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闲门”

　　在文艺圈、编辑圈、学术圈里混久了，藏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的藏书甚至引起了街道红卫兵的注意，破门来抄了几次家，好多书都被当做“四旧”给弄走了，连何其芳遵照毛泽东的旨意主持编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也因书名里有个“鬼”字未能幸免。于是，慌忙间把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书撕掉封皮和扉页，七分钱一公斤卖给了收破烂的。书房梦虽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还是侥幸保留下来一些珍贵的书，除了我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学时从父亲收藏在墙龛里带来的明版《左传》等古籍外，又陆陆续续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海福州路旧书店等处买了一些民国古旧书籍，如东方杂志社编《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蒋智由著《中国人种考》、博格达诺夫著《社会意识学大纲》、郑振铎著《俄国文学史略》、赵景深选注《弹词选》……而最让我珍视的，是1958年11月26日在上海襄阳南路91号合作旧书店买的一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印行的苏联作家鲍里斯·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的特印插图本。这本64开的褐灰色的精装书只限量印了500本，我买到的这本编号为No.490，如获至宝。

　　到1991年春调到中国文联前后，我的小小的藏书中，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艺和中外文艺理论等方面的书籍，总数已有三万多册的规模了。其中包括老作家臧克家、马识途、杨沫、萧乾、康濯、陈残云、杜埃、秦牧、艾煊、王火、吕剑、邹荻帆、袁鹰，老学者杨堃、杨宽、钟敬文、马学良、袁珂、萧兵、宋兆麟，活跃一时的新时期作家路遥、浩然、刘绍棠、李国文、丁宁、苗得雨、冯骥才、蒋子龙、张抗抗、张洁、张贤亮、谌容、陈国凯、叶辛、何士光以及我国台湾学者王孝廉、朱介凡、胡万川，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加藤千代，韩国学者任东权等著名学人的签名赠书2700余册。

　　20世纪90年代初，任教于日本福冈西南学院大学的“台湾学者”王孝廉教授和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杨振良教授、即将成立的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等来我的书房小聚，谈到星云大师要出资创办佛光大学时，大家提议把各自的部分藏书捐给佛光，成立一个研究室。我把和老伴马昌仪藏书中的七千余册捐赠给了佛光大学，主要是当代文学类藏书、苏联时代出的俄文版民间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以及一些重要文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陶建基先生送我的一套从创刊号起的全套《译文》杂志。

　　退休后，离开体制，位移边缘，在《中华英才》上发了一篇题为《边缘人》的小随笔：“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于是，我的书房也有了正式名号：“闲门”。闲门者，如自画像所言：“闲门掩薜萝  边缘垒书城”。说是闲门，倒也还有些文坛和学坛友人常来光顾，作家中，如我的老领导冯牧和云南部队作家彭荆风、张昆华，老学者中如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田兵，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日本学者加藤千代、中原律子，台湾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民俗曲艺》主编王秋桂，东吴大学鹿忆鹿等教授，都曾来做过客，有的人，如王孝廉、姜彬等，还在我那狭窄的书房里住过。

　　年届耄耋后，虽然还在笔耕，但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书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便毅然于2016年初将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类的藏书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文学类（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藏书捐赠给了故乡的母校昌乐一中。“闲门”转身为两馆的“刘锡诚文库”了，希望能与更多的后来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