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旧作】民俗百年话题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11-07 11:01:49 / 个人分类:民俗学

民俗百年话题


刘锡诚

民俗百年(科学地说,应是民俗学百年,下同)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重要题目。据我所知,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回顾。钟敬文先生 1998年 12月 18日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稿《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就是一篇回顾和探讨百年民俗学的文章,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特别是对什么是中国民俗学的特色和道路问题,高屋建瓴,富有启发性。[1] 最近又读到了陈建宪先生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2],他在文章中对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分支——百年神话学研究做了回顾和评价。我想,还有别的人在做其他方面的回顾。这样的回顾和总结,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分体的,对中国民俗学史的建设和民俗学今后的发展,都是大有俾益的。

我以为,要回顾百年民俗,至少要触及到三个大问题:第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和发展道路;第二,中国民俗学的特色是什么;第三,百年民俗学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本文只谈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问题,向同行们请教。

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期,此前民俗学界似已形成共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具体地说,是19182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创办《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后再改为月刊〕。1923524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发韧初期,基本上限于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逐渐扩大到风俗和艺术的收集研究。

近年来,一些文学史家提出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几部题为《20世纪文学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统的地位。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思路的出现,也给民俗学史学者们以启发:“20世纪民俗学这一概念是不是更切合科学的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从本世纪初起,严格地说,从1898年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之后,西学东渐,对抗传统的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领域里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文化领域里旨在对抗旧传统而兴起的白话文,通俗小说等文化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铺垫和积累。中国现代民俗学,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支的。

晚清时代,中国的政治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之中,文学史家陈子展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一书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不采取一般历史家区分时代的方法,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说起。……中国自经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大败于英,尤其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为着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战,海陆军打得大败,以致割地赔款,认罪讲和,当时全国震动,一般年少气盛之士,莫不疾首扼腕,争言洋务。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重用一般新进少年,是为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虽遭受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所以我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有学者指出,先生的指定未免过于笼统。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不是戊戌维新运动,而是它的失败之日。[3] 维新变法虽只有百日,但维新运动的彻底失败,在1900年。应该承认,这个修正是有道理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思想变得深沉而活跃了。西方的或外国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知识界发生着重大影响。失败后逃往东京的梁启超后来说:既旅日数月,肆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部得酒。[4] “说明了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知识界思想界所起的变化。中国文化从此真正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现代民俗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情景下和文化转型期里产生的。

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期的时限问题,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界早就有人在思考,并且早已提出新的见解来了。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机的未成熟和表述语言的欠明确,而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和响应而已。钟敬文先生早在60年代发表的三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的文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5] 时过40年后,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中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在中国的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的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动荡,它激发了彼此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蒋智由、鲁迅等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中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发现了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当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说,则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和春秋时代一样,是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时期的产物;但在性质上,两者又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晚清时期的民俗学,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6]

我很赞成钟先生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肇始的见解。19921215,中国俗文学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暨俗文学学术研讨会,笔者在向大会宣读的题为《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的论文中提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是在本世纪初一批眼界开阔、知识深厚、思想进步的哲学家、历史家、政治家、外交家们掀起猛烈的反孔运动,抨击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种种弊端,呼吁参照西方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疗救中国的新思潮和启蒙运动中诞生的。我把较早地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民俗学熏陶的周作人所翻译的英国小说家罗达哈葛德和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安度阑俱根据神话合作撰写的《红星佚史》一书(商务印书馆190711月,上海,《说部丛书》第78编)写的序言,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民俗学理论文章。[7] 19955月,正值中国民俗学运动,特别是开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的1925顾颉刚先生一行的妙峰山进香庙会调查”70周年时,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民俗论坛学术研讨会,我再次拾起这个三年前作过但意犹未尽的题目,作了一篇《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为顾颉刚等妙峰山进香调查70周年而作》提交大会。[8] 在该文中,我根据马昌仪在《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一书所提供的材料,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把蒋观云(智由)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上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指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最早的论文。于是把我认为的中国民俗学发端的年代提前到了19O3年。陈建宪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回眸》一文,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使百年民俗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对黄遵宪的研究,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前五四时期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的先驱。黄遵宪,在政治上是个改良派,但并不妨碍他在民俗学理论上和民俗学实践上所作出的建树。他兼有政治家、外交家、诗人和学者的多重素质和身份,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而且深受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浸染。1877年出使日本任参赞,其间在当地作民俗学调查并于1987年完成《日本国志》(包括《序》《学术志》和《礼俗志》)。1887年在湖南推行新政,大刀阔斧地进行移风易俗改革,实现他的治国化民、“移风易俗”的民俗观和政治社会改革抱负。在文学创作上,他以家乡客家人的民俗为本,创作了具有民俗风味的《已亥杂诗》及诗论。他说:虽然,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既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而乃南辕北辙,乖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其所习以为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他又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随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9] 他还自称外史氏,在所供职的日本国,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并勒为一书。所有这些,特别是《日本国志》一书,都应看作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阶段,即前五四时期民俗学的重要遗产。黄遵宪关于民俗学的关注以及论述,显示了他对民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的真知。尽管近年来也有人写过有关黄遵宪民俗学思想的文章,[10] 但遗憾的是,民俗学界似乎并没有给他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形成初期的地位和作用以足够的重视。

1900年维新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京。留日学生戟翼翚于同年在日创刊《译书汇编》月刊,系统介绍西学,是为我国近代第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杂志。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发表维新派政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抨击封建顽固派,也发表维新派诗人的作品文章。蒋观云于1902年将自己介绍西方文化和进化论思想所撰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文章,集为《海上观云集初编》交付出版社。[11] 在该书《风俗篇》里,蒋观云对风俗的形成和社会作用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说: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民俗也。人者血肉之躯,缘地以生,因水土以为性情。因地形以为执业,循是焉而后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谓之曰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谓之曰风俗,同此人心风俗之间,而有大办事之人出,则政治家焉……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虽亦以其一己之理想,欲改易夫人心风俗……是敌人心风俗,掌握国家莫大之权,而国家万事其本原办于是焉。他的风俗观,旨在从中西风俗的比较中,强调中国人的风俗亟待改革的必要。他说:安田里,重乡井,溪异谷别,老死不相往来以为乐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则欲绕游全球,奇探两极,何其不相类也。重生命,能屈辱,贱任侠而高名哲,是非然否,争议笔舌,不争以干戈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则知心成党,留学为荣……。事一人之事业,一人之业,朝政世变,则曰吾侪小人,何敢与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人入有国家之一份,而重有国家之思想……”等等。“今夫中国,风教因己相安,制度固已相习,使早能锁国,果能绝交,虽循此旧俗,无进步之可言。他的结论是:中国人于耕稼之期最早,出于耕稼之期最迟。”“数千年便安之风俗.乃对镜而知其病根之所在 1902年冬蒋赴日,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作编辑,并于 1903年在该刊《丛谈》上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12] 这篇文章被学界认为是最早的神话学论文。

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树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13] 晚清末年,革命派驱逐鞑虏的反清情绪和政治运动,也直接激发和推动了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发展。章炳麟、刘师培、黄节等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感生神话和图腾主义的研究和阐释,除了对民俗学、神话学等学术思想的推进外,还用来从政治上指斥异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钟敬文说:他(章炳麟,指地在《訄书》中对感生神话的论述)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主义(托德模即图腾的异译)等事例来解明中国古帝王感生神话的谜,尽管阐发并不充分,可见的确在这个长时期以来经师、学者们所困惑的老问题上作了另一种答案。从当时世界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答案,自然不能算是怎样新创,但是,从我们传统的神话学看来,它无疑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学术的道理说,它基本上是正确的。[14] 等等。潜明兹说:他们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见解,例如感孕神话和图腾制的关系;对帝王感生说的批判;通过感孕神话推断人类社会的母系制;以及世界上不同民族间有类似的洪水神话等等问题,都是前人未曾接触过或接触过但说不清楚的问题,他们都作了一定的探索。而对神话与历史关系问题的论述,肯定神话的教育作用,更是对封建文化的直接冲击。[15] 晚清时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学者,虽然他们不是专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者,但他们关了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他们张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服务的,无疑也催生或奠定了一门新的人文学科——现代民俗学的基础。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期问题,对于本世纪初期到1919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民俗学的开展,不可能占很大篇幅来论述。比如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在民俗学方面的贡献,都需要另外的专文来讨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次思想革命、语言革命和人性解放的革命。晚清近20年间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萌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虽然在学理上还显得幼稚,却因其以蕴藏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对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起着重要作用的民俗事象(特别是民间文艺)为对象,而对抨击和对抗封建思想、拯救人的灵魂起着更为深入的作用,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受到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并纳入新文学运动的洪流之中,成为新文学的一翼,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从这时起,暂时放弃了从西方移植来的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理方面的探讨,而转向了主要以文化对抗和心灵教化为指归的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为方向的发展道路。

原载《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济南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撮要),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文件。I998 12 18日印发;已发表于《民族艺术》(南宁)1999年第1期。

[2] 陈建宪《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O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又见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3] 孔范今《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2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七》。

[5] 指作者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以及写作于60年代而发表于1980年的《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第六章。后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一书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撮要)。

[7] 拙文《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收入《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第1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8] 拙文《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收入《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刘锡诚主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广东民俗》杂志又将其转载于该刊1998年第34期。

[9] 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

[10] 参阅杨宏海《黄遵宪与民俗学》《中国文化》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1] 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上海广益书局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12] 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原载《新民丛报·丛谈》第36号,1903年;又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13]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6期;又《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14] 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

[15] 潜明滋《晚清神话观》,《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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