄的《花儿集》……

这就形成了一条线,虽然没有一个组织,却已有了一股力量,基本是以娄子匡、顾颉刚为首,还有黄芝冈、朱介凡、于飞、谭彼岸、罗香林……可数的名字很多,交往相助、交换资料、交换意见……

我和他们都有交往,书信不断,终于导致1943年期间,由娄子匡、顾颉刚挂名,在《柳州日报》刊载《民风》副刊。原来想用《风物志》,因不通俗改名。这是个双周刊,另印单页,由我负责实际编务,一位叫朱宗海的与我联系。我因为组稿,在东南、西南间形成一个中心,内容为民歌、谚语、传说、故事、少数民族风尚,还有民俗学的论文。我几乎是二、三期就必写一篇。记得第一、二期就写过《反对称特族》、《用其自称》……等。《民风》最少出版了将近二年,写稿的不限于广西,其他地区的文章从不间断。娄子匡也亲自来过柳州,商量过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这期间,完成的民歌稿本有:《邕江儿歌》、《刘三姐歌乡》、《瑶歌》、《侗歌》、《岭南梅》和《客家山歌》等,每部十万字左右。除《苗歌》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外,余稿保存至今。至于《民风》刊样,几经战乱,一无存报。现在广西各大图书馆也没有保存,真是可惜。这刊物,反映在艰苦岁月里,俗文学、民间文学工作者怎样继续采风,写出有关文章,没有停笔。现在的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席蓝鸿恩等人,那时还是学生,曾经向我提供过各种资料,所以说,这刊物还有过培养人的作用。

1944年,我到重庆,仅搜集民歌,编《长短歌》、《巴山情》、《望秦川》等稿本,共50万字,没有出版,也没有编刊物。倒是在邓初民编的《民主周报》写过一篇《无可奈何而歌》的歌谣偶谈,各报竞相转载。

1946年,我到了上海,就在转载《无可奈何而歌》的《文萃》上,连续写了好几篇相似的文章,如《水乡吟》等,最长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的歌谣工作》,影响较大,各报刊也就不断刊登创作的歌谣了。我又在《新民报》上写了十多篇“歌谣随谈”。

这时候,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一,我与沙鸥、李凌编《新诗歌》,创刊号上登了一组《胜利灾》的民谣,接着又登《抗战梦》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谣,马上流传开去,或转载、或评介,民歌成为民主革命斗争的武器,显示出其力量来。

二,我与丁景唐、袁鹰、廖晓帆、刘岚山、庄稼等十余人成立了一个“民歌社”,开了几次会,在报刊上征集民歌资料,也有影响,后拟出《歌谣通讯》,因故未实现。

三,由春草社出版了我的《金沙江上情歌》,是作为“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的第一部。这书的文学价值较高,一直到现在,在评价这个时期的俗文学著作时,仍很招人欣赏。与这同时的,还有柳亚子、戈宝权、王辛笛等编印的《民歌》期刊,仅出一次就夭折了。

1947年,我到了香港,大部分时间,投入文艺活动。由于《新诗歌》在上海被国民党搜查被迫停刊,因要逮捕我而不得不南下,所以,第一件事,马上恢复《新诗歌》这个刊物,以示不屈。《新诗歌》港刊出版了五、六期,仍然保持过去的做法,刊载民歌,工作上还团结一批诗歌工作者,出版了我编的《岭南谣》民歌集子。接着,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粤港分会,出版了我的《愤怒的谣》,由冯乃超执笔写《前记》,肯定人民歌谣的战斗力量。这个协会,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部,由钟敬文负责。下面设立了三个组,各拥有一批作者,广州话方言组由符公望负责,客家方言组由楼栖负责,潮州方言组由我负责,各自分别进行搜集、研究、座谈和编辑的活动。潮州方言文艺组出版了五、六期座谈记录。单行本除我的《和尚舍》方言小说外,还有:黄雨的《潮州有个许亚标》、丹木的《暹罗救济米》、王编的潮州方言民歌《老爷歌》等。

最重要而且应该提到的是:马鉴主编、由我和戴望舒组织稿件编辑的《民风》在《星岛日报》出刊,双周一次,共编了50期左右,延至50年代初才停刊。

这是我实际编的《民风》,从柳州到香港的继续,由我倡议而出,因我离港而终刊。最先是我向冯平山图书馆长陈君葆提出,希望他与报社谈妥后由他出面主编,可他因各报挂名已多,谦逊地请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挂名;这时,戴望舒从上海来了,生活无着,即征询我的意见,把编辑费给他,就这样工作开来。我征集、编好稿,按时由戴望舒送到报社。因此,与报社往来的事,我就不管了。这样,我们几乎是每星期见一次面,由于都住在湾仔区,就显得亲切无间了。

《民风》这个刊物,登的是民歌、谚语、习俗、传说,比较长的故事,无法刊载。还有论文,每期都有。我用“谷辰”等笔名,写了20多篇文章,大多是关于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与现实有关的论文。以广东为主,旁及其他省份。这个刊物,通过组稿,团结了一批俗文学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民俗学者。这个刊物,我和戴望舒都走了以后,就请梁石甫代理。说起来很有趣,戴望舒在1941年的《星岛日报》上编过《俗文学》,也出了近50期,无独有偶,不论怎么说,劳绩不可抹杀。

香港《民风》,现在已经找到,而且复印一份。我已抄了一个目录登在《民间文学研究动态》总第2期上,可以查阅参考。[1]

这个时候,我又完成了几个民歌集子的稿本,计有《近风歌》、《喜歌与哭歌》、《谜的歌》、《浙江潮》、《榴花红》、《阮台湾》等,约百万字。

我在港期间,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考虑多做民俗学组织活动的工作。

40年代十年的时间很短,我在俗文学、民间文学的范围内,不外是一个过客,连票友也谈不上,因为对这方面的理论,没有进行钻研,只做了些搜集和编辑工作,微小得很,何足道哉!但经不住有心人的一再询问,特别想知道鲜为人知的西南地区的情况,就写了这篇小文,免去我口述了。(1986123北京

 

挣脱了国民党的“留训所”之后,薛汕流浪到桂林,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期间所写的文章,主要是文艺随笔,也包括一篇民歌的论文《民间诗歌的几种表现形式》。这些文章大都收在19478月由(上海)春草社出版的《文艺街头》里了。从几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苦闷和战士信念。1943年年64日,在他离开桂林到柳州后为这本集子写的《后记》里写道:“三四年来的生活颠簸得多么厉害呀,我作过被称为战士,也作过奴隶,而战士与奴隶之间,似乎缺少联系,其实并不,因为感到奴隶的枷锁太可怕了,所以打碎它,形成了一个战士的行动;可是奴隶的对手是占着优势而握有一切摧残人们的工具,稍有疏忽,就会坠入对方的网罟里,那就被彻底的以最标准的奴隶来苛役,我就是这样体验了苦刑。……而在这集子里,有一部分已替我留了一个痕迹,我为了纪念。我呼吸自由的空气已快三年了。”他所以把这本书取名“街头”,是为了表示他当时的心迹:“这里一共有17篇毫无系统,鸡零狗碎的旧作,内容平淡得很,不外略说几句老实话,因为既抛弃到街头上来,故以此名。”

《民风》1943年创办于柳州。因战乱,该刊现已无存。《民风》究竟出了多少期,连薛汕自己都说不清楚。薛汕只保留下来两篇在柳州撰写和在《民风》上发表过的文章:一篇题为《反对称“特族”》(1944515日);一篇题为《族名用其自称》(19446月)。文章的意旨在批评针当时的种族主义者或大汉族主义者及其思潮的。他在前文里写道:“以汉族为本位,将其他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或者是如《周礼》所云,把‘四夷、八蛮、九闽、九、五戎、六狄’等说得有声有色的高傲态度也应该收起来了。不久以前,有不少人已经知道将其他民族的名称,加上从‘犬’、从‘虫’、从‘草’、从‘’等贱视的符号为不当了。我们算是解除《说文》所注视的谎语,什么‘南方蛮闽,从虫……’。同样,对存在于各县的所谓“通志”的大片骗词,什么猺,什么獞,什么‘兽身犬祖宗’……虽然‘狗头瑶’传说中是以犬为祖先,甚至连他们本族的习俗亦显示出这一点,但单凭这粗浅的看法是危险的。我们由于有所谓历史‘武功’,对他们加以迫害,更由于历史的记载极其模糊,对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到现在,亦始获揭发了。是的,我们很赞成教育当局将有侮辱性的字眼改为从‘人’。” 后文是与民族学者陈志良(他出版了一本《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也以此种指称写过不少文章)商榷的,主张对少数民族称其自称。

 

重庆:《金沙江上情歌》

 

湘战打响后,桂林和柳州的文化人很快都疏散了。《民风》停刊,薛汕于1944年的夏天也由柳州到了重庆。此时的陪都重庆已人满为患,刚到重庆的薛汕没有工作,生活穷困,同居十年的W也因他只顾那些歌谣稿本而离他而去。他曾写道:“乃抱了另一部《自由形式的歌谣》稿,送到朝天门说文社去找卫大法师[2]那里,结果是支了17000元的版税,书名被改为《中国的歌谣》,——这一改,与我的原意大相出入,然而,我几乎是无权再饶舌什么,在那些年头,有书可出版,已经是大功大德了,后来听说纸型已打好了,却顾虑到销路有问题,如今‘出否莫卜’。”[3]《自由形式的歌谣》一书没有出版,卫聚贤却交给他一部李霖灿(薛汕将他的名字误写成李灿霖了)采录编辑的《金沙江上情歌》,嘱他按照他的方法重编出版。李霖灿原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学校迁往大西南,他先到了长沙,继而又从长沙徒步到了昆明。在沈从文的鼓励下,后与李晨岚、周炼心等一道,先后到金沙江北岸地区的麽些族(纳西)、古宗族[4]等地区去采风。[5]这部书稿,就是他们在古宗族采风的成果。记录者是:李霖灿、和晋吉、和即贤、和才、周瑄、周炼心、刘贡三。薛汕只是编者而已。但薛汕不仅遵照卫聚贤的嘱托按一定的体系分类编辑,而且写了一篇才情并茂、述论俱佳的序言。他在序言里引用了李霖灿在稿本中录自自己的一篇《中甸十记》的短引,报道他的采风历程和观感思绪。由于这是一篇出自民间文学工作者之手的难得的采风手记,故而也引在下面:

 

二十八年春天到了丽江,不久,我便计划着过金沙江到中甸去走一趟,一来是想到古宗人的生活中心去考察他们的艺术,再者是想替徐霞客先生完成他当日未了的心愿,当日木土司(木僧)因为路上有古宗盗匪曾阻止了这位伟大的旅行的心愿,现在时过境迁,我反而随着一群古宗朋友同道走进横断山脉。

第一次宿营阿喜,帐篷就拉在金沙江边,对于横断山脉,我从小的时候就很神往,尤其是由横断山脉中下来的金沙江,这是长江的上游,对他有更深切的思慕,当坐着渡船由江上轻轻滑过去的时候,我曾想到这水是要流到江南去的,因之也想到了不少往事。

过金沙江后,就到了玉龙雪山的后面,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在丽江看玉龙山只是峭拔,现在隔江看去,真是一条玉龙蜿蜒的摆在绿水之上,江山清丽,使人神魂俱洁。

金沙江边气候很热,白天逼得人下江水中洗澡,当我在水中仰着头看到在云中出没的白雪奇峰时,心中想对着白雪来游水,也是一种怪有意味的人生奇观。

白天就是夏天的金沙江上,夜里倒又清凉得极可人意,而且金沙江上的明月,凡是曾经看过的人,再不作兴会忘记。吹过江上的风,更好像还带有雪的气味,在普鲁士蓝的天空中,又涌出两座银雾披蒙的大雪山,那里还是人间的境界,应该是一个北冰洋上的清凉的夜梦。

如此江山,如此明月,使人不禁抽引出无限的绮思遐想……。

忽然江的两岸,微风低涛声中传来了一缕悠远曼长的歌声,我们已经睡下了,又禁不住走出了帐篷,坐在月明中静静的听:——是谁在这江上月明中细细倾吐他们的情怀?

渐渐地也听得出这些情歌的词句,又像是一对情人隔江相闻的在倾吐他们的无限情愫,又像是在歌诵金沙江上的美丽:

雪山不老年年白,

江水长流日日清。

 

这就是这些古宗人的情歌之所创作和歌唱的情景和环境。李霖灿们这些记录者不但捕捉到了,而且准确地把握住了。李霖灿深情地说过:“途径大理,我已心醉,登点苍山顶,望玉龙白雪,我更神驰,等我到达‘金生丽水’的丽江,民俗朴实,父老迎人,忽生如归故里的亲切感觉。我家在豫省苏门山下,百泉水清,景色亦称奇绝,但抗手玉龙太古绿雪,‘故乡无此好湖山’,等在金江玉龙之间作了一番巡礼之后,对这一带景色,我更虔诚皈依,悠然生了愿终老斯乡的意念。”[6]其所吐露的情怀,感人至深,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薛汕作为诗人兼民歌研究者,极重视李霖灿对民歌流传的这个环境的记述和描绘。他说:“无异议的,李霖灿先生是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能得享受这飘飘欲仙的乐境的,毕竟不多,不过,这些幸福,对于在痛苦与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乃至于我这么一个流浪汉,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下去的事。——我尊重李霖灿先生的用心,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用不着我有所强,我还是把他的原意一字不易的征引在上面,我相信对于不能亲自到金沙江的人们,因此一触发,更会体味到在污浊的寰宇中,究竟尚有一些忠洁的灵魂在倾吐:‘雪山不老年年白,江水长流日日清。’”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加意保护这些材料,一直带到上海付诸出版的缘故。他说:“对于这些材料,我说过,一向把它当成生命的,我保护它而且是日夜为它祈祷,尤当这些东西复员是转托友人顺江东带,时间约莫半年,却不断的谣传着翻船、遇劫,及其他的意外,使我曾一度心灰意冷,如果是证实,在这一辈子活得少色少光的岁月里,似乎交替不下去了。所幸的‘庆以生还’,原物得以到达,才真真正正的鼓励了我,赋我以生命。”[7]

薛汕除了编纂歌谣选集、写文章外,还接触了许多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朋友,开展多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活动,为他后来的民间文学活动、特别是在香港继续办《民风》双周刊打下了基础。关于薛汕在重庆的民俗学活动,朱介凡回忆说:“1943年,先后得顾颉刚师、娄子匡兄的介绍,与薛汕通信。……我俩通信之初,谈文论道,一下子即成莫逆之交。其时,新写成《中国谚语研究述略》,寄钟情顾颉刚师求正,冀望在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发表。薛汕见到,以为此著六章,《文史》连载不易,不如马上印书,因携往卫聚贤教授处代洽。卫氏欣然同意,决由说文社出版,但希望增加附录,多列一些谚语例句。重庆长安间邮传,并不快畅。战时物资缺乏,新刊书册,谈何容易。薛汕并不就此罢休,胜利突来,他带了拙稿复员上海。百废待举的京沪,社会上有‘五子登科’之谣,咱们这些书生,则很少是受当时民谣讽刺的人。仍然九死其犹未悔也,百变不离其宗,惟知下力笔耕生涯。薛汕让这部稿子的一半,分为三篇,连载《新中华杂志》,乃使远在台北的陈绍馨教授读到。绍馨正撰写《谚语之社会学的研究》(刊19492月台北《人文科学论丛》第1辑),奠下了我跟绍馨在世之日,后此十多年极深的情谊。起初,薛汕在重庆,购得杨世才《言子选辑》再版本。此书登载了我《请征集中国谚语》的启文,他读后,赐予许多关切,令人感激。在中央通讯社黄芝冈处,他看到了娄子匡兄所留下我的谚语文稿,在别人,不过是看看问问便吧了,他却定要为求出版、发表的机会。这种热忱,真是惟薛汕所独有。……在重庆,薛汕见到黎锦熙师,黎师居然看准了我俩,他治歌谣,我治谚语,必定出以毕生之力。黎师觉得十分欣慰,认为全国再无第三人,有似我俩这股傻劲,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第3届全会,于青木关举行,黎师建议,顾师赞助,乃有一项动人决议。设全国谣谚采集处,并组谣谚学会,以期朝野双向协力进行。虽迄未实现,这构想可圈可点。”[8]1942年前后,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在西安工作,主持陕西城固、洛川、同官、中部、宜川等八县县志的纂修,重视方言谣谚、生活礼俗、岁时节令等的采访、记录、叙述、分析,在艰苦的战乱时期完成本属太平年月才做的盛事。他此番到重庆,是作为国语运动的领导人,来参加国语推行委员会会议的,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下,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下设立一全国谣谚采集处,也是应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上记下一笔的。

 

上海:民歌社

 

抗战胜利,薛汕从重庆来到上海,在震旦大学任教,与李凌、沙鸥等诗界朋友创办《新诗歌》诗刊,与丁景唐(丁英)、袁鹰等组织民歌社,发布启事,征集歌谣和民间故事。还自创上海春草社,出版了在战乱环境下编好而未能出版的《文艺街头》和《金山江上情歌》。由于《新诗歌》被国民党当局取缔,薛汕被迫于1947年出走香港,带走了民歌社征集来的所有民歌资料。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愤怒的谣》,就是从上海民歌社征集到的民歌作品中选录出来的。上海民歌社生存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它却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甚至在全国唯一一个民间文学团体,而且它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民歌资料,其最优秀的部分都因《愤怒的谣》的出版而被载入史册。这一功劳,固然得力于民歌社的领导人丁英和其他成员,但更主要的应该属于薛汕,没有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执着和韧劲,这些材料也许早就付之东流、湮没无闻了。

 

香港:民间文学生涯的高峰

 

薛汕到香港后,参加了中华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了该会民间文艺研究部下面的潮州方言文艺组的组长,大部分精力投入文艺活动。他仍然怀念在柳州创刊又夭折了的《民风》双周刊,于是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关张陈君葆的斡旋和帮助下,从1948916日起在《星岛日报》出版一张双周的副刊《民风》。由于陈兼职太多,故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挂名主编,由薛汕和刚从上海来港的诗人戴望舒编辑。该刊以发表民间文学的材料和民俗学的文章为主。19501226日终刊,大约出了50期。撰稿人多为他认识的内地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俗文学家、语言学家等文化人,如朱介凡、王镜清、于飞、傅懋、王季思、万年青等。

薛汕在该刊发表的民间文学文章有:《论潮州的叙事歌谣》(第1期)、《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第2期,署笔名谷辰)、《中国民俗学史的回顾》(第2期)、《论歌谣的方言性》(第6期)、《民俗学者的急务》(第8期)、《由潮州的“仔”看民风》(第9期)、《整理歌谣的三个态度》(第1718、)、《民俗学研究些什么》(第29期)、《歌谣的风格与内容》(第34期)、《歌谣的形式与表现方法》(第35期)、《琼崖歌谣的四种表现形式》(第37期,署名索之)、《民间文艺的加工态度》(第4142期)等。[9]《〈岭南谣〉后记》(19481028日)也是在《民风》发表的。除了在《民风》上撰文外,他还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民歌论文。这是薛汕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一个多产时期。

移居澳大利亚的民间文学研究家谭达先在评论薛汕在香港所编《民风》副刊时说:“在五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他的上述论文,似乎是不够深刻的;可是在当年英人统治下的香港,以英文为官方语言,连中小学也采用英文教学,在大专学校的中文系里和华人社会中,均只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不重视白话书面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与民间文艺。可是,薛汕编的《民风》刊出于华人资本家控制下的日报,坚持以大力倡导、推介中国民间文艺与俗文学为目标,这就完全符合于促进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更可贵的是,他以身作则,刊出了多篇专文,以作配合。这确有助于扫除当时香港社会轻视中国民间文艺、俗文学的陈腐观念,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关心它们。这个副刊,虽只存在过一年多,却能刊出126篇至今仍很具学术价值的民间文艺、俗文学(以前者为主)的文章,对于在国外推介中国民间文艺,是一大贡献。在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也有较大的作用。在香港影响之大,不可低估。因此,它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应获得较高评价。”[10]

薛汕在上海时与李凌、沙鸥等合编《新诗歌》,移师香港后仍然继续出版。他从上海民歌社征集的民谣中选编的《愤怒的谣》(民间文艺丛书)于19484月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出版。该歌谣集共选录了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流行于江苏、浙江、福建、台湾等19个省和地区的民谣271首。由冯乃超执笔、以香港文协研究部的名义为其写《前言》。正如冯乃超在《前言》里说的:

 

《愤怒的谣》是薛汕先生和好几位热心搜集民间歌谣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绩,也是散处全国各地无名诗人的作品的合集。诗集向来就不容易找到出版的地方,这样的诗集尤其难得有机会出版的。文协港分会相当注重民间文艺的研究,愿意把这个集子拿出来出版。文协港分会虽然有了一个研究民间文艺的组织,对于普及文艺的提倡工作,多少也做了一些事。但对于搜集民间歌谣,加以整理与研究,尚没有切实地着手去做。这本集子的出版,属于上海的民歌社朋友们的功绩,应该在这里声明一下。相信这本集子的出版,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创作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里面的歌谣,有几首为大家公认为比较完整而成就颇高的作品,值得我们揣摩学习的;如浙东的《兵老队,老队兵》,赣西的《有面子,没脑子》,四川的《推磨,押磨》,河南的《太阳落西山,大祸叩人间》,商城的《小梆子,梆梆响》,陕西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甘肃的《老天爷,你年纪大》等等。

这本集子里面所载的歌谣,差不多都表现一个中心主题,可以用“官发胜利财,民遭胜利灾”这句话来概括的主题,反映出“惨胜”以后的深重的民间疾苦。这倒不是故意先立标准从事挑选的结果,而是全国各地都是一片心酸的自然写照。民间歌谣是人民自然流露的声音,这本集子的声音,显然唱出了时代的特点,写出了一个日暮途穷奄奄一息的旧世界的真实面目,隐隐地汇合成为一股感情的激流,喊出“你塌了吧!”的粗壮呼声。“老百姓”的心事,可得知矣。”

这里面的作品,未必都是“惨胜”后的作品,有些是抗战期中的,也有更旧的,我们是来不及鉴定了。这个搜集研究的工作,显然不是少数人负担得了的,希望国内有志于此项工作的前辈及朋友,共同努力。

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玉成这本书的出版,谨在这里表示感谢。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研究部识

1948421[11]

 

薛汕在《附记》里写道:

 

这里所辑录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人民歌谣,这一部分,原已编入《政治谣》作为第二时期的,即从19459月起至19477月底止,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民享不到胜利之福,在饱受独裁政府的浩劫后,痛苦而愤怒地发出吼声,书前的提语,即此一意思的说明。

《政治谣》是一部未刊稿,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忍受双重压迫——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民间作品,是从鸦片战争失败起至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歌谣实录,采集时曾花了不少的时间,特别是在求内容的真确上,相当吃力,然而,站在保留时代诗篇这一意义上虽是抄抄剪剪的工作,想不至完全没有必要。

至于为什么要先把这一部分印出呢?理由很简单:里面所诅咒的,所痛恨的,所抨击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血肉相关。这种现实感,对于我们大有裨益,“从人民中来,回人民中去”,一定会增强我们的信念,再不愿向任何剥削人民利益者低头,战到“死而后已”!如果,再能从中寻觅到有关文艺上的若干问题,如表现一些什么内容,有些什么新的形式……则是另外一些收获了,这或则,可以作为每个文艺工作者,连我再内的学习课本吧!

这里面,由于我学力不够,见闻不广,对于歌谣的收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是很需要各方加以补充的。至于流行的地点,以及每一首的辨别,——凡发现是“文人”润色或我代笔的,是毫不吝啬的剔去了,然而难免仍混有;所有这些,一定还有错误,那就希望海内先进及读者们,予以不客气的教正,在此先志感谢之忱。(194818日)[12]

 

薛汕在香港期间还编辑出版了另一本歌谣集《岭南谣》(新诗歌丛书)。该书是编者在中华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民间文艺部担任潮州方言文艺组组长时,为响应方言文学的号召和潮流,为对诗歌创作在方言运用上有所助益而编辑的。歌谣是方言的文学,歌谣中所用的词语带有地域性。他在《后记》中写道:

 

S以及朋友们,很想有三个方言区的歌谣来参考,使诗歌创作在方言的运用上,有所帮助;但由于旧的歌谣集子不易找到,新记录的又不能较有系统的得见,于是感到有编一本,即使是少量也好,印出来读一读的必要,在这一希望下,我才不量力的着手了。

这些材料,除了自己记录的以外,还从陈元柱的《台山歌谣集》,林耕的《客族の山歌》,管又新的《客家平民山歌》,和丘玉麟的《潮州歌谣》中选下来,由于不能搜罗到广东各区已出版的歌谣集子,故只能就所见的编成现在这个样子,这种负愧,我不知怎么样说才好。

这些歌谣,流传的时间,在十年以前便有了,抗日时期的,我想在别一部分来处理它,而“情歌”,原是歌谣中最多量的,在这儿,除“客族”有几首较含蓄的以外,差不多没有选,主要的想把篇幅多给触及现实意义的;在时代的激变下,人民的生活状况、贫穷、浪迹海外……等,看人民如何在作品上反映出来。

把三个方言区的歌谣放在一起,多少是有比较作用的,什么地方可学习,什么地方该弃除,应该有意见的,这有待诗人们提供出来。(1948720日)[13]

 

《岭南谣》辑录了当时流行于广府、客家、潮州三个方言区的民谣。广府区包括了台山、曲江、中山、广州、连县、香港等地,分为“贫穷的日子”、“激变的潮流”、“蛋家的歌唱”三辑;客家区包括大埔、梅县、英德、翁源、连平、惠阳等地,分为“情爱的奔驰”、“贫穷的日子”、“出洋的前后”、“激变的潮流”四辑;潮州区没有标明地区,分为“贫穷的日子”、“出洋的前后”、“激变的潮流”三辑。这本歌谣选的小册子,虽然所录歌谣数量不多,但极有特点,不仅向诗歌作者们展示了方言对诗歌(歌谣)的重要,方言诗歌(歌谣)与接受和传播的关系,而且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出了广东三个方言区的平民百姓的独特生活样相和血泪历史。从而也可显示出编者的历史观和苦心。

 

歌谣观述略

 

1)写于桂林的《民间诗歌的几种表现形式》(1942416日),是薛汕民间文学理论文字最早的一篇。它表明薛汕是从一个诗人的即文学的角度去看民间诗歌的,而这样的视角,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的继续。他为了推动新诗创作的民族化(他很反对当时诗界的“欧化”风派),着重研究了民间诗歌的形式。他在自己搜集与朗读中,把民歌的形式归纳为七种:第一种:用谈话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二种: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三种:用连环的方式表现出来。第四种:用全盘依次说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五种:用一样物质来作指意,然后以事实继续说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第六种:用字音相同而含有双关意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七种:用故意颠倒取謔,作为讥讽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论述每一种表现形式时,他都举出民歌的例子来。一问一答的方式,是民歌中常见的形式,通常我们把它叫做“盘歌”。连环的方式,在民歌中也甚是时行。倒是把“谈话的方式”列为第一种,显出他的诗人的眼力的非同凡响。他举的例子是:“姐娘睏到半夜三更哭出来,阿娘听见吃惊呆。‘你要铜钱银子娘房里有,你要红绿绒线我叫你爹爹买转来。’‘要那铜钱银子来买棺材?要那红绿绒线结子吊起来?只要大哥哥转来勿搭嫂同房。’//嫂嫂堂前踱进来,‘你小姑娘说话勿应该,上有东村八十岁公公捏仔龙头拐杖也要婆房里去,哪有少年夫妇活拆开?小姑娘勿要慌,勿要忙,等你爸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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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堂 宁锐 发布于2018-08-03 20:58:40
薛汕
薛汕当是中国著名俗文学家!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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