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续)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8-05-15 08:44:17 / 个人分类:艺文随笔

真理的追求者

——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

 

刘锡诚

 

(续上文) 

强调继续解放思想

 

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整过一些人,他主持文艺工作的17年期间,也犯过“左”的或“右”的、但多数是“左”的错误,因此,他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周扬复出后,我有好几次在会议上听到他向反右中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受过他伤害的同志检讨自己,情深时常常流下泪来,不能自已。对于他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的这种诚恳与自责,文艺界普遍对他怀着谅解和尊敬之情。认为他是经过文革在反思中达到彻悟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出狱后不久便亲自登门去看望被他伤害过的冯雪峰、萧军、丁玲等老同志老朋友,有的还曾是老对头。他去看望冯雪峰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生命处在危难中的冯雪峰,嘱托他为瞿秋白澄清一个问题;萧军称赞他是一条“汉子”。周扬在文革结束后,努力推动思想解放、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推动新时期文学运动等举动,重新获得了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中央和文艺界再次选中了周扬。历史再次选中了周扬。周扬在第4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兼任党组书记。周扬在文艺界的威望和地位是公认的。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威望仅仅是一个党的领导者所带来的话,那么,文革后他的威望则是人们对他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评价。

4次文代会虽然通过了新的文艺方针,但对这个方针,对30年和17年文艺的总结,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文代会期间,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纷纭,一时难于统一起来,会议又不能开得很长,中央决定,文代会闭幕后,再开别的会议,继续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胡耀邦说要连续开四个会议:剧本创作座谈会、文学编辑工作会议、音乐创作座谈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1980123213日在京西宾馆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就是计划中的第一个会议。这次会议所以叫剧本创作座谈会而不叫别的什么座谈会,我想大概是因为在文代会之前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当然也还有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等,都是剧本。从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若干文艺理论问题,如文艺干预生活问题等,在文代会上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胡耀邦在《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鉴于“直接关系文艺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重大的方针性问题,没有一个大体上一致的看法,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文代会闭幕之后,我们和周扬同志、穆之同志等一起商量过两条办法:一条是用中央的名义批发一个中央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4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这个文件由周扬同志主持起草,经过中央的同志,包括华主席、邓副主席反复修改。……这个文件明确地肯定第4次文代会是开得好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祝词,提出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正确地分析和估计了文艺队伍的状况,进一步解决了文艺和人民、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条是……酝酿召开这个座谈会”。[10]参加剧本创作座谈会的人数很多,会议时间也拖得很长,可见争论之烈。即使会议结束后,《文艺报》也还发表了沙叶新那篇有很大争议的文章《扯“淡”》。就是一例。

周扬于211日上午到会发表讲话。笔者认为,在周扬所讲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问题是他的重点,也是有新意的。一个是要继续解放思想;一个是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干预生活问题。

继续解放思想是周扬讲话的核心,继续解放思想也是他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理论的组成部分。周扬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是有感而发的,是针对着有些人因为出了《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而把社会上某些消极现象归结为文艺作品的影响所致的责难,是针对着说思想解放过了头的流言。他说:文艺作品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把现在一些消极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所谓要解放思想,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它。中世纪,因为有宗教、有基督教的束缚,才有文艺复兴。18世纪又来了个启蒙运动。现在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理论上、组织上的残余势力不可低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不解放,就停止了。思想解放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没有过头的问题。思想解放没有止境。不管思想活跃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都是好事,不然思想就僵化了。现在还是要按照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就是思想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符合于现实发展的才是解放,落后于现实发展的则是不解放,思想超过了现实是过了头。为什么要继续解放思想?因为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个时代,正确地反映这个时代。我们要搞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要搞感伤的社会主义。有些作家写的是当前最尖锐的主题,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单单凭愤慨也还解决不了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我看了,写得很好,但有缺点。《在社会的档案里》一面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一面是无政府主义。是不是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官僚主义?不能。不能因为反官僚主义,就同情zap犯、盗窃犯。黑格尔说: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是辩证法。但不能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个革命的作家没有革命的倾向性怎么行?我们提倡讲真话,但又不能限于讲真话。现在我们常说恢复了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我不完全同意。17年也有现实主义。也不能说回到了“五四”。那么解放后就没有现实主义?同样也不能说回到19世纪,回到现代派艺术。现实主义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但我们还有一个明灯:革命。我们要继续发扬过去的好的东西,但又不能全部肯定。我们还要有理想。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文艺干预生活问题上,周扬有自己的观点,他是不轻易附和他人的意见的。前面我们提到,在讨论周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时,胡乔木发表了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报告稿中也删去了这样的内容,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的祝词中也讲了不要再讲文艺为政治服务,但这不等于周扬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干预生活作为要讲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继续发挥了他的见解。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文艺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平同志讲过了,不要再讲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不能讲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文艺不为政治服务。文艺怎么能与政治没有关系呢?有人喜欢讲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写人的命运的。拿破伦曾对歌德说:命运就是政治。社会不能离开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结晶。文艺界对此没有人有不同意见。那又为什么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呢?毛主席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生活当然不只是政治生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过程制约着人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文艺的作用要通过政治来实现,但直接制约着文艺的是社会生活,而最后制约着文艺的是经济。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当然,一,经济决定意识形态不是直接的,而是复杂的、曲折的;二,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也发生着影响;三,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哲学和文学,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我们不应满足于过去讲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过去时代的文艺,凡是优秀的,都是反对政治的。我不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是错误的,要批判。有人提也可以,当然最好是不这样提。作为规律,不科学,应有新的口号来代替,这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周扬在剧本座谈会后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说:“我们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文艺与政治没有关系,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要离也离不了的。既然有关系,为什么不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已经讲过。我在湖南两次讲话,以及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说了,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并不等于过去的提法就错了。”[11]

关于文艺干预生活问题,周扬的态度是不赞成,不提倡。他说,文艺与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但文艺是通过政治来实现的,政治任何时候都是统帅。文艺还要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干预生活,其实质就是干预政治,就是把文艺摆在了统帅的地位上了。文艺干预生活,实际上就是写社会阴暗面,暴露黑暗。否则,为什么不把文艺反映生活叫做文艺干预生活呢?文艺干预生活,也能起好作用。但对此,我不赞成,也不提倡。算是一种文艺流派吧。至于把干预生活叫做现实主义,恐怕不行。[12]

 

对青年作家的扶植

 

4次文代会结束后不久,1980年的春天,周扬和沙汀曾联名向《文艺报》推荐了一位农村业余作者周克芹写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由于周扬和沙汀的热情扶植,使这位处身于山乡的业余作者名重一时,这部作品后来也荣获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他也被选为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周克芹的小说固然达到了一定的成就,但他的成名,不能说与周扬和沙汀的推荐没有关系。周扬对周克芹的评价和褒奖,不禁使我想起在延安时他写的评介赵树理的文章。[13]

事情是这样的:1980年春天,在重庆文联工作的老作家殷白(张惊秋)寄给周扬同志一篇评论文章,所评论的是四川省简阳县红塔区的业余作者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地区的内部文艺刊物《沱江文艺》上。后来重庆的《红岩》杂志转载了其中的部分篇章。周扬读了这部长篇的大部分后,于23日给老朋友沙汀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读读这部小说,并请他把殷白的评论文章转交给《文艺报》的主编罗荪同志。我当时在《文艺报》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兼文学评论组的组长,罗荪同志就把周扬给沙汀的信和沙汀给周扬的复信(218日)连同殷白的文章《题材选择作家——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起交给我处理。

读了周扬给沙汀的信和沙汀的复信,很使我感动。周扬在给沙汀的信里热情地肯定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周克芹的小说。他说:“殷白同志寄给我他写的一篇评论,推荐了蜀中一位值得注目的新作家周克芹同志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对这篇小说热情称赞,他的文章是有分析的,写得也生动,没有像某些评论文章的那种公式化、八股气。我已读了这部长篇的大部分,的确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75年我国人民和‘四人帮’激烈斗争中的一个短暂的曲折时刻,地点是四川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历史背景回溯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展示了那时以来的时代风云的变化莫测和农村新旧势力的反复斗争,描绘了各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的面貌都不相同,亲近如父女之间、姐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遭遇和觉悟水平的不同,心灵深处各藏有自己的秘密,彼此也并不能完全开诚相见。人物的命运,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们的生活中经受了多少的颠簸,心中有多少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是多么丰富啊。作者对农村环境和人物的描绘是栩栩如生的。谁能说农村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呢?谁能说这些普通的每天从事平凡劳动的农村男女特别是青年男女不是足以震撼大地的伟大力量?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已经充分地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已使我们多少看到了这片令人神往的天地,看见了在其中活跃的一些充满活力的可爱的人物。小说也描写了我们农村中、社会中的不少消极面、阴暗面,但并不给人以消沉的感觉,相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蕴藏的无穷潜力。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努力表现劳动人民的这种真正的力量。”在充满肯定和赞扬这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周扬也指出了这部作品的不足。他说:“这篇作品中是否发议论和抒情的词句多了一点,就是说得太显露了一点,不够含蓄,给读者的想象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呢?这是值得作者考虑的。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作者抒发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不论怎样,它还是能够感动人的。”“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十分重要。爱惜人才不只要热情鼓励,还要严格要求。对有希望、有才能的作家,也不能乱捧,乱捧只有害处。”[14]周扬对沙汀说:“您对四川的作家,包括这位青年作家,想必有所了解。您对故乡的人情风俗,都很娴熟,您创作上又素来以现实主义手法见长,您是最有资格来评论这篇小说的。我盼望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沙汀收到周扬的信后,很快读完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小说,并给周扬回了一封很长的信,除了赞同周扬对小说的评价外,还对作品进行了独到的有说服力的分析。

我收到罗荪转来的周扬和沙汀的信件以及殷白的评论文章《题材选择作家》后,便着手读他们推荐的这部长篇。我读了小说,老农民许茂和他的女儿四姐许秀云等人的命运和遭遇,也在我的心灵上产生一种震撼和激荡,不禁感叹周扬、沙汀和殷白这几位老前辈艺术眼力的敏锐,是他们发现了这部粉碎“四人帮”以来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同时也引起我的深思,我们编辑部分管的的编辑,应该是读过《红岩》杂志上发表的其中的片断的,不知为什么把它从眼前放过了。不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总之我们没有发现。编辑部研究决定,立即将周扬、沙汀的通信和殷白的文章在《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

读完小说,编完这组稿子,我心里总还是有一种冲动。我想见见这位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幅70年代末中国农村生活画面和各种人物的、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农民作家。《文艺报》第4期出刊后,我便去了一趟简阳。《文艺报》虽然才出了一个月,但我在当地发现,周扬对周克芹小说的肯定性评价,在简阳的青年中已广为人知。周扬和周克芹一样,成了当地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在简阳红塔区的一间极其简陋的、窗户上糊满了废旧报纸的职工宿舍里,我找到了周克芹,并同他作了长谈。像我见过的许多区乡干部一样,他很朴实,当时他还没有脱产(即后来所说的还没有“农转非”)。我把载有周扬文章的刊物送给他。他感谢周扬。他说周扬对他的小说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周扬说话了,所以报刊上连续发了好多文章,但那些文章就显得不实事求是了。报社、通讯社、电台也纷纷来记者采访他,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表态,不愿意谈什么创作经验。他说,省里还有好多比我成就大的作家。当我了解了他的这些想法后,我虽然在简阳住了好几天,也同他谈了不少创作上的问题,了解了他的创作过程,但我还是放弃了写一篇访问记的念头,尽管写这样一篇东西在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不写周克芹的访问记,但我要在这里引述一封在简阳读到的几个青年农民写给周克芹的信:

 

周克芹同志:

读过《许茂》后,我们不禁要问,你是什么时候来过我们这里,并把这里的发生过的很多事情写成了书?也许书的作者——克芹同志,是同我们一样的农民?要不怎么为我们说话呢?

你的书写出了有些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你的书教给我们有些不曾明白的道理,你的书对发生那些可悲的事有一定的见解,这是写这方面书的人难能可贵的精神表现。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也有过引以为荣的兴旺时代,但是今天,造成贫困落后的是谁,根源在哪里?历史是人民写的。再过若干年,或就在眼前,人们心中已有一本不成文的书了。

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民众。我们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经济文化极度的贫穷。能怪我们懒吗?不是的。是统治者们不帮助我们摆脱贫困,不教给我们文明道德。他们利用庄稼人的缺点来制造灾难。在十年浩劫(岂止十年)的大悲剧中,在有的人看来,造成我国贫穷落后的似乎是这些腰无分文、目不识丁的庄稼人!现在看来,真真是可笑可悲啊。

作家同志,像这样的书多多益善,虽然它不怎么完美。看过你的书后,郁积在胸的气可以舒散一点,你的书还具有教我们识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

紧握双手

四川泸县几个青年农民  8042[15]

 

读了这封信,感受到一种畅酣淋漓的快感,周扬的读后感,是可以与农民们的评价相印证的。我的简阳之行,是在周扬和沙汀的启发下才有的。没有周扬和沙汀的的评论,不仅不会有我的简阳之行,甚至周克芹也许永远不过是个在小范围里为人所知的业余作者而已。历史常常是这样由许多偶然性造成的。

 

面对意见分歧的领导核心

 

4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的思想认识并没有能够统一起来,有些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愈演愈烈。作为中宣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的周扬,在几次会议上,都强调在有关方针问题上要统一认识,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理论问题上要百家争鸣。198041日中宣部文艺局召开文艺问题座谈会,由贺敬之主持讨论文代会召开一年来的文艺形势。我也被通知去参加。据文艺局的通报,在文代会通过的文艺方针问题上,就有不同意见,而且各行其是;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对这一类的倾向性问题的看法,又很不一致。周扬在第一天(45日上午)讲话。他深深感到了文艺界在文代会后还存在着的意见分歧和行动不一。这显然是与中央不保持一致。所以周扬说:文艺上要贯彻双百方针,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但又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只有党中央的意志,才能代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

外地有的地方的领导人,不同意文代会上通过的方针。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我就听说过,上海的陈沂说上海不贯彻文代会精神。黑龙江的宣传部长陈某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北京不一致。但这似乎无关大局。而在文艺界领导层中的意见不一致,却最令周扬头痛不已。如刘白羽对陈荒煤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悼念赵丹的文章就有意见,而且不是一般性的意见。赵丹遗言的主要意思是,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什么都不怕了,他要对党说,党管文艺不能管得太具体等。林默涵同志对报刊上大量发表伤痕文学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伤痕文学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魏巍同志也当面向周扬提过意见,说现在刊物上只发表一种倾向的作品。有人对《文艺报》的意见也很大,认为《文艺报》在搞同仁杂志,不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对右的倾向不进行有力的批评。甚至有人还说《文艺报》是右派掌权。等等。

针对着文艺领导核心中长期以来存在着的意见分歧,周扬从19801023日起,邀请夏衍、刘白羽、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贺敬之、赵寻等人到他在安儿胡同的家里连续开谈心会,他想通过党内老同志谈心的方式达到领导核心的团结。谈心会开了好多次,到1113日算是告一段落。周扬在老同志谈心会上作总结发言说:

会开得很好。文艺界老同志有些争论,能开诚布公地讲出来,态度诚恳,开始形成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领导中有分歧,不奇怪,没有分歧倒是奇怪了。经过30年,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曲折发展,一部分同志对文艺问题产生了不同见解,不仅不奇怪,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回顾4年来,没有抓紧解决,我有责任。现在如果再不冷静地看这些问题,不行了。今天全国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解决思想界、文艺界的争论和分歧。前一段,只想弥合一下,现在看来不能解决问题。我看是看到了,但抓的迟了。有一种说法:“文艺界是三国演义。”几个方面的同志都是文艺界的领导,应该互相交流,不讨论不交流不争论,在重大问题上观点统一不起来是不好的。现在这个会,至少是能交流,恢复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有两种态度和做法是错误的:一种是无限上纲;一种是自由主义,不闻不问。这两种态度都无助于矛盾的解决。一是扩大矛盾,一是无视矛盾。无限上纲,可能“左”的影响更厉害一些。“左”,我们有很长的传统,根深蒂固。现在文艺界的争论,有没有路线分歧?必然有。思想政治路线,都存在不同的立场,必然反映到文艺上来。对路线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但不能扣上路线错误的帽子。一些同志的自由主义,另一些同志的思想僵化,都不要扣帽子。不要随便说某人是“凡是”派的代表,说某人反对“四个坚持”。群众怎么说我们没法禁止,我们不要在意,同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怕人们背后议论我们。让人家背后不议论我们,不可能。过去我苦恼过,现在我不苦恼了。哪个人背后不遭议论?有人还说我们是延安派、鲁艺派呢。这一两年来,我很少批评别人,但这不是想抓选票。我有一点问心无愧,党中央决定了要我做什么,我坚决执行。总之,对一些议论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批判的态度。既不盲从紧跟,又不要自由化。对自己的工作,一定要采取谦逊态度,感到自己工作的不足,努力使自己做到能听不同意见。这点讲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不容易。有些同志不能听不同的意见,只能听好的意见,奉承的意见。要形成能听不同意见的空气。主要是解决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这种争论今后还会有。任何争论都不要戴帽子,打棍子。而且争论双方要互相谅解,只要是内部矛盾。《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文章(指《扯“淡”》——笔者),是讨好上海,他把责任推到胡耀邦同志身上。这涉及到文艺战线上的大争论——如何评价第4次文代会通过的文艺方针,以及按12号文件、按第4次文代会精神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评价。我们在政治上要维护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路线,文艺上要拥护4次文代会及一系列会议的精神。

周扬希望尽快建立起一个文艺工作的领导核心。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很长时间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领导核心。我失职,没有负起责任来。现在再不尽快建立起一个领导核心来,我们的文艺工作会犯大的错误。各部门老死不相往来,有问题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来争论,辜负了人民的重托。我们一定要解决好。通过工作逐步地建立起来。有的同志对此采取怀疑态度。不管有多少困难,要采取积极态度。有原则性的意见,通过党的会议、少数人的会议摆出来。由于流言蜚语造成的误会也会有。我国是个大国古国,应建立起自己的精神文明。我们的担子很重,应自觉地搞好工作。我们有两个条件是好的:一,对党的事业有信心。二,大多是从事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的,有些经验了,对党一条心。应当采取积极的、当仁不让的态度,不要采取消极的、打退堂鼓的态度,提出辞职。要互相信赖。只有这样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有些重大问题,毛主席、周总理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要靠集体的力量做完。什么叫领导核心?就是能团结尽可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带领他们前进。这个核心的本身,也应是团结的。长期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下,客观上就会形成宗派。在这个意义上,文联和各协会的担子很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是做好团结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帮助人们解决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否则,只是站在监督的地位,动辄教训人,是不会做到团结人的。要重视总结经验。总结新经验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总结新经验才能帮助人,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面前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要摆老资格。不管你有多少经验,我们到底老了,走不动路了。就这一条就脱离群众。在建立领导核心时,大胆吸收新力量、新血液,非常必要。有人主张大胆,有人主张谨慎。我说宁愿大胆一点。我看了些材料,参加了些会,这些青年中大有人在。核心一定要建立起来;核心一定要不断更新,不断输送新的血液。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接了班,我们要自觉交班,不要不体面地交班。另一方面,要引导。对虚无主义的思想,全盘否定马列主义的,能不引导吗?有人说文学面临着新的考验,要突破“四个坚持”。这里确实有个谁引导谁的问题。拿什么去引导?只能用他们能接受的东西去引导他们,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要了解和理解他们。文联和作协有大量工作可做。要做好中青年同志的工作,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要考虑定个制度,定期地由中宣部出面召集碰头会、例会,交流情况和思想。

周扬还谈了对文艺形势的看法。他说:“所谓形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二百’方针能不能贯彻下去,能不能贯彻到底的问题。”这是他多次谈论过的一个问题。他特别强调“二百”方针。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他与胡乔木是有分歧的,当然很微妙。据传达,198041日胡乔木在第5次理论座谈会上讲话时说:能不能说我们思想工作的政策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思想工作的政策,能不能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概括?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样的宣传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果我们宣传“双百”,不提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然要走到同自由主义分不清界线的地步。“双百”方针不是唯一的方针。王任重在中宣部说:乔木同志41日讲话中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与周扬是一致的。乔木讲,“双百”方针不是唯一的方针。现在光讲百花齐放不够,还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至少这几个是很重要的方针,不同情况下还是要使用的。“二百”可以突出一点。415日周扬在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文艺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文艺还是要贯彻“双百”方针,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425日周扬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用大段的篇幅谈了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他说:“现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一定要把双百方针认真贯彻,不管会碰到多少困难、阻力或者还会碰到什么挫折,我们一定要贯彻这个方针,因为这个方针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我们共产党员,全体人民,只有执行宪法的义务,没有违反宪法的权力。当然宪法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执行一定会遇到各种阻力。这我们要有精神准备。鉴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在重新贯彻这个方针时,一定要准备经受考验,不要以为,贯彻这个方针会很顺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勇气,准备经受考验。这个方针考验每个人,也考验方针本身。代表极‘左’思潮的人,他们是要反对这个方针的,巴不得这个方针失败。因此要求我们要有精神准备,遭受一点挫折,是难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实行双百方针有有利的条件,但也不要看成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看成是个斗争的过程。”[16]他在老同志谈心会的总结中还说,双百方针的根本问题是“放”的问题。要有两个自由:一是讨论的自由,一是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对文艺的领导要用社会方式,舆论(评论)和竞赛的方式。

在老同志谈心会上,周扬以老领导、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文联主席的资格对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老同事苦口婆心地作说服工作,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他曾经在一次会上把对立双方的代表性人物的名字点了出来:一方是刘白羽,林默涵;另一方是陈荒煤,冯牧。他要他们各自作自我批评。他们也确实作过自我批评,尽管笔者没有亲耳听见,但恐怕他们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比检讨自己的成分要多。其实周扬也充分估计到,虽然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经历过20年的种种事变后,各人的观点已很不一样了,甚至不排除有路线性质的分歧,因此,要想通过几次谈心就能达到在文艺问题上观点的一致,大概是很难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据我这样的站在文坛边缘的人看,这种分歧,一直到1984年周扬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都没有解决。

 

在思想斗争的旋涡中

 

对于周扬来说,1981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被推到了思想斗争的旋涡之中。从张光年的日记里得知,126日周扬在家里召集核心组会,林默涵介绍了他和刘白羽向王任重提出对周扬、陈荒煤、冯牧批评的内容。会议决定春节后召开文艺骨干学习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思想一致和团结。[17]这次会议是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召开的,周扬主持,名称叫“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议题是学习年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实际上是要借中央工作会议的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要求文艺界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原来他召集的老同志谈心会的成员大大扩大了,包括了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人民日报、广播局、新华社、总政治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人120余人。

周扬在212日上午开幕会上第一个讲话,全面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问题的看法。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要检查一下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还是背离了、违反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在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旗帜鲜明?他所提的问题,正是很长的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第4次文代会以来,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所在。他回答说:“我看,文艺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基本上维护了四项基本原则。”他的自问自答是有所指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生产问题,要求稳定经济。但许多同志提出了宣传战线,批评了包括文艺战线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求文艺适应当前面临的形势。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有批示: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为时过早,假若有两方面做不好,一是经济,一是政策,也可能发生。宣传工作,包括文艺工作,搞不好,只提倡写阴暗面,不能鼓舞人,庸俗低级。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关停并转。对自发团体、自发刊物问题,也要制定几项措施。周扬说文艺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一方面是正面估价文艺界的形势,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那个开了好久的谈心会上提出的种种责难的回答。他还补充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旗帜鲜明,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有的人动辄把文艺界出现的某些问题或错误上纲上线说成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他对“基本上”作出解释:“我说‘基本上’,是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首先冲破禁令,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强调了‘二百’方针,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扩大文艺题材范围,宣传了革命的‘四五运动’,宣传了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提出了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在胡耀邦同志推动和指导下,开了多次文艺会议,大大活跃了文艺界的民主空气和创作空气。这些基本上都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基本上也是旗帜鲜明的。说‘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够有力,有时也不无偏差,对某些错误的作品和言论,没有予以及时恰当的批判,在有的问题上,旗帜不够鲜明,放任了文艺界自由化的倾向。4次文代会期间及其以后,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有什么差错,大家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出来。整个说来,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文艺界出现了新气象、新成果。当然,不可讳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一些偏差,在创作上单纯地不适当地揭露社会阴暗面。当然,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要发挥它的批判的功能,但是,不能只揭露阴暗面,而不写我们生活中的光明面。……其次,在创作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生编硬造一些惊险、恋爱情节,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模仿低级庸俗的歌唱表演,有的连民族自尊心、民族尊严都不顾了。……我们的理论批评战线,也显得薄弱,有某些混乱现象。”

周扬在文革后复出以来,一向强调文艺界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现在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不仅文艺创作上一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引起某些负责人、包括中宣部部长王任重的不满和责难,而且社会上出现了自发社团和自发刊物问题,党内高层人士中出现了所谓“三四左右”的说法。“三”是指三中全会,“四”是指四个坚持。因此这次讲话,尽管他还是两面都讲,但却不能不面对反对自由化的问题。他说:“坚持这两个自由(指保证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笔者),保护这两个自由,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文艺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存在着自由化的倾向。”他说:“对于文艺的领导,还特别要靠社会方式,靠群众的舆论,群众的选择和鉴别。像过去那种官僚主义的审查制度,是要不得的,但不能根本没有审查。电影、戏剧、电视等方面,有关主管部门,要审查选题计划、剧目计划,刊物、报纸,对于要发表的文章怎么能不审查呢?审查权限放在哪一级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要建立生产责任制,生产单位对于生产计划不能没有审查。对于文化事业,行政命令也不能完全取消,有的节目该禁的还是可以禁。要讲文艺自由,决不是绝对的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世界上是没有的。鼓吹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搞绝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搞非法社团和刊物,个人要办电影,办剧团,多数青年是想自己搞研究、搞艺术,个别有野心的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就别有用心和目的,不可不防。所以我们既要坚决克服和防止对待文艺工作的粗暴现象,又要反对和防止自由化倾向。”[18]

他的观点是:文艺界在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的,但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文艺作品揭露阴暗面的问题,一些在政治思想上与中央不一致的文章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表现为一种自由化倾向,应引起文艺界各部门领导人的注意。但要分清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面对着对文艺界的指责,周扬的估计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在编辑部听到传来的消息说,邓颖超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说不要过分地指责文艺界。邓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给有关部门了。

这次党员文艺领导骨干会议前后开了3个多月。本来要由周扬作总结报告的,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如:324日周扬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作《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19]的讲话,4月份过问19771980年全国中篇小说评选工作并听取汇报,特别是4月份出现了白桦的电影《苦恋》事件,不久召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因此,起草好的报告稿胎死腹中,会议没有总结,不了了之。[20]

《苦恋》事件是一个关系到文艺界全局性的重大事件。白桦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太阳与人》在内部审查观摩放映时,有一份简报报到上面去,称其为“四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作品,因而不能公演。《解放军报》420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及一整版批判文章。因电影没有公演,批判不得不以发表在一年前《十月》杂志上的电影剧本《苦恋》为靶子。第二天中宣部就开会研究了军报文章。冯牧告知我们,《文艺报》不要急于表态,等中宣部的决定。同时,我们获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不予转载。荒煤同志来告诉我们,乔木找电影界同志谈了,对《苦恋》,一是批评,二是修改。王恩茂同志说,是不是不要改了。周扬打了电话,说白桦是有才华的作家,《苦恋》有错误,但还是应帮助他修改好。我们编辑部研究时,大家认为白桦写了很多好作品,现在《苦恋》有错误,对他要保护,我们不同意那种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决定由唐因动手写一篇《〈苦恋〉及其评论》,既批《苦恋》,也谈对它的批评,同时组织一篇全面评价白桦创作的文章。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文艺报》处在斗争的旋涡中。对《文艺报》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和指示,也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和指责。正在我们准备对几篇有错误倾向的文章进行批评时,又接二连三地出了《苦恋》事件和叶文福事件。有些人指责《文艺报》对错误倾向批评不力。《文艺报》的问题,中宣部、甚至胡耀邦同志也不能不管了。在88日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胡乔木讲话批评文艺界软弱涣散,各自为政,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接下来,文艺界开始讨论如何克服和检查软弱涣散状态,《文艺报》和《新观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检查的重点。周扬虽然爱护和保护《文艺报》,但不得不花很大精力于解决《文艺报》的事,他为此很伤脑筋。他曾于514日为《文艺报》的问题专门开过一次小范围的会。[21]周扬私下里也给《文艺报》提过一些意见。有一次谢永旺向我转述过他的意见:“《文艺报》团结的面还是要宽一点。对徐迟的文章那样处理是欠妥当的。(指同期发了徐迟的文章和李基凯与徐迟争鸣的文章——笔者。)批《苦恋》影响很大,可以不用这种方式嘛,还是自由些好。经济在变化,文联各协会要有更多的自由。现在,你们是不是不能在《文艺报》上发文章,要拿到外面去发?你们还是要写,也可以在刊物上发一点。到外面去发,说明你们可以写。《文艺报》圈子不要太小,毕竟还是要代表作协。”

在唐因和唐达成授命写作、联合署名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文章在101日出版的第19期《文艺报》(107日《人民日报》转载)上发表后,周扬在1012日召开的文联主席团扩大会上宣布,他已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周扬的辞职,在文艺界引起震动和忧虑。夏衍、冯牧、贺敬之的忧虑,是不言而喻的,外地一些敏感的文艺家,也纷纷来信来电向我们询问。他们担心的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取得的大好局面和思想解放势头能不能保住得,能不能继续下去。

民间文学事业的倡导和支持

 

我曾粗略地研究过30年代左翼文艺队伍的文艺思想,除了鲁迅先生外,包括左翼的文艺理论家和领导者周扬在内,他们对民间文艺,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缺乏研究,总之,他们对民间文艺是轻视的、忽略的。建国后,在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上,周扬却有了很大变化。这可能与延安时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鲁艺文学系音乐系对陕北民间文艺的搜集有关。

建国后,周扬同志积极支持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在他的领导和批准下,于1950329日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第一、二任理事长是郭沫若,周扬是副理事长。[22]成立初期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业务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曲艺、音乐、美术、舞蹈、工艺等)和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因而有“小文联”之称。后来,各专业协会陆续成立了,民间艺术的不同行当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到各专业协会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业范围,则侧重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建国17年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团结各地会员,继承“五四”歌谣运动的传统和延安民间文艺工作的传统,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为显著。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出版和对民间文艺的作用的认识,比“五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到重视。但无可置疑的是,民间文艺工作也受到“左”的文艺思想的严重影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的口号下,使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丧失了真实性,充满了思想的伪造与艺术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这当然不能怪罪到某一个人的头上,是时代病所造成的恶果。

1958年,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代,毛泽东发动了搜集民歌的运动。毛泽东322日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会收到大批的(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毛泽东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周扬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搜集民歌的运动,当然要推波助澜,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长篇发言。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这是我国目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人民日报》也于414日为这个运动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所作的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所作的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许多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着手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歌谣选》(笔者参加了前期的编选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扬二人的名义编选《红旗歌谣》。195812月,周扬(还有林默涵)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歌谣及故事丛书〉编选计划》,规定《中国歌谣选》收各类歌谣55000行,其中大跃进歌谣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谣。文革中曾批判周扬在编选民歌的比例问题上,表现了他的“厚古薄今”观点,看重传统民歌,轻视新民歌。为编选《中国歌谣选》,曾邀请了北大教授游国恩、魏建功来主持工作。文革前印出了五卷的内部征求意见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式版本改成了两集本,于文革后的1980年出版。第一集收选近代歌谣,第二集收选新中国歌谣。与原先计划中的《中国歌谣选》相比,已面貌全非,恐怕与周扬当年的初衷已相去甚远。[23]虽然全书由周扬同志写序,但我相信周扬并没有看过全书。 《红旗歌谣》于19591月由红旗杂志社出版。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红旗歌谣》,还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歌谣选》,显然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下的产物,所选作品,要么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宣传品,要么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或政治性很强的颂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风俗和淳朴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谣则分量极少,不大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的传统。尽管这个充溢着强烈的政治观点、政策说教和斗争情绪的选本,不能认为是一部成功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可与“国风”三百篇相媲美的近代民歌选本,但周扬的《中国歌谣选·序言》以及1959年写的《红旗歌谣·前言》对歌谣的历史、特性和意义所作的解说,应该说还是很精辟的。[24]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对民间文学的特性是有深刻见地的,早在196084日,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比如我是一个宫廷诗人,他也是一个宫廷诗人。我这个诗人经常向民间去找诗,他却不到民间去找诗,但他会拍马屁,皇帝就很喜欢他。我这里经常反映点人民的要求和不满,皇帝就打击我。越是打击我,我就牢骚越多,越不满意,就越反映人民的东西。”[25]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扬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思想启发大家,从民间作品中去看民间的疾苦和倾听人民的声音,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吗?

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一样被“砸烂”,停止工作长达十多年之久。197910月召开的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得以宣布恢复活动,周扬被选为主席。我在1957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后下放干校,19716月第一批从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协会恢复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编辑,后来转到《文艺报》和作家协会,没有也不想再回民研会工作。1982年夏天,在中宣部在河北涿县召开的文艺评论座谈会期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找我谈话,说民研会负责人××把协会搞得一团糟,还对中宣部兴师问罪,民研会工作瘫痪了,因为我在文革前在那里工作过,要我到去担任领导工作,而且不许××再插手民研会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长的带有决定性的意见,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接下来,是文联党组的负责同志赵寻、延泽民、李庚分别找我,但我都没有答应。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处在瘫痪之中。19821214日,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不得不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研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常务理事、社科院少数文学所的副所长王平凡,民研会副秘书长程远。周扬委托文联党组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寻主持。周扬同志讲话,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的错误,解除他在民研会的领导职务,并成立延泽民为组长的临时领导小组,作为过度,尽快把领导班子搭起来。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把那份会议记录交给了我,要我保存着。后来,我把它交给了办公室管文件档案的同志存档。

198337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后和文章发表后,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这事我们在编辑部虽耳有所闻,真相却不甚了了。大家都为他鸣不平,也为他担心。周扬的心情很不好,可想而知。他身后虽然寂寞,却已有许多回忆文章把这件事披露出来了。这一年的320日是老民间文学研究学家钟敬文教授的80寿辰,年初我约他写了一篇《我的民间文艺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同时,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钟先生80寿辰的事,建议他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周扬果然给他写了信,称赞钟先生“成就卓著,人所共仰”。4月初,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处开会,延泽民同志邀我去开会,我便中向大会建议为钟先生开一个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教学60年的祝贺会。我的建议得到同意,决定10日开会,我自告奋勇去请周扬来参加并讲话。周扬虽然心情很不好,还是毅然来到了会场。周扬见了面就问我:“称钟敬文‘先生’好,还是称‘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钟先生的口风。钟先生对周扬能来参加为他召开的会议,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就称同志!”那天,我还代为请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扬在会上讲话,热情地叙述了和钟老多年的交往,称赞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献身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坐他的车与他一起走。周扬对我说:“民研会现在缺一个领导人,机关瘫痪了,要请你到民研会去工作。你怎么还没有去?”他还讲了些民间文学是条很重要的战线一类的话,我就没有在意听了。对于周扬的问话,我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我仍然没有当场答应他。我想我在《文艺报》工作得好好的,又担任着编辑部主任,干吗要到那个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见到汪曾祺,他是在民研会被打成右派的,是个受害者,他也听到了要调我到民研会的消息,关心地对我说:“别去那个地方,那个以整人为职业的人是能合作的人吗?”但当我一想到从去年夏天贺敬之同我谈话以来,作为老领导、作为民研会主席的周扬同志,一直在等待我的回答,我心里确有些不忍。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手下没有一个能够替他在那里抵挡一下子的人!我想到这里,再也没有说什么话,车里的空气显得沉闷起来。

不久,作协要召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8月初冯牧带上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唐达成、谢永旺和我,还有《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到西山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去起草工作报告。有一天晚上,冯牧递给我一份周扬同志给他、贺敬之和赵寻的信件,要我看。我看了,上面有周扬的批示,是催我到民研会去的,周扬还特别写了一句话:“请冯牧同志大力帮助”。冯牧对我说:“我硬顶了两次,这次我不能再顶了,事不过三呀!”冯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五年来,非常愉快,人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知人善任、体谅下级、爱护下级、作风民主,而又知识丰富的学者型的领导。但他也是个不会为我的事去得罪他的老师和领导的人。主持《文艺报》工作的副主编唐因,也非常激动地反对我离开。但事已至此,我似乎已无可选择,只有到民研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文艺报》的事,并没有经作协党组讨论,听说张光年同志从外地休养回京后,很是生气,可是已来不及了。

周扬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创建者,对它的建设和发展,一向十分关心。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席,重要的事,我们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他请示汇报。同年12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举行三届二次理事会,主要讨论加强理论工作,由我向大会提出报告,并选举我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会前我到周扬同志家里去向他请示汇报会议准备情况,并把起草的将要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呈送他审阅。周扬同志是继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位主席,他喜欢我们参与主持具体工作的干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措施,把事业推向前进,而不要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他对报告稿中提出的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设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应到会讲话。

他因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事情折腾了大半年。116日,被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违心的检讨,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正在病中的他,129日下午在我们的搀扶下来到会场时,受到了与会全体理事的热烈欢迎。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非常亲切的讲话:

 

郭老去世以后,我任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实际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30多年以来,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始终是十分热心的。现在提倡研究民间文学,钟老是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且成绩很大。我本人没有研究出什么成绩来,只能讲一点。我愈想愈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赞成这个事业。

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有56个民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仅就这一点,也是世界第一的。但我们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讲争个世界第一,因为中国现在究竟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我们本应该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还没有成为第一强国。过去我们不是老爱宣传第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宣传了呢?是因为这样宣传有些惭愧。它本来是可以第一的,从历史上讲它第一,从人口上讲它也是第一。但是不能讲第一。这是因为在近代的时候,中国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们赶上去了,摆脱了和改变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所以说,我只是有一点可以讲,可以向同志们表示:那就是,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十分热心。

在文联的几个协会里,民研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协会,但是现在在组织上却是一个很小的协会。我看了你们的工作报告,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我当然没有很好的研究。不知是哪位同志起草的,可能是锡诚同志起草的吧。这个报告是写得很可以的,很好的。

现在,对民间文学这样一种遗产,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的遗产,我们怎么对待?过去我们有个方针,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是不应该辜负这份遗产的。我们就是要进行研究,进行科学的整理,把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的财富。现在当然是世界的财富了。但是它还不是完全精致的东西,还没有经过更大的加工。所谓更大的加工,就是科学的研究。

我们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民歌、民间故事都是很丰富的啊。就讲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了,那里的民间文学是异常丰富的。马子华寄给我一本小书,讲的是白族的故事。这些故事与汉族的故事比较接近,它虽然有很多缺陷,但看起来还是蛮优美的。我不过是举个例子。像这样的财富呀,是不可胜数的。比如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就更不用说了,是值得我们花力量记录整理和研究的。这份财富,要成为世界的财富,要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就要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而只能靠我们这些人,靠我们整个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这些人本身就是财富。假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有负于这些财富了。中国古人的文化非常丰富,民间文学财富也很多,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不经过研究,就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财富。我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使我国民间文学的财富为世界所认识,为世界所掌握。我们几十年来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苏联有,日本也有。

每次到这里来,我只能讲空话,只能讲希望。但是这些空话包括了许多热烈的愿望。希望是不是成为空话,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要提高。所谓水平就是研究水平,就是科学水平,不是别的水平。提高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包括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民间文学的素材很多,我们要在这些素材上进行研究,使这些研究达到世界科学研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今天来,一方面确实有一种感情想要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在座的萧崇素,是我最早的朋友了。他可能还要参加田汉纪念会吧?二十多岁时,我们就是朋友。他一直搞民间文学研究,所以我很羡慕他。我和沙汀认识就是通过他。今年是田汉的85诞辰。我很高兴地知道当年南国社的少年演员萧崇素同志20来岁的时候,曾当过演员。(萧:是个不讲话的演员。)我至今还记得萧崇素写过一篇《唐叔明礼赞》的文章。也许你自己都忘了吧?(萧:忘了。)我记得它登在《申报》上,你自己找来看。唐叔明也是当时的演员,现在还在,还在北京,70多岁了。他是很有名的,但是昙花一现,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我看可以建议邀请他这个最早的南国社演员参加田汉纪念会。

我今天到这里来,多少有点怀旧的感情,这不是南国社,这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啊。民研会比南国社意义更大了,人才也多。我祝同志们这次会开得成功!接下来,还要发奖。祝一切都能获得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认识一下,互相交流一些经验,使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一天天发展,而不是一天天衰落。这是我的希望。

 

那时,

TAG:

 

评分:0

我来说两句

显示全部

:loveliness: :handshake :victory: :funk: :time: :kiss: :call: :hug: :lol :'( :Q :L ;P :$ :P :o :@ :D :( :)

Open Tool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