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鸿来雁度无音息

鸿来雁度无音息

　——-鸟的文化阐释之六

　刘锡诚

　　仰卧在绿草成茵的河岸边，天空中传来了一声声归雁的“嘎嘎”声。鸿雁的叫声，总是勾起心底一种归思的伤怀。“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韦应物《闻雁》)“万里衡阳雁，春来又北征。”(陆光宙《归雁》)

　　中国古诗里有关雁的诗句真可谓汉牛充栋，写尽了诗人们凄丽哀婉的情愫。中国地理上与雁有关的地名、山名、水名也难以数计，倾注着普通老百姓对雁的钟情和厚爱。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无非说明雁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民俗生活、道德观念有着深厚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雁是候鸟，冬天南来，夏天北去，永远象那些飘零流浪的旅人一样。但人们又普遍认为，雁的家乡是北方，它们在那里生育子女。在北方孵出的新雁，一到秋风万里，寒霜相逼的季节，便挣扎着在雁父雁母的带领下开始南翔的万里征途。诗云：“湘浦波春始北归，玉关摇落又南飞。数声飘去和秋色，一字横来背晚晖。”(吴融《新雁》)“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差池高复下，欲向龙门飞。”(刘孝绰《赋得始归雁》)它们来到了温暖的洞庭和衡阳过冬，然后再飞回它们的老家--北方雁塞。诗人们把飘零到南方，在洞庭湖和衡阳一带度过一个冬季的雁飞回北方叫作“北归”。其实，雁之南去的地方，并不是如诗人们所说的，“南分五岭云天远，雁到衡阳亦倦飞”，而是远到两广、福建、台湾;雁之北归的去处，也不是诗人们所说的止于雁塞，而是更远更远的西伯利亚。

　　抛开那些诗的咏唱，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来阐释，作为生物的雁的背后，则隐藏着许多至今也还难以说清楚的民俗文化内容。

　　首先，在礼俗上，雁是古代举行婚礼时专用的一种的礼物。《礼记·昏义》说：“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迎拜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为什么女婿要抱着一只雁，作揖升堂，拜此奠雁呢?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民国丛书)写道：“古人以男女配阴阳。雁随阳，故奠雁。婿既为妇御，又先驰归，备迎妇于门外。牢者牲也。共牢者，共食一牲也。古食罢以酒漱口，必以卺盛酒者，取合同之义也。今日婚者，坐帐后饮交杯酒，盖犹共牢合卺之遗意。而雁不易得，代之以鹅。亦曰奠雁，甚无谓也。”(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36页)《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纳吉用雁，如纳彩礼。”《白虎通》解释说：“贽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仪礼·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宋吴淑著《事类赋注》解释何以用雁说：“今有明行列之次，辨长幼之纪。”注引《仪礼》注曰：“以雁为贽，取其有行列之次。”《说苑》也说：“以雁为贽，有长幼之礼。”看来，对于雁在婚礼上的功能，其说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雁是一种文化象征。

　　其次，在道德上，雁是情义忠贞和爱情不二的象征。雁的配偶习性，与鸳鸯是一样的。甚至在夜间寄宿荒原沙滩时，雁们也总是交颈而眠，警戒工作由雁奴来承担。金元好问为《雁丘词》所作的序里讲了一个令人伤感喟叹的故事：“大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扑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雌雁死去，雄雁竟然因失偶而投地而死，如此壮烈!词赞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地南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黄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欢通饮，来访雁丘处。”离群的孤雁，失偶的孤雁，令人想起丧偶的孀妇寡女，凄凉莫名，寂寞无主，惆怅鸣逝，无以为终。孤雁的哀鸣常常引起诗人们的悲悯情怀。

　　再次，在实用上，雁的来去常被原始人作为判断季节转换的根据。《抱朴子》说：“金人据鸿雁以正时。”就是指此而言。原始时代，没有计时的方法，人们便观察候鸟的来去，以推断时序的更迭和转换的规律。在农村，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习俗存在呢。杜甫的《归雁》诗：“欲雪违边地，先花别楚云。”正是说的这种习俗。当秋风骤起，冷冬即将来临的时候，世居北方的雁们便准备携老扶幼离乡背井南迁了。由于它们在北方生活了一个夏天，身体瘦弱，所以能飞得很高，乘风而去。这时，农人们也该准备秋收冬藏了。当繁花含苞待放未放的暖春即将来临的时候，它们又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自己阔别已久的故园。由于江南丰饶，它们的身体变得丰腴，不能象来的时候飞得那样高，只得用嘴巴衔着一根长约数寸的芦苇，以平衡身体或落在水面上休息时作凫水之用。这就是俗话所说的“雁北归必衔芦”。这时正是农人们准备送粪春种的时节了。

　　1994年3月24日

　　(原载《工人日报·生活周刊》199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