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刘锡诚访谈（二）
王永健
刘：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生生不息、凝聚不散和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根脉。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前进中创造、吸收、扬弃、积累起来的。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广大农村中世世代代传承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民间传统文化、乡土文化，遭遇了巨大的冲击，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微趋势、甚至灭绝的危局。
2013年9月27日，文化部负责人在广西南宁开幕的“2013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就城镇化进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冲击时发表谈话说：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并将持续增加。乡村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农村、农业、农民所谓“三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即相当数量的农民失去了或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放弃了与农田耕作相适应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代之而起的商品经济与工业化、人口迁移与人口聚集、城市社区取代传统乡村等等，无可避免地改变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依存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因此，探索在城镇化进程中各种有效措施以保护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业已成为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以及包括文化人、专家及其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在内的全民族不可等闲视之的历史使命。
要保护、传承和弘扬我国农耕文明条件下乡土社会中所葆有的传统文化（主要的是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所创造和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包括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乡土文化），首先要认清中国农耕社会的情状和特点。先贤蒋观云先生在1902年曾说过：“中国进入耕稼时代最早，出于耕稼时代最迟。”（《风俗篇》，见所著《海上观云集初编》，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漫长而稳定的耕稼时代，养育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东方文明，决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与西方人不同。作为耕稼时代主要标志之一的聚落（村落）生存方式，是以聚族而居、“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为其特点的“乡土社会”。其特点是具有凝聚性、内向性和封闭性，与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家族人伦制度相适宜的。而作为农耕文明的精神产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就是在聚落（村落）这一环境中产生并发育起来的。须知，没有星罗棋布、遍布中华大地的聚落（村落），就不会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的创造和传承。
“非遗”是最广大的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传承下来的，其所以能够世代传承而不衰，就是因为它体现着广大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在不同时代都具有普适性。故而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性格的载体。但中国的农民要逐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富强起来，走工业化、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城镇化便成了规划中的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全面实现城镇化，改变以往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的社会模式，那就意味着逐渐消灭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及其人伦礼俗制度和乡民文化传统。显然，保护作为乡民文化传统之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乡土文化，留住记忆，留住乡愁，与全面城镇化之间，就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对主要矛盾。说到底，如果我们的城镇化是以牺牲和舍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乡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将成为只有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可能丧失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的现代化。令笔者感到快慰的是，中央关于城镇化的文件中已经提醒各级政府，“城镇化进程使传统的农村转型为城镇或城市，在转型中，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近十多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区县级四级代表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传统文化保护区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中原地区、西部边远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非遗”类别和性质的差别，保护单位素质的差别和措施落实的不同，面对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保护工作的矛盾和挑战是空前严峻的。依笔者看来，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中原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三个板块，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保护较好的案例。
城镇化进程给“非遗”的生存传承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智慧，从而激活其传承和赓续的生命活力。几年前，我在《我国“非遗”保护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曾列举了造成“非遗”衰微趋势的五个方面原因：“第一，农耕文明生产的衰落以及宗法社会家庭和人伦制度的衰微：第二，农村聚落及其人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第三，外来文化的强力影响；第四，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第五，传承者的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8日）采取何种保护措施，自然要从这些造成衰微的原因入手。目前比较普遍的，是以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方式来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非遗”进行保护，这两种保护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但要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非遗”的衰微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的“记录”（文字、录音、录像）的方式，可能是最不该忽略的。只要记录下来了，就可以采取走进校园、传给后人、供学界研究等方式留住这些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非遗”样态。对于艺术人类学家们来说，保护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中的诸艺术项目，自是时不待我之事，要发挥我们的长项，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分别轻重缓急，走向田野，抓紧时机以田野的理念和记录的方式，尽可能多尽可能全地留住乡土社会所滋养和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化根脉——乡愁。
王：您说的是，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确实是面临着非常紧迫的局面，虽然这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怎样已持续十多年的非遗保护工程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接下来是学界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应该对它们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而不只是流于形式、走马观花，这就需要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需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撑。非遗普查工作，需要踏踏实实的田野调查，对于研究工作，需要借助于理论对其进行阐释，而这些恰恰是艺术人类学所具备和擅长的。虽然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为一个学科，但实际上它并不具备一个学科的要件。而艺术人类学目前来看虽不是一个学科，但它的学术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已逐渐建构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切实的解决问题，能够为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会是“淡化学科，突出问题”，而且这一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现在来看时机很好，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为艺术学科的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可以说也是众望所归。在以后的发展中，艺术学五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设置想必也会进行及时的调整与更新，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内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置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生招生方向，并开设相关课程，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该学科价值与前景的认可。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例，2003年并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而且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了艺术人类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招生方向，我想这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自觉。如果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设置与建设，您认为有哪些方面的工作是最为紧迫的？对于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而言，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建议给我们？
刘：虽然我在民间文艺学和艺术人类学领域里学习和探索的时间不算短了，也写过一些理论性的文章和著述，包括原始艺术和象征学研究方面的，但自觉地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方面所做的思考，却很少，只能谈一点感想和建议。
何为艺术人类学？方李莉的回答是：“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既然是艺术人类学，就可以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也可以是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艺术。”（《中华艺术论丛》2008年）王建民的回答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学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艺术人类学译丛总序》）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如您所说，大约有近30年的历史了。在我的记忆里，1992年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翻译的外国艺术人类学的著作是美国（后来是英国）学者罗伯特·莱顿著、靳大成等译《艺术人类学》，同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易中天著的《艺术人类学》，此后，陆续出版了不少冠以艺术人类学的著作，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于是这个新的学科名称就在学界普及开了。
在我看来，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传播和享用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为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人文学科。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传播和享用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包括传承者），从来被排斥在传统的艺术学的视野之外，或者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小传统”来定位，应是“小传统”之属。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艺术诸问题，与传统的艺术学之以文艺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艺术，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我的这个观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我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应起始于20世纪30—40年代，那时虽然没有艺术人类学这个名称，但所研究的对象和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与今天所说的艺术人类学无异。前面提到的岑家梧的《图腾艺术史》如是，钟敬文1937年代在杭州举办的“民间图画展览”及其所做的研究，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2年举办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及出版的《Exposition D'iconographie populaire Images rituelles du Nouvel An》，也莫不如是。钟敬文在《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中说：“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的欲求的造形，是民众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使他们文化传统的珍贵的财产。民间图画，它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它也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结构。它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见《民间图画展览会特刊》，后收入所著《民间文艺谈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杜伯秋在《Exposition D'iconographie populaire Images rituelles du Nouvel An》的《绪言》里说：“此次展览会……目的为陈列一部分与中国民间宗教有关之图像，而选择此种图像之标准乃视其有无典礼或类似典礼之用途而定，盖此种用途在中国年终及新年时特别显著。”他们的解说指明了所研究和展览的民间图画，是民众所创造和拥有的图画，而且这些图画是与“典礼”（今天我们所说的“仪式”）相关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艺术人类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对艺术界不被重视的“小传统”傩舞进行田野调查的，是时任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秘书长的女舞蹈家盛婕，她率领的团队在江西婺源作了我国学界第一个傩舞调查，开启了我国艺术研究者对傩舞的最初的认识。时至80—90年代以降，民间文艺学家、艺术人类学家们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方法，对“大传统”之外的民众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作了大量的调查和记录，为我国艺术人类学的日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秋桂先生在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支持下，从1991年7月牵头组织许多大陆文化学者参加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计划，用四年的时间，在基于田野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80种，如贵州傩戏、各地目连戏、安徽贵池傩戏、安顺地戏、福建寿宁四平傀儡戏、酉阳阳戏、重庆阳戏……掉渣报告中包括丰富的图片及仪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资料，如科仪本、剧本或唱本、表、文、符、箓、疏、牒等资料。又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国家文化部和科技部资助下率领团队从2001年起花费七年时间实施完成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最终成果出版了《西部人文资源论坛论文集》、《从资源到遗产——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等12种，就西北地区的戏曲、民间宗教、民间习俗、民间手工艺、舞蹈、建筑文化、少数民族习俗与信仰、关中工艺资源与农民生活等8个领域的文化资源所作的个案调查报告，以及概述、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部人文资源所面临的生态压力、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变迁、人文资源开发问题、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经验调查等14个问题的研究结论，提供了翔实可靠、丰富多样的当代西部人文资源的田野调查材料和生活样相，以及民间艺术面临的衰微困境。流传于西北回、汉、东乡、撒拉、藏、土、保安、裕固等民族和地区的“花儿”，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但申报前对“会儿”的调查和研究呈现分散状态。现在有些地区开始作新的调查，如2007年，西北民族大学戚晓萍在坎铺塔对洮岷南路花儿的调查[2]；2012年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中国节日志•松鸣岩花儿会》课题组在顾善忠的率领下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进行的田野调查等。这些课题的完成和田野调查的撰写为艺术人类学的趋向成熟准备了可靠的条件。目前来看，这样的有系统的、带有全局性的艺术类田野报告和资料，还是太少了。
回想1928年4月，蔡元培就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他亲任社会学研究所下面的民族学组的主任，并出了六个题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1）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2）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及研究；（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5）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据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第15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这六个调查报告的写作与出版，奠定了中国民族学学科从无到有、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式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逐步完善，最为迫切的，是有赖于更多的这类有计划有组织的、全局性的、有点有面的艺术类田野调查资料的撰著与积累，在田野调查资料及其所形成的问题的基础上，以多学科参与、从多方面深化理论研究，而不是寄希望于移植外国的现成的理论，尽管外国理论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
十多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理论研究，如“非遗”价值观、项目本身的内涵和传承人的研究与阐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升。但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如与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传统），则基本上被忽视。在这些方面，艺术人类学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在“非遗”及其保护工作中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给予期望中的“非遗学”的建构以理论上的支持。我国政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修订版）第27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而《通知》所述作为“非遗”的诸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并非都属于前面我们所定义的作为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围（“视野”）的人类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有的纯然属于人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而非艺术活动与艺术作品。
艺术人类学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与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值得学界高兴的。如果要问我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艺术人类学学科虽然有了30年的发展史，但学科建构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如英国学者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说的“非艺术”（如巫术艺术等），如上述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典礼”中的民间图画与留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的命题，如中国的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苗蛮文化……）所孕育的地域艺术传统及现代形态，如民众艺术与农耕文明，如文化圈、艺术圈，如大众艺术与“非遗”领域里的“文化空间”等等，都值得学者们去研究，而且可以作出大文章来，丰富和提升学理建设。
王：您说是的，艺术人类学有很多值得去开拓的空间。中国艺术人类学走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起初很多学者都是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艺术研究中，这种运用是不自觉的，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认为是在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而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学者们主动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艺术研究，并开始主动宣称自己所做的就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学术自觉。于是也就有了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现有注册会员800余人，大量的学者主动加入到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行列，从学会每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收稿来看，每年都有超过200余篇理论与田野研究的文章涌现出来，足以可见其研讨的热度。也正是由于该学科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可以容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来共同研究，所以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是较为广泛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广泛性和包容性，使它具备了多种学科交汇的理论基础，能够在如此众多的艺术交叉学科中“异军突起”。当然一个学科的成长并非一日之事，可能需要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
谢谢刘先生，您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可以说该做的事情的还有很多。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们会抓住历史机遇，脚踏实地的做好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夯实学科根基，建构学科理论。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贡献力量。再次感谢您接受此次专访，祝您身体安康。
发表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