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陈辽

　　老友的仙逝令我陷入沉思。我与陈辽的交往，始自“文革”后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萌发的那个年代，历史让我们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在我的书箧里保存着他几十年来写给我的所有书简，在我的书柜里陈列着他先后寄给我的多种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和14部上千万字的《陈辽文存》(截止到2014年)。在我心目中的陈辽，无论是在《雨花》执掌文学评论组，还是在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位子上，为伤痕文学的出世鸣锣开道，为高晓声、陆文夫、方之、梅汝恺等“探求者”恢复名誉挺身而出，为顾尔镡的《也谈突破》的公正评价仗义执言，为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健康发展，为有潜力和有成绩的年轻作家提供助力，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随波逐流，不谄媚讨好。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两个文学发展阶段上，都殚精竭力，站在前沿。应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清醒的、冷峻的、敏锐的、实事求是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批评家，陈辽是当之无愧的。

　　回顾1979年3月16日，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在京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各文艺团体、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多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评论界朋友在“文革”后第一次汇聚在一起探讨时代提出的诸多文学问题。关于这次座谈会，我曾写过这样一句概括性的话：“几乎所有的文艺问题，都被置于审判台上，经受重新审判。理论批评面临的问题成堆。这种百废待举的局面，对于任何一个人，大概只有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刻才会遇到，而这种历史的机遇，我们的后代大概很难再遇到，也很难理解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战线是否存在着“左”的路线、或“左”的错误是否成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得以形成的基础，以及对“伤痕文学”的认识等等，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文革”前文艺战线领导人之一林默涵同志的长篇发言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如对伤痕文学(他称之为“感伤文学”)的评价，引起了与会者的异议和讨论。陈辽是持批评和商榷意见者之一。他说：默涵同志批评了当前的所谓“感伤文学”，但是他没有举出具体作品，因此我们不知道默涵同志心目中的“感伤文学”究竟是些什么内容。《伤痕》是不是“感伤文学”呢？《醒来吧，弟弟！》《枫》《阴影》是不是“感伤文学”呢？我以为不是。这些作品感伤情绪是有一些的，但总的倾向是揭露了“四人帮”，能够鼓舞我们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陈辽对默涵同志发言的批评和商榷，不仅在与会者中引起震惊(因为对一位领导同志在大会上提出商榷，在文艺界是并不多见的)，而且也给深受“四人帮”迫害的默涵同志造成了“不安”，会后他在给《文艺报》两位主编冯牧、孔罗荪的信里写道：“对这次会上的分歧，外面传说不少。听说，江苏还有一份材料，对我进行讨伐，可我一点不知道，你们从来不对我说起。而《文艺报》上的公开报道，却只说了一面的意见，这使我很为难。” 陈辽一下子成了名人。作为这次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多年来他领导下的一个工作干部，我素来对默涵同志的为人很欣赏，但我对他的这一观点也很不赞成，认为他缺乏历史反思精神。

　　陈辽在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成为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给我的印象很深，也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其时，江苏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贵州作家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一系列名作相继发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在题材上的拓展和在艺术上的成就引人瞩目，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1980年下半年我到南京拜访《雨花》编辑部，与主编顾尔镡商讨两刊联合主办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旨在提倡和研讨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次南京之行结识了江苏文坛的许多知名人士，如“探求者”集团的叶至诚、高晓声、梅汝恺，以及新起的小说家张弦、理论家董健、许志英等。不料，顾尔镡在《雨花》这一年第12期发表的随笔《也谈突破》引起了中央某部门的注意，被认为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受到批判。两刊达成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协议，受其影响而被取消。《文艺报》被指定发表批评文章，在张光年、孔罗荪的消极应对下，终于不了了之。而陈辽对此却始终忧心忡忡，一直在为顾尔镡事件的公正处理而努力。直到2013年他去采访了当年的省委书记王正同志，并将他整理的记录稿《胡耀邦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事件》公之于众。陈辽在整理稿中引用了拙作《在文坛边缘上》中的一段文字：“《文艺报》被指定要对此文写一篇批判文章。但《文艺报》裹足不前，迟迟落实不了作者，到5月初，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批判文章。5月5日召开的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会议上，张光年(陈辽按：张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指定《文艺报》这一期就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下期再发表评白桦(《苦恋》)的文章。但是，过了几天，罗荪(陈辽按：即孔罗荪，《文艺报》主编)又在编辑部干部会上说：‘昨天与光年说了，《新华日报》批《也谈突破》的文章不转载了，下期一定要组织文章。’但是，最后，《文艺报》始终设有发表批判文章。(陈辽按：王正同志以上口述，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530页。)原来把《也谈突破》和《苦恋》一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悄然平息了这一‘突破’事件。”陈辽的采访和记录的公布，不仅为顾尔镡正了名，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悬案恢复了事实真相。

　　多年来，在忙碌写作生涯中的陈辽还不断地关注我的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并及时给予评论、鞭策、鼓励和期待，先后发表过《小题目  大著作——读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一位编辑的文学回忆录》《解“生命遗韵”之谜——读〈追寻生命遗韵〉》《刘锡诚：三十五年四“转身”》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他生命最后的遗作《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五篇文章。朋友的关怀和鼓励，对我这样一个长期处身于“边缘”的文学评论者、民间文艺学者和文化学者而言，犹如俗语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增加了如许的勇气和信心，是我永记心中的。陈辽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