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广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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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于1978年5月2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隆重开幕，筹备小组组长林默涵授权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中国舞协恢复活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是在一年之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宣布恢复工作的)。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也在停刊十年之后于7月15日复刊。同年12月，在广州胜利宾馆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广东省文艺创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亲自邀请重获自由未久的文艺界名家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等参加会议。11日，周扬在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长篇演讲《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这个概念。会议结束后，21日，广东省作协主席陈残云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我们这次座谈会开得不错，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周扬、默涵、光年三同志都作了整天的报告，对大家帮助很大，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回答。”以思想解放为旗帜的广东创作会议，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写下了不可代替的一笔。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新时期文学”从此扬帆起航了。

　　中国文联全委会的召开，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各界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协会恢复了！各省文艺界纷纷开会和举行活动，宣传贯彻会议的精神。

　　广东文艺家们返穗后，于7月7日召开了文艺界大会，传达贯彻中国文联全委会的精神。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杜埃于7月13日在给我的信里说：“全国文联会后回来较忙，省委整风后，已进入部委办局整风。广东经此次整风后，将大有希望！”不久，文联要向中宣部汇报各地传达学习全委会精神的情况。7月21日，广东省文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们于七月七日开了文艺界大会，传达了全国文联全委会会议精神，听传达的有文艺界一千余人，但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因现在正在部委办局开展整风，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清查运动。”

　　当时，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的情绪异常高涨。10月，《文艺报》编辑部决定派我和高洪波南下，了解文坛动向，同时也为《文艺报》组稿。第一站是长沙，然后转赴广州。我们于10月6日上午10点到达了南国文化重镇广州。

　　对我来说，广州是旧游之地了。1977年来组稿时，已与这里的文学界人士有所接触。不过上次来我是一个人，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这次来是两个人，身份变成了《文艺报》的记者。走出繁华喧嚣的车站不远，左手边就是装饰一新、五颜六色的广交会大厦。当时，广交会在全国是惟一的对外窗口，吸引着国内外的各种政要和商贾宾客，摩肩接踵、辏集人烟的盛况，显示出社会生活的一片生机。

　　在城市风格上，广州与北京迥然不同。发达的商业和地近香港，使这里的干部思想比较解放，市民的观念更新很快，朝气蓬勃，务实竞进。《作品》杂志的负责人黄培亮和广东省作协的梁梅珍把我们安置在广东省迎宾馆。出入迎宾馆的，大都是有轿车迎送的领导干部，把我们这些小小记者安排在这里，使我着实感到惶恐不安。但黄培亮说，这几天正逢广交会，又靠近国庆节了，宾馆爆满，找不到便宜的招待所。我们与黄、梁二位商量好，老作家我们自己去拜访，下星期二在省作协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一些作家评论家就当前的创作情况发表高见，请他们两位帮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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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第二天，杜埃同志就来到迎宾馆看望我们。杜埃其人，与其说是个官员，勿宁说他是个作家。他从1933年进中山大学读书起，就参加秘密救亡工作。1936年入党。1930年代中期，参加了“广州左联”和“广州社联”，在《新路线》(假托在香港出版，只出了一期)上发表了散文《都市，动乱的天堂》。1934年春，在“广州大逮捕”后，逃往九龙，后在香港和菲律宾等地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反映太平洋战争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把他在海外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太平洋战争付诸笔墨。如今的年纪，他显得一脸福相，天庭饱满，耳垂很大，面带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前一年我就去他的家里拜访过，同他认识了，编发过他的文章《调整和贯彻好党的文艺政策》一文(《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他那么大年龄了，又是领导干部，应该我们去拜望他，他怎么亲自到宾馆里来看望我们了呢？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从心眼里感动。

　　杜埃参加了我们于10月10日在省作协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并发了言。他说，对文艺界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问题。现在是一边在讲解放思想，一边又心有余悸。希望《文艺报》从创作上作出示范。创作问题是很复杂的，很多人并不是搞得很清楚。《班主任》《伤痕》这样的作品，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揭露了青少年的严重的内伤，有人就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但是，“四人帮”可不可以暴露呢？暴露“四人帮”的罪恶，不等于暴露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连“四人帮”的罪恶都不可以暴露，那很多人就不敢写了。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就要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与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密切关系。《文艺报》要带头进行批评与反批评，开展争鸣，不要像“四人帮”时那样搞一言堂。对小说《伤痕》的评价，就应该有两种意见嘛。对过去一些作品的重版，如《子夜》《上海的早晨》等，也要组织评论，要通过评论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帮助年轻读者了解。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从《人民文学》召开的座谈会(指1977年11月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作家们涉及了很多崭新的题材。除了现实题材之外，还要提倡写革命历史题材，因为很多青年不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

　　作为一位党的领导干部，杜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能说出这样一席话来，足见他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此后，杜埃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小文友。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我们再次见面时，他还是那样热情和平易。1983年秋，他的散文集《花尾渡》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给我寄来了一本，使我先睹为快。直到我离开中国作协多年后的1988年3月，我在深圳主持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讨会，转道广州，我们也见了面并一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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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逢是我们拜访的另一位老作家。于逢在“文革”前就与《文艺报》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长篇小说《金沙洲》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揭露了高级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阴暗面，批判了一些“叱咤风云”的官僚主义者，涉及如何反映农业合作化，如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反映现象与本质、主流和支流，如何融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等问题，在《文艺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进行过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一些教条主义的、绝对主义的、无冲突论的文学主张得以大行其道。因为于逢是广东作协的作家，所以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在讨论的后期，在《羊城晚报》(1961年8月3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的长篇论辩性的文章，从文艺理论的高度，阐述他们关于文学典型塑造的观点，批驳了借文学批评之名而出现于文坛上的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和无冲突论观点，也力求恰当地指出《金沙洲》的缺点。这篇长文涉及到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界的重要问题和文艺思潮，随后被《文艺报》(1961年第8期)转载了。关于《金沙洲》的讨论，也就此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于逢于1977年底一口气写了三篇评论浩然作品的文章，发表于《广东文艺》(后改为《作品》)上，气势如虹，文笔洒脱。经我的手，将其中的两篇在当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转载了。10月7日我们拜访他时，谈话间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培养青年作者。当时虽有青年作者不断冒出，但总的来说，文学队伍后继乏人，欧阳山提出办广东文学院，培养文学青年。二是文学不应只有揭露“四人帮”的作品，还应有描写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作品，而且要提倡描写“四个现代化”的作品。他认为，现在许多作家都在写历史题材，但写现实题材、特别是工业题材的太少了。我们的文学要积极反映“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写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后来，于逢担任广东文学院院长，主持作家后备队伍的培养。

　　于逢曾把他的长篇新作《无产者》送给我。老作家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实属不易，倾注了多年心血。但我读了后，却多少有些失望。看得出来，作家在用文艺的形式演绎一种政治理念，多多少少受了流行一时的“主题先行”模式的影响，因而是不成功的。后来，我去拜访他，我们就在他住的那条滨河大道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我坦率地向他讲了自己的感受。尽管他是一位老作家，但我想在创作问题上我应该坦率，不应该虚伪。但他听了我的意见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对我的评价感到难于接受。

　　10月8日一大早，我和高洪波就来到梅花村欧阳山的家里，拜访这位广东文学界的泰斗。他写的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命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前两部《三家巷》和《苦斗》，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末，虽然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也遇到一些评论风波，但在艺术成就上，特别是《三家巷》，仍不失为一部文学佳作。相隔十年后，他正在准备写《一代风流》的第三部《柳暗花明》。但他的视力不好，其写作方式不得不由习惯了的笔写变成口授，由助手记录下来后再行修改。我们拜访他时，他希望我们把《文艺报》编得比《人民日报》更开放一些，在文艺问题上，要走在《人民日报》的前面，文章不一定要求非常成熟。他认为，当时对“文革”期间的文艺路线批判得还很不够，形“左”实右的东西，有人还喜欢，在人们的心目中，“左”好像更保险些。他还忧虑文学接班人的问题，他说，作家队伍里老的多，年轻的接班人没有跟上来，问题严重。美术搞得好，有美院可以培养年轻人，教师一面教学生，一面还可以写作。画院可以养一批画家，又是一个生产单位。戏剧也有学院，惟独文学没有。把作家放在编辑部、在作协工作，他们就没有时间写作。因此，我们党组已经研究决定成立文学院。

　　“文革”后，广东文学院的创办，在全国走在最前面，首功应归于老作家欧阳山，没有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不可能成功。而欧阳山选择于逢做院长，一方面是因为于逢过去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和声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在南北文坛上表现出众。广东文学新军登上文坛，于逢同样也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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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们去拜访萧殷。萧殷也住在梅花村。与萧殷谈话，如叙家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接着欧阳山的话题，建议《文艺报》在文学队伍的培养问题上进行一些呼吁。我们谈到王蒙复出文坛时，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说，王蒙的《青春万岁》就是1953年在他担任《文艺报》主编时，经他的手在《文艺报》(同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床头上就放着刚出版的《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萧殷还告诉我们，他正在写关于英雄人物的文章。话题又转到陈国凯刚在《广州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眼镜》。他向我介绍说，陈国凯是广州氮肥厂的工人，很有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1962年以一篇短篇小说《部长下棋》登上文坛。但在“文革”中，遭到无休止的批判。1973年，他发表了《大学归来》之后，在“四人帮”搞的“反文艺黑线回潮”的妖风下，小说被诬为“毒草”，并准备在报上重点批判。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作者被迫自杀，幸好未遂。自陈国凯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萧殷就与他保持着联系，有时是通信，有时是陈国凯来访，萧殷常在写作上给他一些帮助。

　　萧殷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他嘱咐我们说：“广州冬天很阴冷，过冬很难受。希望能够帮我在北京买一个蜂窝煤炉子，运来广州。”我们答应一定帮他买。萧殷的女儿陶萌萌时任《广东文艺》的编辑，与我是同行，在我回京后，曾多次来信沟通广东文艺界的情况，使我对广东文艺界的动向实时了解。1978年10月，她来信说：“我们利用三晚集中了广州地区50名作者畅谈当前文艺创作的大好形势，大家畅所欲言。三天时间是太少了，会上大家提出了自己创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你提了问题，我试着分析回答，而有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谁也不能回答，多有意思！以后我们准备每月都集中若干次，深入探讨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孔捷生去北京，我已嘱他找您，他11月底回穗，届时炉子、烟囱若已买好，可由他托运回来。我担心钱不够用。若是如此，请告诉我。另外， 你们能给我们这些地方上小土刊物投些稿吗？”一个月后，她还有一封信给我，谈到买炉子的事，但主要是说了萧殷的近况：“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忘记要给你们写些东西，上次正待动笔就躺下了，是我们都清楚的。上周他给广州的年轻作者作了一次报告，我也整理出来，不知他会不会改好给你们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催一下他。”

　　那时在京买炉子和烟囱，需要户口本和副食证。我跑了几家杂货店，终于帮他买好炉子和烟囱，又请作协总务科长邹起同志帮助包扎，并运到广安门火车站，发运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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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残云因事未能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当天下午，他在梁梅珍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们见面交谈。陈残云是一位很有思想锋芒的作家，又是省作协的主席，他的谈话集中在“解放思想、敢闯禁区”上。他对《文艺报》第3期上发表的《鼓足干劲，解放思想，把电影创作搞上去——记本刊召开的电影创作座谈会》这篇报道中的思想大不满意。他说，报道中说，要对“十七年”的电影，采用专业人员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慎重地加以审查。这让我一整夜都不能入睡。过去，这些影片已经通过了慎重的审查，你还审查什么？他还谈到了禁书的问题。他说，一本书，除非不出版，一旦出版后，就不能随便禁止。政府可以禁书，但要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禁止的理由。所谓繁荣，一是要创作新的作品，一是要开放一些过去被禁止的作品。“文革”时期，把很多作品打成毒草、禁书，现在面临着一个平反的问题。在这方面，《文艺报》要想想办法，多做工作。《文艺报》应当提出问题，闯禁区，有锐利的锋芒。这样，地方上才会跟着你们走。现在是两头解放，中间不解放。作为作家和批评家，不能做“风派人物”，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要有自己的见解。

　　这次广州之行，还拜访和结识了花城出版社的岑桑和易征、广州军区作家萧玉；在我们召集的座谈会上，结识了《作品》编辑部的沈仁康、中山大学的楼栖教授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作为广东文学的史料，让我记下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员：黄培亮、王有钦(广东作协)，张绰(《学术研究》编辑部)，关振东(广东画报社)，杨家文、萧麟(广州日报社)，林庆荣(南方日报社)，刘家泽(市文联)，黄力、王建勋、曾石龙(市创作室)，高乃炎(《广州文艺》编辑部)，廖子东(华南师院中文系)，冼宁(《人民文学》编辑部)，冯池、李锐、赵国荃(《汾水》编辑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