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封孙犁佚简

——书简中的文坛往事之一

刘锡诚

《今晚报•副刊》2016年1月11日发表了毕亮先生的一篇《孙犁的两封集外书简》，讲拙著《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一书中收入的孙犁给我的两封信，“查《孙犁全集》及《芸斋书简》，都未收，算是集外书简了。”这两封信，一封写于1978年6月2日，全文是：“锡诚同志：   5月31日来函敬悉。我近来发现浮肿，尚不知何种原因，身体不好。那篇文章，想来想去，也没有新意。杂事又多。恐怕一时写不出来，是在报歉得很。您及阎纲、吴泰昌同志时有新作，读后不胜欢喜，望时赐教。祝好！ 犁（1977年）6月2日”一封写于1978年12月22日，全文是：“阎纲、锡诚同志：我为天津日报即将复刊的文艺周刊，写了一篇文章，现寄上小样三份，请你们分神转呈光年、冯牧、李季三同志，给我审查一下，如有错误，请他们即在小样上斧正。也希望你们给我指正。专此 敬礼                                           孙 犁 （1978年）12月22日”

进入耄耋之年以来，整理几十年来收到和积累的文学书简，已是亟不可待的事了。一日，在封尘久矣的几大纸箱出自各地作家、刊物主编和出版社社长总编和编辑之手的文学书简中，又发现了一通孙犁于1979年12月1日给我的书信，这封信自然也是没有收入上述《孙犁的两封集外书简》的集外佚简了。孙信的全文如下：

锡诚同志：

11月29日惠函敬悉。

那篇文章，想了好几次，总是难以下笔。因为你知道，在这三十年中，“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每念及此，徒增惭怍与惊坦耳。所以写不下去。

以后有别的题目再写吧，请你们原谅。

来信对我的奖掖与鼓励，十分感谢。

   祝

近安

                                         孙 犁

（1979年）  12月1日

孙犁说，他收到笔者11月29日给他的信后，“想了好几次，总是难以下笔。”而且无限伤感地重复“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的名言。我约他写什么文章呢？这里面确有一段文坛史话。

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当时笔者在《文艺报》供职，提议编辑一本《文学三十年》纪念文集作为小小的纪念，这个主意得到了编辑部同仁们的一致赞同。于是，6月1日便向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老作家发出了征稿信函，且很快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到8月底截稿日期时，一共收到了60多位作家的来稿。虽然与预想的有距离，应该说，这60多位老作家大体能代表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代，即约稿信中所说的“三十年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考量，我愿意根据当年的笔记本上的记载和顺序，把他们的名字列出，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史料，他们是：茅盾、于逢、马烽、马识途、方之、叶志诚、王蒙、王汶石、王杏元、王安友、韦其麟、公刘、艾青、艾芜、包玉堂、冯德英、刘心武、刘宾雁、西戎、冰心、杜宣、杜鹏程、李乔、李英儒、李满天、杨沫、杨益言、何为、张志民、邵燕祥、吴强、吴伯萧、严文井、知侠、陈残云、陈登科、林雨、陆文夫、赵树理、欧阳山、草明、茹志鹃、柯蓝、郭凤、高缨、秦牧、敖德斯尔、袁静、晓雪、徐光耀、康濯、彭荆风、雁翼、韶华、碧野、管桦、臧克家、魏钢焰。遗憾地是，截稿日期到后，我们没有收到孙犁的文章，而正如毕亮所说，“孙犁、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因此，孙犁是“三十年文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所以就有了笔者11月29日的那封催稿信。

“三十年文学”的提出，缘于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要编一本书作为文学界的一个纪念项目。年初伊始，文艺界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由中宣部、中组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了一个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第二，全国文联组织了一批搞创作的同志（大约七、八十人）到广西、云南前线去慰问战斗英雄；第三，由《文艺报》主办“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总结文学三十年的经验；第四，由《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会。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批评家们明确地指出“文革”前我们的文学只有“十七年”的历史，“文革”爆发，把全国的文艺团体都砸烂了，大多数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我们要总结的是“十七年文学”的经验教训。于是“十七年文学”一下子成了一个响亮的概念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所接受了。“十七年”中主持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林默涵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个很全面的报告，重点分析了“十七年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他的报告中某些观点一时引发了一些争论。（遗憾的是，默涵身后由黄华英和王永平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的《林默涵文论》没有收入这篇重要的文章）如果说，我们编辑部要编的《文学三十年》是一本总结成绩和经验的书，那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则是重点探讨文艺工作成败得失的会。

到1979年12月《文学三十年》全稿编定时，由笔者执笔写了一篇短短的《前言》，说明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和编选意图，并遗憾地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有几十位作家未能将自己的文章寄来；还有许多成绩卓著的作家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暴政下含冤而死，他们的丰富的创作经验，没有来得及写出来。”“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的时期，一批数量很大的青年作家进入了文学队伍的行列，他们正以深刻的思考、洋溢的才华和坚韧的探求精神，向着文学创作的高峰攀登。”最后，决定以《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的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12月正式出版了。

2016年8月6日

发表于《今晚报》2016年10月27日，题为《又一封孙犁佚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