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转】倪玲颖:“语丝派”与中国民俗学的兴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12-25 09:51:49 / 个人分类:民俗学

语丝派”与中国民俗的兴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012007:24

倪玲颖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语丝派”因《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周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中产生的重要刊物之一。当年《语丝》旗下聚集了一批声名赫赫的作家和学者,除了当时的文坛巨擘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俞平伯、废名、淦女士等人,他们不仅在现代散文领域创建了杂感和美文的文学范式,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成就。

  一

  “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意指包括民间生活习惯在内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语丝派”作家之中,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很早就开始了民俗研究活动。

  其中,周氏兄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活动的先驱者,早在留日期间便已注目于民俗学研究并开展了零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06年周作人在东京得到英国人类学家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从此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并进而对于童话和儿歌产生注意。同一时期,他们还接触到了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些著作对周氏兄弟其后的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归国之后,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并大力支持周作人的童谣儿歌研究。1913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倡“立国民文术研究会”,整理、研究各地民间文学,“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份近代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周作人则是投入大量精力开展民俗学研究。1912年,他开始编辑 《越中儿歌集》,经精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从实践上开启了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191311月,周作人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童话略论》,首次运用了“民俗学”一词。1922年《歌谣周刊》于北京大学创办,周作人为之作发刊词,该刊192310月第3334期重新刊登《儿歌之研究》一文,“民俗学”一词方为大众所知,其后该学术名称便逐渐受到关注,尽管后来有“谣俗学”、“民间学”、“民学”、“民间文学”等各种学术主张,但最终仍然统一于“民俗学”之称。因此,周氏兄弟可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俗学奠基人。在其后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真正开端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刘半农、钱玄同均为重要的主持者,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202月,周作人在刘半农留学欧洲后接管歌谣征集处事务,在其后的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活动中成为当时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物。

  江绍原是《语丝》周刊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俗学的拓荒人之一。与周作人、刘半农倾心于民间歌谣的收集不同,江绍原致力于礼俗和迷信研究。他广泛地收集有关古代礼仪制度、各地现实风俗及关于头发、唾沫、血液、牙齿等等的迷信和相关行为,将原本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引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细小处着手,发掘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江氏的民俗学研究往往重视原始思维,反对盲目尊古,提倡独立直接地研究古人。他以近代科学的学术眼光和方法积极投身迷信与习俗的研究中,他经常平静地将迷信现象进行集体展示,于不动声色中揭露陋俗的荒诞,于戏谑叙述中显示出科学的理性。他的关于“发、须、爪”的研究和对国人天癸观的研究获得了学界的推崇。

  顾颉刚亦是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于民俗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所开辟的规范化学术道路和倡导的科学化学术风气。在对吴歌进行搜集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忠实记录原始材料之外,还对方言进行注音和解释,并附以歌谣与动作的配合说明,他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而他的吴歌研究又不囿于民歌研究本身,而是从民歌研究再度出发,以证古史,“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却为民间流行的徒歌”。他的《写歌杂记》以歌谣来论证前人对《诗经》的误解,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此外,顾颉刚对孟姜女的故事运用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精神来进行民间文学研究,开中国民俗学界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先河,使人耳目一新。而他与北大风俗研究会同人的对于妙峰山香会的研究则是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作业。可以说顾氏的史学家的科学素养和民俗学的崭新视角相辅相成,既使得他的民俗研究和史学研究相得益彰,也为中国民俗学研究设置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语丝派”另一主要撰稿人林语堂时任北大语言学教授,其时正瞩目于方言新韵的研究,这是民俗学运动的一个分支。19241月,出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林语堂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林语堂就任后于《歌谣》周刊(47)发表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举出调查会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7个问题,为方言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被认为是“首创现代的汉语方言学理论”。该文也与沈兼士的三篇论文一起被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形成的标志。

  由上可见,“语丝派”作家中,鲁迅、周作人是民俗学运动的先驱;刘半农、钱玄同是民俗学运动发端的主持者和弄潮儿;顾颉刚、江绍原、林语堂为民俗学不同研究方向的拓荒者;其余孙伏园等人亦对民俗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语丝》撰稿者之一钟敬文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其后的研究活动中成为民俗学的领袖人物。可以这样说,“语丝派”作家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坚硬的基石和前进的旗帜,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

  由于“语丝派”的灵魂人物醉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语丝》周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俗学研究活动的阵地之一。自19241117日在北京大学创刊始,《语丝》便与民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语丝》上发表的民俗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间谣谚谜语的搜集与收录。周作人十分重视民俗学资料的收集,《语丝》收录的民歌有中国的民歌和俗曲,如台静农的《山歌原始之传说》(11,括号内数字为刊期,下同)、敬文的《歌王》(23)、凯明的《蛮女的情歌》(26)、黄明的《我所爱的几首歌》(63)等。亦有国外民歌的翻译和介绍,如江绍原的《几首孟加拉的宗教诗》(6)、《又是三首孟加拉的宗教诗》(7),刘复的《国外民歌译》(28)、《国外民歌二首》(77)、《今希腊的民歌二首》(81)等。谜语方面则有杨荫深的《谈谈村名迷》(62)、负的《再谈村名迷》(73)、刘桂舲的《我也贡献几个地名谜》(96)等。此外,周作人还在《语丝》第48期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呼吁读者帮助收集 “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以“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并希望能通过对这些歌谣的研究找出它们变为情歌,再加纯化而为“美人香草的文词”的痕迹,以期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启事刊出后,投稿者甚多,未及一年便已达到预期数量。

  二是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民间文艺的征求一向是《语丝》周刊的重要目标之一,其征稿启事曰:“凡民间流传的故事,如神鬼故事,名人故事,呆女婿故事,及其他一切趣事等,不论已经古人记录与否,皆所欢迎。”(41)。对于民间故事的记录,周作人在《语丝》第50期为雪林的来信所写的案语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记录故事,有两件事很要注意。一即……在特殊的新奇的以外,更要搜录普通的近似的以致雷同的故事,以便查传说分布的广远。二即如实的抄录,多用科学的而少用文学的方法。”《语丝》刊登的民间故事既有中国的传说,如雍也《董道士的传说》(19);也有外国译作,如:周作人《柿头陀》(33)等。另有不少是雷同故事及同一母题故事,如萧保璜《鸟的故事》(24)、颜黎明《杜鹃的故事》(28)等都是关于雷同或近似的故事的。启明《花束序》(43)、潘达仁《关于“睡庙求医”》(48)等则是关于“睡庙求医”母题的故事。

  三是古代礼俗及民间风俗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方面,江绍原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与周作人的《礼部文件》系列:《礼的问题》(3)、《女裤心理之研究》(5)、《周官媒氏》(43)是关于中国古代礼俗制度的搜集和整理;而他的百余篇系列民俗“小品”文则主要集中于礼俗迷信的研究,既有江氏自己搜集整理的原始资料,亦有读者提供的各地风俗。与读者的互通往来是江绍原有意为之:“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借此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究”。在当时缺乏经费实行田野调查的条件下,这些来自各地的信件汇集了存于野官稗史、乡野之谈的零散民俗资料,实现了类似田野调查的资料搜集,为江绍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翔实资料。这些短小灵活的民俗小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于身体与诅咒的风俗,如陈瑞华《结发与占卜》(116)、《别士再谈滦州俗》(116)、刘晓浦《薄饼:外加猪肉和大葱》(109);有关于血液的,如江绍原《元红、红珠》(97);有关于鬼神的如江绍原《鬼神之名》(97),另外还有关于成人礼、命名礼等礼俗的文章。此外还有其他作者的作品,如关于婚俗的廖南欧《新娘的装束》(113)等,以及揭露陈规陋习的周作人的《狗抓地毯》(3)等。

  由上可见,“语丝派”核心作家或为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或是其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拓荒者,他们的身份天然地决定了“语丝派”及《语丝》周刊与民俗学运动的密切关系,他们在民俗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必然会影响到《语丝》社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活动。由于对于民俗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一以贯之的重视,《语丝》长期进行民间文艺征集活动,加上江绍原、周作人等民俗研究者以及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语丝》带来了大量的民俗研究爱好者,客观上促进了民俗学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在1925年民俗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歌谣》周刊停刊之后,作为一个以“自由发表”为存在意义的刊物,《语丝》成为民俗学的研究重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语丝》停刊之后,江绍原向其他刊物投民俗研究小品文稿屡遭坚拒,则正可作《语丝》之于民俗学运动重要性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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