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是一直受惠于刘锡诚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我就是跟随着刘先生的学术轨迹，从原始文化最后又回到民间文学，涉及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后来我也鬼使神差地走上了民协的领导岗位和专业领域。我在民协工作时得到刘先生无私的支持和大量的帮助。我个人后来工作又有变换，但我一直坚持在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一直得到刘先生的支持。我认为刘先生一直在提携后学，对这个学科的人才的成长和整个学科倾注着极大的热忱。他是既有情怀又有胸怀的学术前辈和师长。

　　我看刘先生的学术贡献或者说他的学术历程，是一个少有的、难见的学术道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复制和仿效的学术路径。能够打通几个学术领域的学者比较少，而且能够做出成就也比较难。因为所谓打通学科，跨界学术，不仅是基本上打通，而是应该在几个领域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才可能将这种打通叫做真打通，这种学术道路难度非常大，要付出的努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人的精力又很有限，所以很少有人能做到和达到这个境地。

　　刘先生一直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是非常勤奋的学者，还是二三十岁、四五十岁那种人的研究劲头。我们当年都曾有过一阵非常强劲的学术劲头，我们看到有不少人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几十年一直保持这个劲头下来的。刘先生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学术劲头，他不管上班下班，在位还是不在位，专业还是业余，他的时间都是这么安排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独特的学术历程。

　　我这里要说几个刘先生取得突出成就的重点学科领域。

　　第一是文学评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他开始在文学评论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尤其是在《文艺报》那样一个平台上，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刘先生是少有的最活跃的文艺评论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领军人物、或者说是领军团队成员之一，而这个领军团队很长时期里是支撑我国文学评论阵营的一个群体。他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文章，出版过《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和《河边文谭》等论文集。我觉得这个成就非常难得。

　　第二是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刘先生《中国原始艺术》一书，是他花了6年的时间做出的课题成果，而这个课题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殊为不易。当时，原始艺术、艺术起源和美学研究很是热闹，有的人从人类学这个角度搞美学和硏究原始艺术，一时非常红火。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做实证研究，都是在高谈理论。有的人也做实证，但主要是考古学界的，他们又不能打通，只能做考古那一块，缺乏材料的广度和理论的高度。真正从中国的学术实际出发，做中国原始艺术研究的，刘先生是第一人。他用6年时间做出了打通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就其为一个课题耗时多年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第三是刘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现在，不说个人，就是集体研究，也没有人这样研究了。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况且，刘先生做这个大课题时，是在他人生中有很多挫折的情况下去做的，而且这部著作也是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领域里的一部重大的学术著作。

　　第四就是刘先生在更为广泛的民间文化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他的成就也是令人敬佩的。现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专家，他们大部分人是从民间文学、人类学、民族学这些基础学科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他们打通不同学科，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基础，否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试想，如果我们从零开始，完全新建这个学科，我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我们学界拥有丰富的田野实践经验，我们做了多少年的调查。各级非遗“名录”，是在解放以来几十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主要是以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作基础的。没有民间文学五六十年来积累的理论作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是刘先生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领域，也构成他学术贡献和学术成就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五是刘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工作。我觉得可提三点。首先，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他主政中国民协时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集成”工作中，有一批懂学术的专家在工作，而他在这个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实施和理论引领的作用。虽然我们“集成”的科学性还不时受到某些外国学者的质疑，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政治因素。在文本记录上，我们的学者是力图做得科学些，他们反复强调科学性，在可能的空间里把科学性做得最大化，这是非常难得的。在30多年前，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刘先生他们能把学术性、科学性做到最大化，确保了“三套集成”在现在看来还是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其次，队伍的培养。当时民间文学的队伍基础是很薄弱的，参加普查和搜集工作的，大都是文化馆的干部，要把全国各地的基层文化干部引入民间文学的科学的渠道，是多么地艰巨。上世纪80年代的普查和有组织的调查，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后来这些文化干部成为我们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再次，在刘老师主持工作的那个时期，始终把倡导和组织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放在统领全面工作的地位。中国民协召开的好多会议，都是在做理论规划、学术分片、学术分区。他那时所做的，几乎都是围绕着学术，围绕文艺发展的具体门类开会。当年所做的工作非常到位，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布局与人才培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