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劳动者的口头创作

刘锡诚

在批判“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重温革命导师列宁对劳动人民创作的论述，对于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战线、文艺理论方面的种种谬论邪说，把被他们弄颠倒、搞混乱了的问题重新颠倒过来，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说过：“列宁一生中很少有时间能稍稍集中地研究艺术问题，由于他一直厌恶而憎恨凡事不求甚解的态度，所以他不爱表示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如此，他的爱好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喜爱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喜爱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品。” [1] 对于劳动者中间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列宁当然没有可能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但他对俄罗斯民族的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些零散的，然而是深刻的见解和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宝库。列宁明确阐发了劳动人民创作是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劳动人民创作是研究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研究人民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列宁强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民间口头艺术作品，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的观点加以审查；列宁非常重视革命的民间作品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战斗作用：列宁号召作家、诗人在旧歌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作品来；列宁恰如其分地指出民间创作中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无产阶级在继承人民文学艺术遗产时，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批判态度，全盘否定和全盘继承都是错误的。

一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有一次，列宁在邦契—布鲁耶维奇（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那里看到了一本十九世纪初叶的无名作者的手抄作品，他读过这本作品后，精辟地指出了它们的意义：

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创作，可是他们忽视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它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不久前我翻阅了一下考鲁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目录以及他的俄国哲学图书目录。那里应有尽有！俄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书单子有一指厚！洋洋大观！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书目却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比起我们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哲学家的所谓“哲学的”胡说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的人吗？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 [2]

列宁的这一段话，极为肯定地指出了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的性质及其在人民文化史上的意义：（一）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是他们世界观的反应；（二）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创作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三）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收集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写出有系统的论文来，廓清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在这个领域里散布的“哲学的”胡说八道和氤氲迷雾。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都用口头文学作为他们表达思想和反映自己生活的工具。以口头形式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创作，几乎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唯一武器。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无法在实际上战胜统治阶级，而只有在自己的艺术作品的幻想中才成为胜利者。他们在自己的创作里，揭露社会的不平等，鞭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和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礼教、习俗，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诚挚、忠贞的友谊和爱情。他们通过艺术创造，歌颂和赞美自己阶级的英雄人物形象，表达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乃至社会理想，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关系。

列宁在读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民间文学搜集家巴尔索夫的《北方的哀歌》一书中的出征士兵的“哭述”之后，认为这些民歌极好地描写了过去该死的穷兵黩武的尼古拉军警时代。他说：

为什么不写一篇研究论文，研究军警统治时代的黩武主义对于农民发生了什么后果，可以用这些对服兵役的“哭述”来和那些农民的歌曲——即那些逃避开地主的庄园，逃避兵役，从兵营逃走，组织所谓“下游自由逃民”，在伏尔加、顿河、诺沃露西亚、乌拉尔以及在草原上结成特殊的伙伴、义勇军、队伍，结成自由民的自由团体的农民的歌曲作比较。同样的人民然而却有不同的、充满骁勇和豪迈精神的不同的民歌，有大胆的行为，有大胆的想法；他们经常准备起义来反对贵族僧侣、显贵、沙皇、官吏、商人。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和为了什么而斗争？难道知道这些不是很有趣的吗？而这一切在民歌中都能找到解答。 [3]

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从各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举凡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大事件，都能在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劳动人民创作中找到人民群众的反映。列宁引用的俄罗斯军警统治时代的征募士兵的民歌，就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对尼古拉反动统治的憎恶和反抗，反映了农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由消极地逃开地主的庄园，逃避兵役，从兵营逃走，组织帮伙，结成自由民团体，发展到“经常准备起义来反对贵族僧侣、显贵、沙皇、官吏、商人”。这就是沙皇的黩武主义对于农民发生的后果：“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 [4] 在列宁看来，对尼古拉军警统治那样一个黑暗时代中所发生的一切，俄国农民的和士兵的哀歌反映得多么深刻！多么生动！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有谁人如此深刻地描写了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呢？当时还不是文坛上的知名之士而只是边区的一个教师的巴尔索夫把人群群众中流传的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之后，才触动了诗人尼克拉索夫，并给了他的创作以有力的影响。

列宁指示我们，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由于迅速而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因而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对历史事件所持有的态度的可贵资料。他尖锐地批评了文学史家、文化史家对流传在人民大众口头上、记忆在人民大众脑子里的民间创作采取轻蔑贬斥的态度。他在阅读了十九世纪出版的杜勃洛沃尔斯基的《斯摩棱斯克民族志》和昂楚科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之后，感叹地说：“多么有趣的材料！我粗粗地翻了翻这些书，我觉得，显然，现在还没有人愿意总结这些材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整理这些材料，用这些材料是很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关于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的著作的。瞧这里！昂楚科夫的这些故事我翻阅过一遍，就有很精彩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文学家注意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民间创作，对于研究我们今天人民的心理是太需要、太重要了，” [5] 正如列宁正确地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人文学者且不去说，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队伍里也还没有人去总结这些材料，尤其不能“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对这些材料加以收集、整理、审查、研究和阐发，做到古为今用。即使有人做了一点，也是或出于猎奇，或只从民俗的角度或只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没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着眼。资产阶级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家为了替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曾经收集了一些人民创作材料，但他们大都进行了别有用心的篡改和删节，从而对人类文化史作了歪曲。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文化说成仅仅是少数统治者的杰出人物的创造，而不是世代劳动人民的创造；他们不承认“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6] 不承认“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7] 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观点。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人民创作是“各个时代人民世界观的反映”，是研究“人民的心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对于刚刚在政治上夺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进行斗争，对于批判唯心史观，是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文学界就曾流行过一种以B﹒A﹒凯尔图亚拉为代表的民间创作“贵族起源论”，这种谬论认为人民创作不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上层统治阶级中间，然后下降到人民群众中间的。1906年、1911年凯尔图亚拉在彼得堡分别出版了《俄国文学史教程》（自修读本）的第一、二卷，他在第二卷的序言里断言民间英雄史诗的创作者，不是人民而是“上等统治阶级”。当时还有一些人附和这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谬论。这种谬论根本否定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当时恰恰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通常被称为“最肮脏、最无耻的十年”，是为斯托雷平的黑暗政治与血腥镇压效劳的，因而及时揭露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绝对必要的。列宁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提出来的，并给予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以思想武装的。

二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深刻地指出革命歌谣反映了先进的革命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是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里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工人阶级革命歌谣，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在他们的论著中广泛加以引用、阐发，为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革命歌谣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民创作，都更受到列宁的喜爱和重视。列宁喜爱革命歌曲，不是仅凭个人的好恶兴趣，而首先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来评价优劣的。例如，他侨居巴黎的时候，就对法国的政治讽刺民歌发生了兴趣。当时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蒙台居斯，一个著名的工人歌手，经常在巴黎郊区——工人区演唱革命歌曲。列宁为了去听蒙台居斯的演唱，竟然在各种报纸里寻找他的演出广告，并借助巴黎地图去郊区剧院或酒店。有一次，他在一封信里就表露了渴望听革命民歌的心情：“今天（指1910年1月2日——笔者）我还打算到一家唱goguette  révolutionnaire（革命小调、讽刺歌曲——笔者）的酒馆去，听听‘唱歌人’（译得不好，原词是chanconniers）唱歌。” [8] 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巴黎时期，列宁一面关心着俄国的革命，同时也仔细地研究了法国的工人运动，尤其注意观察法国的选举运动。列宁“对法国大选中各种会议的观察就给‘民主共和国’的所谓选举勾绘出一幅鲜明的图画，这简直令局外人感到惊讶。因此，伊里奇特别喜欢革命歌手们演唱的一些讽刺选举运动的小调。我记得有一支小调描写一个候选人到乡下去搜集选票，它跟农民一道饮酒，对他们胡说一通，醉醺醺的农民们最后投了他一票，并且唱道：《T’as bend it,mon ga!》（‘小伙子，他说得对呵！’）于是，在获得农民的选票之后，这位议员就去领取为数一万五千法郎的议员薪俸，并且开始在众议院里出卖农民的利益。” [9] 列宁就是这样通过倾听工人歌手演唱的讽刺民歌了解群众的情绪，研究社会问题的。民歌毫不掩饰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选举的虚伪性和资产阶级政客玩弄的欺骗把戏，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因而得到了列宁的赞赏。

列宁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革命民歌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抗议和反抗。他在《萨比林》一文中曾引用并评论过一首亚尔萨斯民歌。他写道：“四十多年来，普鲁士人强迫亚尔萨斯的法国居民‘德国化’，并以百般重压‘迫使’他们服从普鲁士王国的、军曹的、官僚的所谓‘德国文明’的纪律。然而，亚尔萨斯人的回答是唱起抗议的歌曲：‘你们夺取了我们的亚尔萨斯、我们的洛林，你们尽可以使我们的土地德国化，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的心——永远不能。’”这支亚尔萨斯人民的民歌，是在他们的民族备受普鲁是人侵略和压迫的情势下诞生的，它不是诞生在一个心灰意冷、甘愿俯首听命于异族强权的民族中间，而是诞生在一个充满了反抗的、英勇不屈的民族中间。列宁初次听到这支歌是在1909年，那正是俄国反动分子猖獗一时的时期。当时党虽然遭到打击破坏，但党的革命精神却没有被摧毁，革命分子并未因此而消沉。这首民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革命精神，显然是同当时流亡在国外的列宁的心境很相似，起码引起了列宁在感情上的共鸣，列宁在唱它的时候，同样也是怀着胜利信心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写《伊里奇喜爱什么文学作品》一文时，也特别提到这件事，说列宁“口里唱出来的歌词‘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的心——永远不能’，表现了多么强烈的必胜信念。” [10] 列宁很珍重这支民歌中歌颂的法国人民的不屈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革命精神曾鼓舞着法国人民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列宁还曾撰写专文评论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纪念它的作者、工人歌手欧仁•鲍狄埃。列宁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当这首歌子诞生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11] 《国际歌》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宣言和战斗号角，鲍狄埃用自己战斗的歌曲唤醒了一代代国际无产阶级，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传遍全球。此后不久，列宁又写了一篇题为《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的文章，以同样炽热的革命热情评价了《国际歌》以及用歌曲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功绩。列宁说，在德国，用工人歌曲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很短，而且德国的“容克”（地主的、黑帮的）政府采取了很多卑鄙的警察手段来阻碍这种宣传。但是无产阶级的歌声是镇压不住的，“任何警察的无端挑衅，都不能阻止在世界各大城市、在所有的工厂区，而且越来越多的在雇农们的茅舍里，传出歌唱人类不久即将从雇佣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友谊的无产阶级的歌声。” [12]

《国际歌》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有巨大的号召力，就在于它用艺术的语言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真理，这一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的语言加以概括的，工人阶级经过多少次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浴血斗争和失败才认识到的。列宁在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时，曾说俄国革命用血的教训证实了这首歌曲中的深邃思想。他写道：“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橫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和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13]

列宁向来喜欢革命民歌。无论是流放西伯利亚，还是侨居国外时，他不仅爱听同伴们唱，而且还亲自参加唱。波兰革命民歌《劳动人民，要认清自己的力量》、《五一节》，俄罗斯革命民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在茫茫草原的古墓上》，法国革命民歌《向十七团致敬》、《炮声万岁！》等，都是列宁喜爱的作品。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产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分不开的。革命歌曲的勃兴与发展，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发挥着鼓舞革命斗志、传播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三

列宁对作家、诗人向劳动人民的创作学习，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次年，反苏维埃政权的共同目的使国内外两股反动势力联合了起来，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互相配合，妄图瓦解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苏维埃政权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这时，建立一支能抵御外敌的红军，发动和组织劳动人民起来进行卫国战争，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进犯，平息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叛乱，成为当时列宁领导的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这一场斗争中，列宁多么重视歌谣这一宣传鼓动武器的作用啊！列宁同长时期成功地从事政治鼓动宣传工作的革命诗人杰•别德内依谈了一次话。列宁问别德内依，前线将士们的士气怎么样，能不能经受得住，并指出俄国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别德内依在回答列宁的提问时，援引了巴尔索夫收集的《北方的哀歌》民歌集里一首被募士兵的民歌，说明他们是不想打仗的。列宁听了后，对巴尔索夫的集子很感兴趣，向别德内依借去看了很久。据别德内依回忆，后来列宁对他说：“这种反战的、悲伤哭泣的和厌战的情绪，我以为应当、而且也可以克服。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要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你应当在你的鼓动口号中经常地、顽强地、系统地、不怕重复地指出，过去是‘该千诅咒万诅咒的沙皇兵役’，而现在服兵役，则是为工农的苏维埃国家服务，尽革命人民的天职……” [14]

列宁是从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这一点来考虑创作新歌谣这个问题的。他把“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纳入当时的政治鼓动工作之中。他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应当系统地、经常地、不厌其烦地向人民和士兵们讲清这样的道理：过去是为万恶的沙皇效命，而今则是为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服役；过去是在棍棒和皮鞭下生活，而今却是自觉地尽革命的职责。

在这里，列宁提出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时代变化了，也存在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由于劳动人民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悲惨遭遇，悲伤、忧郁的思想情调就成为旧时代民间文艺创作的一个特点。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之后，这种悲伤、忧郁的思想情调，也就变成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了。因此，列宁深刻地指示“要用新歌谣代替旧歌谣”。同时，获得解放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喜爱思想深刻、语言犀利的旧歌谣，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向往和要求创作出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新歌谣，即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列宁在1920年同蔡特金的谈话中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在这种基础上，一定会成长出真正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这种艺术将创造出一种适合其内容的形式。” [15]

四

在如何对待劳动人民文艺创作的问题上，向来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列宁既批评了全盘否定历史上劳动人民创作的谬论，充分阐明了劳动人民创作在阶级斗争和认识历史两方面的价值，又批判了全盘肯定历史上劳动人民创作的错误倾向。他一贯主张批判地对待人类的全部文化遗产，包括历代劳动者创造的民间文学遗产。

1920年他在苏联共青团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是，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把过去的这些文化原封不动地搬来，而是“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16] 列宁在此既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又强调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即“现有文化”必须加以改造。这个改造，就是去粗取精地进行批判的功夫，只有对“现有文化”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审查、批判，分清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才能达到古为今用。

正如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就分裂为对立的两个营垒一样，人类文化史也不是统一的文化。列宁在批判崩得分子时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两种文化的理论。他写道：“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17] 显然，列宁所说的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里面，就包括了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群众的全部文化，其中也有劳动人民的民间创作。列宁深刻地指出了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其中包括人民创作）同社会生活的关系：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生活条件，是产生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文化）的源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压迫和剥削，在文化上也被剥夺了掌握知识的权利。若干世代以来，他们不得不被迫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只能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现。因此，劳动人民的创作就成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的组成部分。其次，列宁还阐述了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意的文化成分（包括人民创作）在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同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在过去的时代，每个民族文化里面，这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只不过是“成分”而已，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

尽管总的说来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民间创作是民主性的，是反映了人民的世界观和人民的立场的，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一切艺术创作都是进步的，都是健康的，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

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创作中何以有糟粕呢？根据列宁的思想，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无时无刻不给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思想和文化以影响和腐蚀；二，劳动者本身所处的时代带来的局限性，如小生产方式、科学的不发达等，使他们产生迷信、宿命论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知道，宗教对俄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一大禁锢，宗教和教会的意识形态对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列宁一方面肯定了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艺术创作中幻想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它的消极因素。列宁写道：“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内，僧侣们所创造的、为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 [18] 他指出僧侣们杜撰的那些脱离现实的海市蜃楼式的宗教教义，有时也得到被压迫的、缺少文化知识的劳动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没有现实作根据的，所以是病态的幻想，而不是积极的幻想。当高尔基在哲学上一度误入迷途的时候，列宁写信给他，严厉地批评了他。列宁指出了什么是人民文化中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的糟粕。他在信中写道：“‘人民’关于神和替神行道的概念，完全同‘人民’关于沙皇、妖怪、揪妻子头发的‘概念’一样，都是‘人民的’愚蠢、闭塞、无知。我根本不能理解，您怎能把‘人民’关于神的‘概念’说成‘民主的概念’。”他还说：“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神的观念的起源和真实作用是这样的，但是民主派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以一种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宗教观念的斗争形式。”“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 [19] 列宁历史地分析了神的观念的起源和真实作用，指出了神的观念是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这些观念在民间创作里也是大量可见的。列宁在另一个场合还阐明了这些观念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根源，他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 [20] 列宁指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神的观念是这样的，不过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后来它被用来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即用一种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宗教观念了。根据列宁的这些意见，我们在研究人民创作遗产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仔细地判断它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作品，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有无进步意义，特别要注意区别哪些是代表了历史上进步阶级的思想，哪些是统治阶级附会上去的反动思想。

在社会发展历史上，个体小生产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小生产者的农民。由于被压迫农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在人民创作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农民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决定的思想状况，无疑对人民创作有着最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主要是农民文学的民间创作时，也要看到农民的思想局限性的一面。列宁充分估计农民的革命性，即使在分析农民的宗教活动时，他都不抹杀这种革命性。他写道：“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外衣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接着他又指出农民在政治上的落后性和闭塞性：“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是闭塞的，是不开展的，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盲目的无情的骚动’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