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转】袁铁坚:永远的彭燕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3-04 10:10:11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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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彭燕郊

--写在著名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恩师彭燕郊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

 

永远的彭燕郊

1984年,与彭燕郊老师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合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人们感叹岁月流逝常引用的两句古诗。今天,当我提笔写下这些诗句时,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清明时节,草长莺飞,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杜鹃花、桃花、樱花、油菜花如同往年一样,开得绚烂、艳丽,然而,此情此景,让我们联想的却是,敬爱的彭燕郊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3月31日,是彭燕郊老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

记得,去年的4月2日,在彭燕郊老师的追悼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说了这么一段话:

“ 彭老师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我们只能说,当年我们在校园里的欢乐和痛苦,都曾经与彭燕郊这个名字有关;

我们只能说,我们青年时代的激情和梦想,都曾经与彭燕郊这个名字有关;

我们只能说,尽管我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分散在各行各业,我们都会为彭燕郊这个名字而骄傲,

因为彭燕郊,我们的心底深处永远都有了一块属于诗歌和文学的天地。”

是的,在我们的心中--“彭燕郊”这个名字是永恒的。

彭燕郊是我的大学老师,同时,我又是他带的两名81级硕士研究生之一,研修民间文艺学。

此前,由于彭老师在55年被打成了“胡风分子”,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自然无缘带研究生;此后,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又完全中断了研究生的授业--无论是他声名显赫的诗歌研究领域还是其他学科。

因此,我就在他众多的学生序列中具有了某种“唯一性”和“特殊性”。

成为彭老师的研究生,有一种偶然。

大学期间,相对于当时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我自觉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学生,因为酷爱运动,篮球、足球、田径,……似乎这些运动项目比读书还令我牵挂。我曾是系篮球队、足球队的主力,学校田径运动会的骁将,精力充沛,体能过人。记得,大四的那年校运会,我参加了200M、400M、4×100M、4×400M等项目的比赛,分别获得了第三、第三、第五、第一的好成绩,很为系里争了光,而且,比赛之后,又被拉去打了一场篮球赛,完全没有“累”的概念,因此,被同学们取了个“雅号”--铁坨。

当时大学生是统一分配的,毕业后去向我也没去多想。但是,一件小事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大四的一次“马列文论”的课程考试,也许是准备得比较充分,试题又恰好涉及我刚读过的一本书,所以得了个“优”。授课的曾簇林老师是当时系里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张铁夫老师的妻子。不久,张老师就找我谈话,说经过研究,系里打算让我留校(后来得知,我的体育好也是留校的一个契机,系里的马国兴书记酷爱体育,极力主张把我留下来)。我找好友、诗人庄宗伟(现湖南“科教新报”总编辑)商量,他说,要留校就要读研,若读研,就考彭燕郊老师的。于是,便有了以后那段在彭老师身边学习的经历。

这又是一种必然。

当年在湘大校园里,彭老师是大学生中的偶像。因为他的诗人身份,他的特殊的人生经历,更因为他的学识才华,尤其是恣肆汪洋的授课风格,令人终生难忘。我曾在中文系不同年级同学的回忆文章中读到过当年听彭老师《诗歌概论》课时的感受,那种被波德莱尔、叶赛宁、王尔德等构成的诗歌世界美丽“灌顶”、启蒙的幸福感觉--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感同身受。湘潭大学学生社团“旋梯诗社”就是以彭老师的一首诗《旋梯》命名的,彭老师曾受聘诗社的首席顾问,弟子无数,20多年过去了,至今,她仍是湘大最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

所以,即便我没有成为彭老师的研究生,我也会如同我的许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一样,成为他的“粉丝”,去读他的诗歌、诗论、散文、随笔,去听他谈文学、谈艺术、谈人生,去经常拜访、看望他,成为他生活中、生命中的一部分。

彭燕郊老师是个诗人、作家、学者,他涉足的学科领域极为宽泛。

诗歌自不待言,他是现代诗坛“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岁时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直到88岁高龄逝世前夕,仍笔耕不缀,老而弥坚,晚年创作的长达二万余言的诗歌《混沌初开》以及长逾千行的《生生:五位一体》堪称经典,其创作时间之长,作品之丰富,诗学价值之高深,在中国现代诗坛,实属罕见。

他是著名的民间文艺研究学者,建国初期曾与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合编过《光明日报副刊民间文艺》,并于50年代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以及79年后在湘潭大学讲授《民间文艺学》课程,先后出版过《湖南歌谣选》、《五更阳雀啼》、《湖南谚语》,主持整理土家族古歌《摆手歌》,创办主编湖南民间文艺杂志《楚风》,创办湘大民间文学研究室,组织湖南民间文艺民俗调查、研究等等。

他是散文家,其散文集《敲土者》、《夜行》、《高原行脚》等被评论视为鲁迅散文《野草》风骨和精神的承继和滥觞。

他是诗歌评论家,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诗话集《和亮亮谈诗》堪称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的华彩乐章,诗人公刘曾高度评价该书“最见份量”,是“烧给伪浪漫主义的纸钱”。

他是出版、编辑家,80年代,他主持策划、组稿、审阅的大型译诗丛书《诗苑译林》、主编的《国际诗坛》丛刊、《现代散文诗》丛刊曾风行一时,一版再版,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他是藏书家,曾被媒体评为长沙十大藏书家,其书屋全部堆放的都是书籍,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屋顶,抵得上一个小型图书馆。

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经常独自一人去淘音乐碟,喜欢VCD、DVD,喜欢绘画、电影,喜欢各种工艺品,一点闲钱都花在“收藏”上了。他与廖冰兄、黄永玉等著名画家都是朋友,我手头就有一幅彭老师转赠的由黄永玉速写的八十大寿素描画(复制品),惟妙惟肖,趣味横生。

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他与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和频繁的书信往来,其寓所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史料。读研究生时,我就曾经陪他拜访过聂绀弩、钟敬文、绿原、牛汉、端木蕻良、廖冰兄、王季思、芦荻等名流、大家。

他曾经还是一个新四军战士,一个“带枪的书生”。1938年春天,他参加新四军二支队,在皖南成为新四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的一员,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诗人丘东平就是他的战友和诗友。他从皖南投身于革命,也从皖南迈进了诗坛,其成名作《战斗的江南季节》、《春天--大地的诱惑》都是在皖南写就的。

然而,彭燕郊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

他外表平和、淡定,但内心深处却如火一般炽热,激情澎湃;

他欣赏一种自然、本能、野性、恣肆汪洋的美,讨厌学术象牙塔里那种循规蹈矩的平庸和刻板,这不仅反映在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他很少去写那种似乎很学术、很纯粹、引经据典的论文,包括他的诗论,也是写得不拘一格,神采飞扬,绝对没有那种学术腔,给人一种清新的、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

他曾在《楚风》上发表过数篇涉及民间文学、民俗的文章,是谈谚语、民歌美的,随笔式的,三千字左右,短小精悍,却力透纸背,分析得入木三分,充满着逻辑的美、哲理的美和文字的美,令人叹为观止。

在研究生教学中,他也要求我们不要陷进书斋里,多搞田野作业,去接触活的资料,论文选题也要求是原创的、鲜活的,不要嚼别人吃过的馍。

……

我始终觉得,作为诗人、学者,尽管他每天深陷书斋,内心深处却渴望世俗生活的丰富和多彩,渴望到诗歌和学术之外的领域“建功立业”。

其实,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种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

何况这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当年他选择投笔从戎,不就是一腔报国热忱吗?

1982-83年间,彭老师曾有机会入仕做官。

那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红火”的时光,当时,他是湘潭大学屈指可数的教授之一,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吸收入党,他的新四军老战士的背景,甚至于多年因“胡风”问题受打击、受迫害的背景(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使他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关注和重视。那段时间,他经常去长沙,后来得知,他是应中央机构改革湖南联络组负责人的邀请,去面谈他所了解的有关湖南的情况。

有一次,他悄悄地跟我说,他有可能出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书生的某些特质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而且,二十多年近乎与世隔绝的底层生活乃至于多年受压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处理官场(包括校园)生活圈里人际关系时往往捉襟见肘。

比如说,他对极“左”的东西嫉恶如仇,而当时的许多领导由于历史的原因会按照“左”的思维惯性去处理有关问题,他是名人,又是大教授,自然就会找他咨询。但“祸从口出”的痛苦经历又告诉他,在公开场合,该说的话不能说,甚至要反说。可该说的话如鲠在喉,又要在私底下与几个知己说,而这些话又可能传出去。于是,造成很深的误会,甚至涉及人格、人品的误会。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

83年,校园里开展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有一次,哲学系教西方哲学史的王守昌教授(现居广州,华南师大退休教授,以敢言著称,曾是湘大最受学生喜爱的授课老师,也是学校“自由化”言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路上遇见我,愤愤地对我说“彭老师怎么这样?”,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召开清理“精神污染”座谈会,有校方领导提出,最近学校放映的《苔丝》有暴露镜头(指苔丝在草地上被强奸的画面,有些许的暴露),这是“精神污染”,要禁演。并咨询彭老师的意见,大概彭老师对此不置可否。

可以想见王守昌老师对此事的不屑和愤懑,因为这显然是件荒唐的事。

记得,当时,我对王老师说:“可能,从彭老师的经历上才能理解,他有他的苦衷”。

真不知该怎么说,二十多年被社会“边缘化”的痛苦经历,究竟给彭老师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创伤和阴影,非亲身经历者真是很难理解。

这样一段“红得发紫”(这是多年前个别人的评价,虽有不敬,却也客观)的经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甚至在政治上被“冰冻”起来,从此,就只能在书斋里天马行空了。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可能有性格的因素,也可能有他本人有些问题处置不当的因素,更可能他本不该去趟“政治”那淌浑水,卷进“政治”的漩涡必然卷进“是非”的漩涡,对于一个书生来讲,往往就会弄得不干不净,不清不楚。

其实,我们后来都暗自庆幸,彭老师幸亏没有去当个什么“官”。

如果当官,想象中,依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徒增很多痛苦,或许,他晚年在诗歌领域就可能不会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1984年7月间,他带我们去广州游学,住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一次,散步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快毕业了,我还是去弄我的诗歌吧。

这一年,就是后来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彭燕郊诗歌“衰年变法”的元年,他的诗风由此一变。他也认同“自己的‘诗风’,其胚变始于此时”。于是,《影子》、《瀑布》、《德彪西〈月光〉语译》、《漂瓶》、《无色透明的下午》、《混沌初开》、《生生:五位一体》等优秀作品从他的笔尖、从他寂寞而丰富的书斋生活中流淌出来,滋润着中国诗坛,滋润着每一个阅读者的心。

20多年来,彭燕郊就是这样不停地写,始终没有歇下来的时候,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日记中写到“人生苦短,手头上还有一些活没有做完,要抓紧时间”,看了令人感慨万千。他在寂寞的诗歌创作中寻找慰藉、寻找快乐、寻找突破,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人生的真谛。诗歌也在他寂寞的书斋中陪伴着他、安抚着他,并最终成就了他,让他晚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

诗人牛汉在《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一文中曾把彭燕郊与沈从文、丰子恺等大师相提并论,他说;“我有一句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近来又看到《汉书·扬雄传》中有一句‘默默者存’。我理解这一个传统,民族的传统。近五十年来,有沈从文、丰子恺、晚年的孙犁,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等等,他们是‘默默者存’,清苦、自在,他们有作品留下来了……”。

有作品留下来的彭燕郊,他的生命是永存的!

 

(2009年3月26日,袁铁坚,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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