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在“中国民间叙事与故事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和引言

刘锡诚

内容提要：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以及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载体，老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引 言

2009年，笔者曾就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活动的研究发表过一个探索性的见解：“在世界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中国学者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们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示和教益。”[1]

同样兴起于20世纪的以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在其建构过程中融汇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的理念和方法，其“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的基本理念[2]，关注讲述者（演唱者）及其讲述（演唱）过程中的表演，多少显示了向美学研究和综合研究回归的倾向，与上述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界的故事讲述家研究有交叉和同质的一面，可以算作是同行者吧。中国的年轻学者阎云翔于1985年7月20日出版的《民间文学》上发表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以马林诺夫斯基1926年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调查记录的渔民讲述的故事、1955年孙剑冰在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调查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9个故事、1984年裴永镇在沈阳郊区调查记录的金德顺讲述的故事这三位搜集者为对象，发现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提出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故事学建构的重要性。他写道：“优秀的民间故事家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讲述，而且是一种表演；不仅是讲述者个人的艺术表演，而且是听众参与的集体艺术创作活动。”“重视和研究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学的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从而促进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还可以全面了解民间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深化民间故事的社会学研究。但是相比之下，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的美学研究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故事不是读的文学，而是听的文学’（关敬吾语），只有诉诸于口头讲述，民间故事才有可能成为充满生机的艺术品。换言之，民间故事的表演过程即是民间故事的艺术表现过程；而艺术表现正是美学研究、同样也是民间故事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3]笔者没有过细地考察和研究阎云翔的表演性理论与鲍曼的表演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而只想指出，鲍曼的表演理论本质上毕竟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口头艺术，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其民俗学的而非叙事学的特质，而表演理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讲述活动的关注，从一个方面拓展了故事学的疆域和丰富了故事学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