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路】刘锡诚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书的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在历时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编纂期间，先后有几十万文化工作者参与调查、搜集、编纂，作为民间文艺学家的刘锡诚，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积极倡导、引领、规划和组织开展我国民间文艺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

促成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下简称“三套集成”）正式开始于1984年,但普查、编辑和出版三套集成的动议，则起于更早的1981年。动议初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征求合作意向，由于民间文学专业的归属问题等原因，双方一时间没能达成共识。直到1983年4月，相关问题得以解决，普查、编辑、出版三套集成的计划，得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的支持，从而草拟了提请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的文件草稿。

　　此时，刘锡诚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阐明了编辑出版三套集成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意义，指出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这项工作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鼓励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积极地、科学地参与和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讲话还对近期的工作作了部署。这次会议确定了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文件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文化部没有分管民间文学的部门，部领导对如何进行对口合作颇有顾虑。为了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刘锡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竭尽可能，多方斡旋，最终得到文化部主管民族文化的部领导丁峤的支持，由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出面，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使三套集成成为由文艺团体发起主办、两个政府主管部委全力支持的重要国家文化工程。

　　同年7月，在刘锡诚的主持下，相关人员在山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三套集成工作机构和工作步骤等问题，培训了第一批干部。9月，相关人员在云南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工作的原则等问题。11月，相关人员又在河北召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刘锡诚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将编纂三套集成工作列为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这一阶段三套集成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中宣部于1985年11月下达《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请各地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关心、支持并督促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做好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在全国各省区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实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民间文学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共采录到民间故事137、5万余篇，歌谣192万余首，谚语348.5万余条，记录下了20世纪末“活”在全国各民族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

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

　　在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启动阶段，刘锡诚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除了负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外，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并将来自各方面的、与之相关的学术观点作了清晰的、明确的、科学的梳理，从而为起草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提供了扎实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刘锡诚在1985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集成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统一认识、协同工作》的报告中，不仅对编纂三套集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还对编纂工作要遵循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全面性“三性”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要排除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统帅民间文艺普查、采录、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他指出：“民间文学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其内容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研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推广光大，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修改它。任何离开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3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两处地方讲到这个问题。一处是在讲到人类婚姻史上曾经有过的杂婚时说：‘如果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另一处是他引用马克思1882年写的一封信——马克思批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原始时代，哥妹曾经是夫妻，而这在当时是合乎道德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物，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院的眼光去看待民间文学里描写的原始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出现了随意乱改（民间文学作品）的现象。明明是兄妹婚姻，偏要改成不是兄妹婚姻，这就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将会走上歧途。”

　　刘锡诚还阐述了传统的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属性：“只要是现在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所喜爱、所传颂、所传承，还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民间文学作品，就可以算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他强调：对待民间文学作品，不可以人为地拿我们今天的思想去修改它，使之适应于今天的政治需要。同时，他还对三套集成的性质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即：“三套集成不是一部文艺读物，不是一部适合思想教育要求的读物，而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欣赏价值、又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总集。”

　　刘锡诚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后来都吸收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手册》的编写，刘锡诚一直是主要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为了保证《手册》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他和集成办公室组织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家，对其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编纂原则、普查采录方法和作品编码等，进行了反复研究和斟酌，以期在调查和编纂工作启动后的各个阶段上真正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

一位严谨的学者

　　刘锡诚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所有成果无不建立在亲历的田野调查、深入的文献考据和丰厚的各种资料之上。因此，他对普查、采录基础上的三套集成资料汇集和保存工作十分重视。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从前辈们学术活动中学到的方法，以及“文革”造成的资料流失情况，他深感资料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我们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一些资料本。在搜集、普查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形式编印一些资料本，这样就不易失散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任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出人才，一个是出成果。成果包括公开出版的书、内部资料和研究著作。”在刘锡诚的倡导下，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要编纂“省卷本”的基础上，又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提出增加编辑县资料本的要求，并在各地县卷本编纂过程中进行督促和给予具体指导。正是这个举措，有了最终的数千种县卷本，尽管最终并没能完成全国所有的县（区）都编印出各自资料本的任务，但是这个成果已经足以让世人惊叹，成为中华文化史、甚至世界文化史上卷帙最为浩瀚的民间文学的文字记录。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编印县卷本，普查、采录成果的再度流失会不可避免，后果无法弥补。

　　此外，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和先进理念的学者， 刘锡诚十分注意在思想观念上及时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在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工作方面，他也是走在前面的人。在一次发言中，他讲到：“现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可我们民间文学工作手段特别落后。现在都普遍利用计算机编程序，既节省时间，又提高效率。各地分会的集成办公室如果有条件，也可以买电脑，把省里的故事全部编入程序。现代化的手段我们应该追求，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