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眉睫】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2-23 10:40:28 / 个人分类: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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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

眉睫《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1月27日   07 版)
 
梅光迪

    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然而,由于世人(尤其是当年的新文学家)对其缺少同情之了解,以致成见颇多,乃至误判。例如,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说:“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自在地写着‘金陵王气暗沉销’一类的无病呻吟的诗。……梅光迪也写了一篇《评提倡新文化者》。……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在新文学家眼中,学衡派是“复古派”,专门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学衡派的创始人、主帅梅光迪便是最典型的个例。

    文学改良的赞同者与建言者

    依胡适《逼上梁山》所自述,新文学运动实肇始于“胡梅之争”。“胡梅之争”始于1915年夏的绮色佳之游。翻阅那时的胡适《留学日记》和梅光迪致胡适的信函,我们可以见到若干原始资料。

    梅光迪在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说道: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

    弟窃谓文学革命之法有四,试举之如下: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如今之南社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徒成一种文字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故不可不摈去之(以上为破坏的)。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如上所言。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以上二、三、四三者为建设的,而以第二为最要最有效用,以第四为最轻,最少效用。)弟窃谓此数端乃吾人文学革命所必由之途,不知足下以为何如,请有以语我。

    梅光迪在胡适面前,以“文学革命”的“我辈”自居,并欢迎“旧派文家”的“讪笑攻击”,并表示“文学革命本所赞成”,还积极讨论“文学革命之法”,这哪里是新文学运动反对者的所做作为?如试将梅光迪的“文学革命”之四法,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主张相比较,甚至可以说此四法为其渊源之一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不正是此后万千“新青年”走向“新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么?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于1917年正式发动“新文化运动”之前,梅光迪最初也不是完全的文学革命的反对者,而是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建言者,只是路径、方法、程度、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不同而已。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梅光迪最终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去了呢?

    走到胡适的对立面

    梅光迪对于文学革命审慎的态度(自谓“保守的进取”),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充分,他在1916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道:

    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然以足下之奇才兼哲人、文人之长,苟努力为之,或能合康德(因渠为哲学界革命家,故云)Wordsworth于一人,则迪当从旁乐观其成耳。

    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知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后来者以津梁,于愿足矣。至于振起为一代作者,如“华茨华斯”、“嚣我”,为革命成功英雄,则非所敢望也。足下亦自愿为马前卒为先锋,然足下文才高于迪何啻千万,甚望不仅以先锋马前卒自足也。

    足下来书称弟守旧,似若深惧一切“新潮流”者,妄矣。窃谓弟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亦不让足下。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请恕之)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为自由之奴婢与为古人之奴婢,其下流盖相等,以其均系自无所主,徒知人云亦云耳。

    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吾辈及身决不能见”,已不“痴想”“创造新文学”, 同时他还认为“为自由之奴隶”与“为古人之奴隶”“其下流盖相等”。他的这两种心态,可谓坚持了一生,也成为他今后走上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的思想根源。他自不会为“古人之奴婢”,然而,或许在他看来,胡适无疑已是“自由之奴隶”了。

    等胡适归国发起新文学运动,爆得大名,梅光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心理上开始反对胡适。这种反对随后又渐渐超出个人心理,而成为不同文化立场之争了。正当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梅光迪在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发表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 等文,他说:“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了解与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借以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性的事物。”其立论之高,实不亚于陈独秀、胡适。

    1918年春,胡适邀请梅光迪任北京大学教授。梅光迪回信说:“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过问矣。”可见,梅光迪与胡适式新文学运动大不以为然,期待有人“另倡新文学”。

    与此同时,梅光迪还开始在哈佛寻找“同志”以便回国与胡适“作战”。据学衡派的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里回忆:“彼(指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从此,梅光迪走上了反对胡适式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了。另一则史料还显示,此时的“胡梅之争”开始夹杂了个人意气之争。在梅光迪1919年回国前,他在留美学生中,宣称胡适“冒充博士”,于是酿造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胡适“博士学位”公案。

    “真正的新文化者”

    1920年,梅光迪在《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发表《自觉与盲从》一文,公开表示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梅光迪开始筹办《学衡》杂志,以此为阵地,以吴宓、胡先骕等盟友,正式成立了学衡派。

    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其中发表有梅光迪的名文《评提倡新文化者》,其中说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胡适的态度是:“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见1922年2月4日胡适日记)。当年11月3日,胡适作《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其中又提到:“今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胡适宣言梅光迪等“破产”,已大有不屑于之论辩的味道了,同时也是宣布“胡梅之争”结束。

    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梅光迪讲义中,笔者还发现,梅光迪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而斥胡适等为“新文化之仇敌”。那么,什么是梅光迪所理解的“新文化”呢?台湾学者林丽月如是认为:“梅光迪秉承白璧德学说,对民初以来的社会现状与学术思潮,也抱悲天悯人的忧时心情。他对五四的抨击,前期以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为主,后期以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主,理论中心在文化。他强调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批判,即须审慎的选择。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绝非以实现儒家的人文主义为满足,其终极目标在建立一个融贯中国传统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一方面由中国传统中衍生,一方面自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中得来。而其基本态度就是审慎的评判。这是梅光迪始终不同意胡适派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也是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之精华所在。”

    1924年,梅光迪赴美任教,学衡派也濒于瓦解。学衡派反对胡适领衔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就此结束了。此后梅光迪也会偶尔抨击胡适,例如1930年他在回顾“中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时说:“在像胡适这样聪明而新潮的现代派人物的领导下,不弃不馁地推进着中式生活的西方化。不过,他们已走得太远,已不再是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进行着‘中国的复兴’,而是铸成了‘中国的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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