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华人的宗教节

春节，华人的宗教节

文/耕田书童

   按语：如果不对宗教进行再定义；那么，难以摆脱殖民化的困扰，难以把握春节的宗教性。从明末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他们对于祭祖等中国礼仪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中国礼仪之争”。其实质，是祖创教与神创教之争，是社皇教与基督教之争。有基督信仰，才有基督教，才有西历，才有以西历为纪年法的圣诞节，才有圣诞老人；有社皇信仰，才有社皇教，才有农历，才有以农历为纪年法的社皇节（春节），才有傩公傩母。本文，侧重于从春节的角度，探讨华人的信仰。事关重大，不敢妄言，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共襄中国梦。

   第一节 宗教问题

     一、宗教之谜

    春节考源，如果回避春节的宗教性，无异于隔靴搔痒；所以，不仅要为春节“正名”、“正身份”，还要为春节“正精神”。许多节日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祭祀是宗教表达信仰的仪式；节日是表，宗教是里，本属一体；宗教决定信仰，信仰决定节日；信仰基督教的过圣诞节，信仰社皇教的过春节。[1]春节，是祖先崇拜的产物，起源于女娲祭-社祭；所以，春节是华人的祭祖节、宗教节。明末清初（16-17世纪），西方来华的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散布的迷信论（中国的祭祖是迷信），是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春节危机的根源。所以，刷新宗教观，有助于重建信仰、振兴春节。

    （1）“宗教”的新定义

    宗教，指崇拜超自然、超人间的事物，信仰祂们既能创造世界，或者改变世界，又能解除苦难，或者赐福于人，并用神话与仪式来表达这种崇拜的文化现象。这些事物，统称神圣事物，又叫神、神灵、神明、神祇、神佛、神神、灵物，或为实物，或为虚构，但都被视为跟人一样，是有灵魂的生命体。

    关于宗教文化，俗称“神神道道”，简称“神道”或“神教”；《周易》，有“神道设教”之说。关于宗教的学问，便是宗教学，简称神学。宗教学的基石是宗教观，指对宗教的根本看法。宗教观，决定宗教政策；有什么样的宗教观，就有什么样的宗教政策。民族宗教与民族意识，本属一体；因此，采用什么样的宗教政策，决定着能否培养健康的民族意识、能否建立佑助国运的民族宗教，从而造就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宗教的三分法：①以创世者为准，可把宗教分为灵创教、祖创教、神创教。创世说，是宗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世界是神灵所创，而非自然形成。关于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创世神话的三大主题，是宗教必须解答的根本问题；唯其如此，宗教才有说服人的权威。②以崇拜对象为准，可分为泛灵教、多神教、一神教。③以宗教主神为准，可分为拜物教、拜祖教、拜主教。

    相互关系：①灵创教，对应泛灵教、拜物教，俗称“巫教”，主张泛灵论。原始社会的灵创教，称作原始宗教；原始社会之后，灵创教沉淀到文化的最底层，甚至渗入个人的潜意识。②祖创教，对应多神教、拜祖教，主张多神论。③神创教，对应一神教、拜主教，主张一神论。④灵创教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祖创教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神创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⑤灵创教、祖创教，是母子式的继承关系；灵创教、神创教，是敌我式的革命关系。

   宗教的核心，是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所以，宗教问题，即信仰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的部族，一个部族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丧失存在的精神依据。所以，宗教问题是绕不开的，关系到文脉的荣枯、文化的安全、政权的稳摇、国运的长短、民族的兴衰。

     （2）宗教，起源于苦难

    苦难造就了宗教，宗教起源于苦难。苦难，泛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艰难困苦，它们总给人一种压迫感。被压迫，则产生恐惧；有恐惧，则产生忧患；有忧患，则渴望奇迹的出现。于是，就有了神话、宗教这对文化的双胞胎，初民才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讲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当我们的民众突然遇到灾难，无论天灾人祸，生死未卜，生命遇到极限考验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处在无情世界的时候，宗教往往来到人们的跟前。”（乌丙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及其深刻影响”）“列宁指出：‘恐惧创造了神。’这就是一切宗教产生的最根本的根源。又说：‘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列宁全集》）”[2]“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3]

    洋人朋友说：“几乎在所有的庙里我都能发现那种混乱现象，就是‘三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完全混杂在一起。中国的宗教可以容忍这种毫无逻辑的秩序；每个来祷告的人，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祭司。沿途经过了无数庙宇，里面供奉的神仙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宗教在实质上与其它宗教到底有没有差别？这同样是人类对生活不幸无奈的表现，同样是对自然界可怕力量、意念中黑暗势力、魔法、攻击以及其它灾难的恐惧，想方设法要躲避开这一切。任何方法都可以称得上是好办法：法师做法驱鬼、拜祭佛祖、奉祀三清、祈求所有的神灵，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来历。人类宗教赖以存在的理由是多么简单。”[4]

    任何生命，都可能遭遇苦难。有苦难就会恐惧，有恐惧就会求助；但是，宇宙茫茫里，渺小无助的人，如果实在无法摆脱苦难，怎么办？只有苦苦思索，获得心理上的解脱，让灵魂得以安宁，而宗教则是一种解决人生难题的精神工具，是塑造灵魂的精神家园。所以，宗教总是以苦难的拯救者出现在世人面前，宣称它能让人离苦得乐。任何被苦难困绕的人，都会本能地渴望得到冥冥之中的佑助；因此，宗教并不神秘，与其说它起源于苦难，不如说它起源于人类面临苦难时那颗坚强的心。所谓信仰，并非来自身外，而是源于内心。对宗教的需求，甚至造神的欲望，是人类的潜意识；一旦恼人的苦难骤然降临或难以摆脱时，它就可能被激活：身陷苦难的人，最容易皈依宗教；领悟苦难的人，最容易造神或创教；大灾大难之后，往往出现旧教复兴、新教诞生的现象。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个宗教情结”（张贤亮：“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

   比如：前1世纪，罗马帝国侵入巴勒斯坦，当地人希望有一个救世主。传说他就是耶稣，他创立了基督教，许诺穷人死后可以升天堂，而富人要入天堂，比“骆驼穿针孔还难”。穷苦人很高兴，因此基督教传播很快，引起罗马当局的不安，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传说，第三天，耶稣复活，升入天堂。

    在中华老百姓的心里，那再平凡不过却极其珍贵的理想，让人心颤。俗信，平安是福。千好万好，平安就好。什么叫平安？没有苦难，就是平安。“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所以，祈求平安是中华本土宗教的根本追求。

    （3）宗教，与人类同在

    A、外因

    “神话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神话甚至在其最原始、最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了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较高较晚的宗教理想的主旨。神话从一开始起，就是潜在的宗教。从一开始，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德]卡西尔：《人论》）神话与人类同在，任何宗教都离不开神话；所以，宗教与人类同在。

    “过去，我们相信不孝敬父母会‘天打五雷轰’，害人会‘遭报应’，现在这些‘迷信’都被一扫而光，既不理睬死后投什么胎，又不管未来历史对他的评价；‘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不利己天诛地灭’。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什么都不怕，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人们什么都不怕，法律意识又淡薄，人自身就变得可怕了！所以，我料想有一天宗教会在中国普及起来。”（张贤亮：“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千岛湖事件的凶手在抢劫了数十名台胞的财物后将台胞游客锁在舱内，游客没有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劫匪会遵守‘谋财不害命’的底线，将他们锁入舱内不过是让他们无法报警，增加逃遁的时间，谁也想不到劫匪居然杀害全部游客。这位劫匪年纪不大，据说当过兵，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他信鬼神，并稍有敬畏之心，绝不会下如此毒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信仰只能作用于政治家、政党骨干或少数有特殊政治兴趣的人，对多数民众是起不了作用的。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际。但宗教和神是全能的，物质上不能、精神上能，今世不修、来世修，此岸办不到的事、在彼岸办得到，其它信仰能取代吗？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我幼时不止一次听到老人的警告，不孝父母会被‘天打煞’（雷击而死）。”（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先贤说：“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不能抵抗死亡，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的和谐，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领域永远在科学支配之外，属于宗教的范围。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得到可靠的成效。在这些领域中欲发生一种具有实用目的的特殊仪式活动，在人类学中叫作‘巫术’。”[5]

    西方的所谓理性、科学，未必靠得住；因此，不少科学家也信教，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理性的教育不能将人类从野蛮之中救赎出来，一座集中营能够像一所庞大的大学那样，依靠同样的理性精神而存在。”（[英]卡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

    当代，“发达国家”里的有神论、科学论，并存于世，比如：“日本的新干线的特快列车，每一节车厢都供有交通安全神。现在美国高速公路有些干线的服务区，增加了新的小教堂，因为车祸太多了。在给车加油的同时，人到教堂里做祷告，祈求开车走到下一个服务区这段路程的绝对安全，美国人把这个叫做‘高速公路上的精神加油站’。”（乌丙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及其深刻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对科学有夸大的趋势，造成了误导：①认为“科学等于正确”；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使现在不能解决，将来也一定能解决；③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江晓源：“科学的三大误导”）

    “科学达不到的地方，就有民间信仰发生影响的空间。即使科学发达的今天，宇宙间也有大量人类未知或至今无法认识、无法解释的领域。民间信仰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民间信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它是从采集、渔猎、游牧或农耕文明社会传袭下来的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B、内因

    人无完人，宗教是人所造[6]；所以，不存在完美的宗教[7]。有人类就有苦难，苦难促使人创造了宗教；所以，苦难在则宗教在，宗教与人类同在。

    宗教本是解除苦题的精神工具，但也可能沦为制造苦难的工具。宗教在效果上的善恶，跟物质工具一样，取决于人。同一宗教，既可策动正义战争，也可策动不义之战。任何文化的作用，都是围绕着人生难题来调节人生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同是宗教，有的会让人生三大关系走向良性循环，有的会让人生三大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各种宗教最重视的是以善恶之说来教化信众，达到人格的高尚完善。可以认为，一个道德资源贫乏、道德层次低下的宗教，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是没有前途的。”（吴云贵：“互动中的宗教与人类社会”）

    二、礼仪之争

    基督教，统称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其它一些较小的教派。在汉语里，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公教、旧教，东正教又称正教、希腊正教、东派教会，新教又称基督教、耶稣教。所以，当有些文献极为不妥地把“东正教”、“基督教”并列时，那么这时的“基督教”，实指“新教”。

   从明末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一直是他们苦心探讨的问题。为了传教，他们必须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许多契合点。他们对于祭祖、祭孔（孔子）、祭天等中国礼仪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一场从16至20世纪的论争，史称“中国礼仪之争”[8]。这是中西文明在信仰上的首次交锋，中方由于清朝康熙帝的坚守而暂告胜利，为华人形成现代的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表面上是中华民族宗教与基督教之争，实质上是祖创教与神创教之争；因此，不能用基督教式的宗教概念，来评判中华民族宗教。

    “‘礼仪之争’缘起于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后之‘辟佛补儒’的传教方略，彼时反对利玛窦思路的教会各方以‘迷信’（Superstition）来评判中国祭祖、祀孔之性质。至17世纪中叶天主教汉文献更是形成了‘破迷’佛、道的系统论述。（[美]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方文献一百篇》）20世纪初期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士禄是遒汇编的《中国迷信》丛书，延续了批判传统信仰与风俗的排他思路。富有排他性的基督宗教，与富有混合性的中国传统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的误解和冲突，在晚清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高潮。义和团爆发的直接原因，最早同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梨园屯（李阎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活动有关。梨园屯自同治八年（1869）起就开始出现了‘庙堂之争’的民教矛盾，并愈演愈烈。‘庙’是玉皇庙，‘堂’是天主教堂。梨园屯玉皇庙建于康熙年间，拥有本村义学地多亩，以为本村和四乡敬神赛会之地。方济各会教士于同治年间来此，发展了30来户教民，并向村首提出划分玉皇庙义学地。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梨园屯村三街会首与地保结合，同教民商议分亩。按教民分到地后交给传教士后，传教士则自行拆毁了庙宅拟盖教堂。村民激愤，遂以士绅为首呈诉；传教士在驻华公使、主教支持下向地方官施压，于是形成了村民、教会和官方等之间的纷争，最后局势越发不可收拾，直至1898年义和拳运动的爆发。在晚清梨园屯民教之争中，传统宗教信仰和基督宗教分别以‘汉教’和‘圣教会’的名目出现，不同势力的信仰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相互交织，以致由信仰之战演变为政治之战、民族之战。”（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 ”）

    “清朝在康熙年间禁止传教士传教，早有传教士宣称，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鸦片战争前后，很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搭乘的就是鸦片贩子的货船，接受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捐款、资助，请鸦片商人担任在中国的宗教团体的负责人。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手段之一是行医；但是，鸦片战争前，由贩卖鸦片的主力东印度公司倡议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其终身董事中至少有两位是大鸦片贩子。有些传教士还为鸦片贩子当翻译，直接参与鸦片贩卖。有些传教士在鸦片战争期间，还为罂国军队带路，指点他们烧杀抢掠。为罂国军队提供情报的传教士也屡见不鲜。传教士还参与了鸦片战争之后与清政府的谈判，甚至包办了《南京条约》的起草，其它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谈判，传教士也非常活跃。康熙时期禁止传教的规定，在鸦片战争之后被打破，大量传教士借助鸦片战争的‘胜利成果’而进入中国，到八国联军时，还有传教士亲自拿枪参与巡逻并开枪射杀义和团。八国联军抢劫北京时，有很多是传教士给他们带的路，有的传教士还鼓动教徒一同参与抢劫。”（刘仰：“从宗教角度看鸦片战争”）

    “虽然在东亚各国及各主要民族的祖先崇拜之间，可以有儒教式祖先崇拜、萨满教式祖先崇拜、神道教式祖先崇拜的不同；但如果和舶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相比较的话，它们的共性则要大得多。陈晓毅博士的论文‘“主”、“祖”之间——青岩基督教与汉族民俗宗教互动的人类学研究’，正是通过对信‘主’的基督教教徒和信‘祖’的民俗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流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点。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一直遭遇到本土宗教的顽强抵制，从‘礼仪之争’，到义和团运动，再到本文提供的案例，表明此种抵制和对峙至今仍是中国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周星：“祖先崇拜与民俗宗教”）

    基督教的在华传播：①唐朝，天主教的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称作“景教”。唐武宗禁佛时，波及景教，一时绝迹于中原，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依然流行。②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景教随之而来，与当时传来的天主教（即方济各会、聂斯脱利派），统称“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蒙古语音译，指“有福缘的人”），随元而亡。③明朝，天主教由利玛窦[9]再度带入，清朝中叶时因为“中国礼仪之争”而遭到禁止，转入地下。④清朝，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罗斯东正教渗入中国，未能立足。⑤清朝，“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遣军”[10]，尤其是新教各派，于鸦片战争（1840-1842）前后陆续传入中国。[11]⑥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把基督教改造为拜上帝教。⑦民国，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⑧20世纪后半叶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合法宗教，21世纪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头远超从前。

   第二节 殖民化的余毒

    一、迷信中毒

    “‘礼仪之争’缘起于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后之‘辟佛补儒’的传教方略，彼时反对利玛窦思路的教会各方以‘迷信’来评判中国祭祖、祀孔之性质。”（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 ”）“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祭祖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在‘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祭祖行为是迷信。”（韩星：“‘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

    这种迷信论，是文化病毒，是把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的重要原因。[12]500年来，部分基督徒把中华本土宗教贬为“迷信”、“徒劳”、“荒唐”、“愚昧”，竭力宣传基督教的“理性”、“有效”、“文明”、“现代”。华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哺育；当这种迷信论扩散后，就把华人成片感染了，谓之迷信中毒，其实质，是文化领域的殖民化，即“文化灭绝”政策。它跟食物中毒一样，是种病，只不过食物是物质的，打倒的是人的身体，而迷信是精神的，打倒的是人的信仰。信仰是灵魂的支柱；迷信中毒，就是丢了魂。

    这种迷信论，给中华的人心稳定、文化安全、政权稳定、国土安全埋下了许多隐患，导致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抵触情绪，比如：①“‘五四’时期的激进分子，把清明节看作是一个迷信性的节日，是一种封建迷信。周作人说了，祖先崇拜的前提是承认人死了之后有灵魂，祖先有灵魂，所以我们到坟墓上去祭，但科学判断鬼魂是不存在的，祖先死了什么都没了，你到墓里去拜，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按照他们的逻辑，自然而然这个节日就是个迷信，就应该给否定，就应该给抛弃，不这样我们就不能现代化。”（陈连山：“解读清明文化内涵”）②河南淮阳太昊陵的人祖信仰，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文革”结束，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打压。“文革”时，大部分庙宇被毁。20世纪80年代后，庙宇得以修葺和重建。《读书》杂志2007年第6期的封二，刊登了黄永厚的一幅画，画的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形象很难看，图注是“扫黄打黑轮不到二位头上了”。所配的陈四益的杂文《磕头》，批评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公祭远古祖先和历史名人的活动，把公祭贬为“磕头”，得出这可能“把中国闹成国将不国”的结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挖苦与歧视，颇有点儿“文革”时“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架势。（柯杨：“从宏观视野看古代文化遗址开发的重要意义”）

    这种迷信论，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内对外，绝然不同。《圣经》讲，被上帝所青睐的亚伯拉罕在迦南买了一块地，地中有洞，被辟为家族的祖坟；做了埃及宰相的约瑟，隆重地归葬其父，还留下遗嘱，他的骸骨也要归葬，此事由摩西出埃及时完成。先贤祠作为法国的精神象征，实为基督教教堂，祠内多棺木，时有祭拜。源于美国内战（1861-1865）的亡灵节，也称阵亡将士纪念日、国殇日，表达对国家独立统一而献出生命的将士们的怀念，各州每年都要举行，多在西历5月份，要向陵墓献花圈和鲜花。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片尾的墓前献祭，极为煽情。这些，谁又说是“迷信”了？

    “所谓的‘驱病赶鬼’和‘跳神放阴’，则要看是否依照在宗教信仰习惯中进行，是否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天主教‘驱魔’以及道教斋醮仪式同样有关涉‘驱病赶鬼’的要素，而基督教的某些派别（如台湾省的安提阿中央教会）更是以‘医病赶鬼’为每周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农村基督教的‘基菩萨’崇拜所宣扬的相关教条了。我们是否判定当代的中国基督宗教是在大搞‘封建迷信’呢？”（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

    中国的祭祖，为何被部分基督教传教士贬为“迷信”？原来，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让传教士执行的是一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而部分传教士为了扩大新的教区，也愿意这样做。[13]因此，他们散布的迷信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直击中华文明心脏的宗教攻势，使“迷信”一词成了一些华人的口头禅、万金油。“有着贬义和负面价值评判的‘迷信’，几乎在整个二十世纪成为本土民众信仰的代名词。”（岳永逸：“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

    比如：A、“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B、鲁迅于1927年到中山大学，旋即举荐江绍原到该校任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同年，江绍原为哲学系和英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开了一门新课程——《迷信研究》。C、“[鬼]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迷信]①信仰神仙鬼怪等不存在的事物。②泛指盲目的信仰崇拜。[偶像]用木头、泥土等雕塑的供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比喻盲目崇拜的对象。[神道设教]利用鬼神迷信，愚弄人民。[缘分]迷信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由命中注定的遇合的机会；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灶神]迷信的人在锅灶附近供的神，认为他掌管一家的福祸财气。”[14]

    “国外的知识分子，一说西方传统，首先要溯源到基督教和希腊。我们一说把主流文化说成是教，从心里头有一种，仿佛把我们的文化说低了，我们的文化视‘教’的东西比较低，在这个文化阶梯上属于低级阶段，属于原始的、落后的东西。在我们讨论文化遗产的时候，刻意回避宗教信仰这一块，深怕把文化遗产‘污化’，好像我们的文化遗产沾着宗教也‘低’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很‘高’的东西。如果要沾上宗教俩字，就像把儒学变成教一样，俗了，低了。其实，要是文化遗产没了它背后的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那个东西怎么产生的、怎么维护的、怎么传承的，本身都成了问题。”（金泽：“把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连在一起”）

    冯天瑜《“封建”考论》讲：人们惯用的“封建（社会、制度、阶级等等）”，其实“名实错置，形义脱节”。既与古汉语中的“封（土）建（国）”不合，也与西欧的Feudalism之义相悖；既与秦汉之后“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实态颇有出入，也与“五种社会形态”中的经典表述未尽相同。

    “高巍：我认为应恢复中元节，因为它积极的内容远多于消极，感恩、孝亲、敬祖等。过去说它‘封建迷信’，我不太同意，什么叫封建？封建指‘封土建诸侯’，是政治词汇，与文化关系不大；而‘迷信’是指盲目地相信，中元节强调感恩，这怎么能说是盲目呢？”（陈辉：“中元节，被遗忘的传统”）

    “‘封建迷信’这个词组的长期流传，是导致人们思想混乱的原因之一。‘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迷信’是一种认知方式，风马牛不相及，却被捆绑在一起，成为贬斥民间信仰的尚方宝剑。所以，我主张废除‘封建迷信’这个概念，给民间信仰确定一个统一的、公认的、高度概括的学术概念。”（柯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三个难点及对策”）

    “‘封建迷信’这个词，‘五四’以来开始有了，到‘文革’达到高潮。它就象一个莽夫挥着一根狼牙棒，在中华文化的原野里撒野。这个词，就是一个射向中国文化心脏的子弹，成为中国人失去文化自信心的因素之一。什么是封建？这是一个糊涂的概念，与传统的‘封建’没有关系。外来有没有解释？外来当然没有这个词，纯粹是杜撰！迷信就更加可笑。把一种执著、一种信仰斥为‘迷信’；所以，我们可以办事不认真，我们可以没有信仰，也就可以没有文化了。这两个词并起来，在20世纪后期成为口头禅，在新世纪还是遗毒未完。未知的世界那没多，怎么能一下子判别是非？‘封建社会’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加，其实，他的遗产丰富，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很难望其项背，暂时还没有批判的资格。停止‘封建迷信’的使用，是为了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制止无知行为和无知意识的泛滥。文化是薪火相传的，截断了火种和资源，文化的火焰是燃烧不起来的。我们的典籍文化的延续细若游丝，物质文化在‘文革’、在城乡改造中丧失殆尽，民俗传统在回忆中渐渐恢复；但是，‘封建迷信’四个字依然如悬在头上的剑，威逼着人们。20世纪是可怕的世纪，可怕在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把那些辱骂、肆意歪曲中国文化的人当作了民族的脊梁，一个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的人，一个把我们几千年的生活都骂为奴隶的人，我们竟然奉为旗手，我们的判断力出了问题。20世纪的东西，要让青年人少读。我们不要再说什么‘封建迷信’，让这个词从此作古，也让我们从疯癫状态中醒过来。”（田兆元：“让‘封建迷信’一词作古”）

    “鲁迅是否定礼教的代表。他说中国是一部大书，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五千年华夏文明，生生不息，血脉旺盛；如果是仅仅因为‘吃人’而成就，那也太匪夷所思了。鲁迅其实没有看清，笼统的传统文化之中，‘王霸杂之’的皇权统治文化与士子村夫坚守的民间仁德文化是对立的。要分开批判。其实鲁迅写的《社戏》、《闰土》，就是对传统中国的极佳描画。”（刘功虎：“张石山：礼俗在乡野‘存而不灭’”）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母亲说，这是老嘎嘎。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是如何成神的，没法说清楚。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它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摩罗：“母亲的神灵”。发祖，始祖。）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叶，基督教伴随着洋枪、洋炮和鸦片大举传入中国，曾经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本土宗教形态有限的抵抗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一般都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遗憾的是却‘反客为主’地接受了西方的宗教观和宗教定义，结果是把人家的宗教当作宗教。”（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中国现行宗教政策的最大悖论，就是把别人‘教’给我们的宗教视为‘宗教’，而将我们本土草根的宗教视为不入流的‘民间信仰’甚或‘迷信’。”（周星：“祖先崇拜与民俗宗教”）“美国学者理查德·麦迪逊指出：从欧洲现代化与世俗化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宗教研究与中国现实之间缺乏一种适当性；自从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被欧洲模式所主宰，也就很难得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准确理解；由于中国知识界和政府已经接受宗教研究的西方模式，他们也就难以了解自身的社会，有时甚至会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后期，宗教政策偏离传统的‘神道设教’和‘多教并奖’的主轨道，使得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紧张起来。统治者加给民间宗教的罪名是‘异端邪教’。民国以来，这顶帽子没有了，民间宗教一度活跃起来，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也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许多组织化民间宗教成员混杂，有反共倾向，政府便以‘反动会道门’的定性全部予以取缔。从今天看，这一做法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于民族性、民俗性的民间宗教开始尚能容忍，不久便定性为‘封建迷信’予以破除，把它们和主流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严格区别，前者被禁止，后者则是合法宗教。这种理念和政策，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困惑，给我们的事业造成许多损失。例如：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只限于五大宗教而不包括爱国守法的民间宗教？‘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根源有四：其一，来源于历史上主流社会对民间宗教的歧视。其二，来源于西方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的传统。西方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在单线进化论影响下，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模式观察世界宗教，视基督教为制度化程度最髙因而也是发展最成熟的宗教，认为基督教应当传到全世界，取代所有其它宗教。因此，非但各种民间宗教是低俗的迷信，应予淘汰的，就是佛教和道教也只是非典型性宗教，比基督教低一等级。其三，来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用科学与否去看待民间文化，视一切鬼神之道为‘迷信’、为愚昧，妨碍科学的普及。其四，来源于过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依据民间宗教一时的政治表现和成员的混杂，就把本属于社会团体和文化系统的组织化的民间宗教，一律视为反动政治组织，以‘反动会道门’的罪名一网打尽。”（牟钟鉴：“对中国民间宗教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既不愿意做西方的原料供应地，也不愿意做他们的产品倾销地，而是大刀阔斧地建设着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西方殖民世界五百年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它从根子上打破了西方殖民掠夺的模式，更是捅穿了以市场经济名义出现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惜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谫陋之士，没有这种国家立场，也没有这种识见和慧眼，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强权的洗脑，错误地将那些为国际强权服务的概念奉为金科玉律。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其它人文社科领域，都出现了跟着洋人起哄的混乱局面。”（摩罗：“知识造就思想”）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意识到，中国宗教研究长期受西方宗教概念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简单地套用西方宗教概念，从形态上甚至价值上作出诸多判断。在此类判断中，最受贬低、最受排斥的显然就是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那么，这些具有误导性的观念、特别是对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错误看法从何而来呢？追究起来，来华传教士恐怕是其始作俑者。重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和《天主实义》，我们不仅可以查到这些错误观念的源头，而且可以察觉到他在描述中国宗教时，竟然认为民间信仰根本就不值一提。”（张志刚：“民间信仰：最真实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

    2014年，习近平在法国巴黎演讲论述佛教，开中国领导人之先河：“近代以来，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今天，儒家文化的制度性传承仍然没有建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现状与人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差距。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载体。”（凤凰佛教http://fo.ifeng.com/special/hai9/yaowen/detail_2014_03/28/35252689_0.shtml）

    其实，流传了千万年的中华祭礼，寄托着老百姓的善愿，而它们多半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起码操守。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仅有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是不够的；如何根除殖民化的余毒，从而实现彻底、全面、真正的文化独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至关重要。

   二、宗教战争

    宗教，是文化战争的一个制高点。宗教之战，即信仰之战，是文化战争之魂。比起武力战争，文化战争往往是温情脉脉而富有耐心的，而宗教战争最可怕，它是人心之战、灵魂之战、歼灭战、洗脑战。

    始于16世纪的殖民主义[15]，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全球化浪潮，其主导力量是基督教的传播。[16]明末清初，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散布的迷信论，激起了中华本土宗教（包括中华民族宗教、苯教、萨满教、东巴教、儒教、道教等固有宗教，以及华化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顽强抵制[17]，揭开了中西宗教之战（中华本土宗教与基督教的持久战）的序幕。500年来，中西信仰冲突一直是中国的最大隐患。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义和团运动（1900），是一反一正的两场宗教战争。清朝花了200年才建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8]，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内乱，摇摇欲坠。30年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9]是什么挑起了华人的窝里斗，并引发惨烈的连锁反应，让近现代的中国逐渐陷入“印第安困境”？

    满族古话：“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苗族箴言：“前人不摆古，后人忘了谱。”湖南省城步县的《苗款》云：“四岁要记爷言语，三岁要记奶文章。不要七个不知，八个不晓，没有前人开路，哪有今天管现行，人要学古，才能有今。”讲古、摆古，都是为了明白自己是谁，以便看清未来的路。先哲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分不清好歹，丧失天良：先是自贱，忘记自己姓什么，认贼作父，瓦解自己的文化；进而自乱，忘记本是同根生，自相残杀，瓦解自己的民族。

    时贤说：“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想要废除宗教，即使是人文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些人一直企图挽救宗教的‘精髓’，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并把它说成全人类的共同精神。他们把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异教地区视为‘化外之邦’，所以当他们获得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赋予的巨大力量，可以向海外扩张时，他们使用的武器，并不仅仅是大炮，也有《圣经》，不仅有炮舰，也有传教士。”[20]

    “政治不是教科书上的概念和教条，历史是最好的政治；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年表、大事记，而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刘仰：“经济就是政治”）“本人注：俄罗斯的主流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文化战争的威力，但很多中国人不光没有意识到，还有意无意地成为文化战争的帮凶。”（刘仰：“转帖：俄罗斯历史为何被篡改”，凤凰网博客2011-4-14）“膜拜西方，永远跪着仰望西方，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精神污染。”（刘仰：“我们时代的精神污染”）

    “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追求‘美国式’的，从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美国的、西方的那种标准，在这种大背景下，反思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就很有意义了。其实，中西文化冲突基本没有解决，我们该有怎样的文化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清晰了。”（刘魁立：“守望我们的乡土”）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冷战，主要就是通过以下九种招数向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动进攻的。文化冷战第二招：毁信仰。针对中华文明世庶信仰下手，毁灭祖先崇拜，改造为洋人崇拜、基督崇拜。中华民族是一个世庶文明的国家，推行的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让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早摆脱了神权社会的控制，也从来没有堕入过政教合一的深渊。我们中国人崇拜的不是西方那套圣子、圣父、圣灵，而是崇拜自己的先贤、先烈、先祖。当我们在学习先人们的教导、教诲的时候，会自然对他们充满崇拜，世庶文明的根基由此奠定。先贤、先烈、先祖，就是向我们传达的很多中国的普世价值观的榜样们。”（周小平：“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

    “为了和平发展，咱不惹事不找茬儿，处处低调，可以理解，但必须有底线。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人民的情感，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最大公约数，是唯一凝聚海内外华人的根由。中国目前仍面临严峻的统一问题，统一问题的根本是文化认同，这是中华民族的无形资产，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底线不能破，破了就一盘散沙。”（陈九：“海外华人不同意‘祖籍国’的提法”）

    从明清至今，有识之士对民族宗教的捍卫，抢救了中华文脉，呵护了民族意识，促进了民族觉醒。清朝的《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清嘉录》（顾禄）、《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等书，为我们追忆春节盛况留下了珍贵资料。彪炳史册的“康乾盛世”，并不是靠“大汉族主义”或“宫斗戏”折腾出来的。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散布的迷信论，遭到清朝康熙皇帝的严正抵制，只可惜这样的政治家太少了，而来华的传教士却一浪高过一浪。近现代，中华民族宗教的衰落导致了中华传统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衰落，主因是：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散布迷信论，不少中国人跟着起哄，而中国官方在多数时候对此给予了认可和强化。

    “当我们探讨了近现代以来传统节日式微的诸多原因后，发现，原来盛行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传统节日在短短百年时间里迅速衰微，并非民间自然选择的结果，很大程度是官方权力强行介入所造成。因为无论是变更历法还是改变节假日体系，还是颠覆传统节日的价值和合法性，无一不是官方的行为；就是西方节日的入侵也不能说与官方无关。因为正是官方对传统文化一场又一场的自我戕害，不仅戕害了传统文化本身，还戕害了我们对于民族传统的集体记忆，戕害了我们内心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当西方节日迎面扑来时，我们多的是‘崇洋’的心理，少的是‘隆己’的意识。解铃还需系铃人。”（张勃：“干预：当下语境中国家对传统节日的应有态度”）

    “近代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领土有足够的重视，却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心态善待自己的节假日体系。今天，中国人民和政府正在为中华民族的存在争取一个更加合理的时空框架，其中，在生存空间上要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在生存的时间框架上要解决节假日体系严重扭曲的问题。当我们在现代极力用西历完全取代夏历的时候，只看到了历法是计算时间的工具；当我们多次要消灭传统节日习俗的时候，没有认识以传统节日为代表的时间框架对于我们的共同体的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大陆和港澳台在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文化上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但是两岸四地的民众在传统节日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把自己定位于现代的代表、未来的代表，甚至为此不惜与传统决裂。我们当前面临的首要的紧迫问题是国家的统一，其次是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政府通过承认传统节日在制度内的地位，而让自己获得代表一个原来被忽视的部分的合法性。曾经，主张代表传统的是守旧派，主张反对传统的具有正当性；今天，已经是今非昔比，当政之道是善待传统，尤其是民间传承。”（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

    “对民间信仰进行强烈行政干涉的时间往往在王朝始建时期，很明显就是为了贯彻统治者所倡导的精神信仰。民间信仰在传统社会也是受到抑制的，只是其程度还是有限。真正的厄运是在近代以后，人们以‘科学’与‘标准宗教’两方面围剿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成为封建迷信，人们必欲扫除而后快。‘文革’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打击尤为剧烈。人们唯物了，不信任何神灵了，人们无所畏惧，也就无所禁忌，结果是胡作非为，造成精神道德极大的倒退。如果普通中国人的信仰空间不由中华传统信仰来填充，就意味着给外来的宗教与文化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任其发展，中国人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品格，即使我们在经济上再强大、军事上再有力量，那都不过是没有精神的庞然大物，沦为对世界文化毫无贡献的西方文化附庸而已，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但在未来却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实，值得警醒！”（萧放：“当民间信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傈僳族是个跨境民族，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入云南境内傈僳族地区以来，对傈僳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口头传统出现了文化再造与传统失落的双重现象，并深刻改变、重组着傈僳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傈僳语多声部赞美诗演唱更多吸取了傈僳民歌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基督教进入傈僳族地区时，把禁止傈僳族原来的传统宗教信仰作为主要诫律，严厉禁止演唱原来的民歌，压制传统民俗。在傈僳族地区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基督教盛行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逐渐式微，基本上被基督教传统所取代，而在基督教文化渗透较少的地区，传统文化仍得以传承沿袭。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文化鸿沟，基督教对傈僳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族群文化的撕裂，在基督教统摄的地区，原来的传统文化成为负面因素而受到广泛压制、批判，由此导致口头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急剧萎缩。跨境傈僳族的基督教信仰认同逐渐取代民族认同与地域认同，甚至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由于傈僳族、怒族是跨境民族，上世纪基督教在其地的传播就有明显的西方殖民主义背景，其后的恢复、发展时期也不可避免地与国外、尤其是与邻国缅甸的基督教组织或教徒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果这种宗教认同超越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趋势继续加强，就有可能发展到宗教认同超越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高志英：“基督教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杨杰宏：“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口头传统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危机，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片肥沃的传播福音的土壤。就在口喊理想的官员疯狂贪腐之时，就在道士忙着养生敛财之时，就在国学孔学与政治联姻之时，并不受官方待见的基督教在我国城乡的影响却日渐深远。这一切都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将一切宗教、信仰、迷信、四旧，扫荡得干干净净，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样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上帝的无形之手，给中国人铺就了一条通往天国的路。中国基督徒的队伍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基督信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信仰绝不是以枪炮为后盾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而是润物细无声，那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传道人正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在奔走中国大地，撒播着福音的种子。这样的大使命，中国本土的理想、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什么没有做到？后者，都有强大的政权力量或有上千年扎根中国本土的历史。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都曾有过迫害或排挤基督教的历史，韩国和日本比素有包容之心的中华民族在排挤外教方面做得更为偏激和彻底，而当时也正是日本和韩国社会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经济落后的黑暗时期，今天这两个国家从社会制度到科技，和西方己经没什么差别，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两国并没有因此丧失民族性，在许多方面其实比中国民族性保存得更为纯粹。基督信仰在未来能不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其实比基督徒人数的多少更值得中国人关注和思考。”（蔡慎坤：“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信仰？”）

    “就中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而论，‘西方宗教都保持一枝独秀的格局；佛、道信仰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北方地区尤其如此。基督教给农村家庭带来紧张和冲突、造成村庄社会分裂、重写中国近代历史、削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介入村庄社会与政治事务。因此，政府必须转变对传统信仰形式的意识形态偏见，大力扶持民间宗教；宗教政策必须加大对西方宗教的监控力度。（董磊明等：《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快速传播及其对宗教管理的重大挑战》）‘现实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在同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往往很难做到跟政治没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在很多方面是在选择政治，问题是你要选择怎么样的政治。尤其是西方的教会，还在选择政治，而这种选择往往不是中国理想的政治，而是往往站在西方社会跟中国抗衡和对立的立场上，这样中国社会就会对基督教有所失望。’（卓新平、梁燕城：《从超越境界到欣赏包容》）另外，一种非本土的、排他性的强势声音也不容忽视，即中国虔诚的基督徒继续以‘破迷’（破除迷信）的高姿态，一方面对外强烈表达被‘政治压制’或‘宗教迫害’的委屈；另一方面对内积极迎合官方习惯用语来高调地批判民间信仰或民间教派的护教立场，或者将基督教信仰同民主、自由、人权画上等号，以自我满足一种强势文化或普世信仰的优越感。围绕着如何处理基督宗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相遇’问题，我们更应该强调一种立足于‘和而不同’的本土思维模式，即所谓‘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既要庙会，亦要教会；既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亦当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坚持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仍然是‘保族’、‘保种’的问题，仍然是‘文化中国’走向世界的保证，仍然是确保文化多样性，反对强势文化专制的根基。陈进国《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认为：‘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宗教托拉斯’的扩张，本身就是对中国固有的宗教文化多样性和本土宗教文化之天然生存权利的蚕食。”（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 ”）

    “上世纪80年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为什么？她说，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可以输出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人心皈依的地方。说到信仰，必须是‘彼岸’的事情，与现实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有区别，信仰有更深的精神深度。我们现在不仅有‘信仰危机’、‘信念危机’，连信任都产生危机，社会普遍无诚信。所以，要重建我们的信仰，重建人的价值观，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构文化。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摆脱‘姓资姓社’的思辨方式，还不能生成与‘大国’相匹配的宽广胸怀。你必须具备有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置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你的文化产品才能‘硬’得起来。”（张贤亮：“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

    “在与全球化、国际化接轨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在制度上、法律上捍卫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情结，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更在直接考验着该国政府的执政智慧。”（《法制日报》评论员阮占江，2007-6-20）

   第三节 社皇教，华人的民族宗教

    一、女娲，社皇教的主神

    社皇教，又叫中华教，泛指以女娲或女娲式的神祇为主神的宗教。它是华人的民族宗教，即中华民族宗教、中国民族宗教、中华传统宗教、中国传统宗教、中华传统信仰、中国传统信仰。所谓“女娲式的神祇”，与女娲是同源异流的，比如：维吾尔族《女天神创世》里的女神、蒙古族《麦德尔娘娘开天辟地》里的麦德尔娘娘、侗族神话里的萨玛、萨满教里的乌麦、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里的迦萨甘，甚至盘古、玉帝，等等。所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不仅体现在起源上的同源共祖，还体现在宗教上的同源异流。

    （1）体系

    “19世纪末期，汉学家德格如特在中国东南沿海作田野调查时，指出民间的信仰与仪式是一个系统化的宗教，并出版了《中国宗教体系》。1974年，英国弗里德曼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强调：‘中国人的宗教观点和实践不是一些偶然因素的巧合。在表面的多样性背后，中国宗教有其秩序。在观念的层面，中国人的信仰、表象、分类原则等等表现一定的系统化特征；在实践和组织的层面，他们的仪式、聚会、等级等等也具有系统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中国宗教体系存在。’”（范正义：“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周密而庞大的神鬼体系，几乎可以说无处不有神鬼，无物不有神鬼。”[21]“我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有一种被国家奉为神圣的、以敬天拜祖为中心的宗教，并为历代正统儒家所信仰和支持，它与道教一起构成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宗教。”[22]“石奕龙主张把中国民间宗教命名为‘神仙教’。余欣提出了‘民生宗教’的名目。陈进国提出应该叫‘中华教’。刘道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宜称‘社祖教’。”（黄景春：“有人要给民间信仰取‘大名’”，中国民俗学网博客2011-3-28）

    “不仅在学术实践中，而且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人最经常面临的困扰之一就是当‘宗教’和‘民间信仰’被并列对举时，‘民间信仰’总有挥之不去的‘劣等感’。假如不能够把我们本土草根的‘民间信仰’也升格为‘民俗宗教’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在西方‘宗教’话语的文脉里自我贬损，甚至连同我们的宇宙观、生命观、死亡观等等在内，都会失却基本的尊严。具体而言，可以考虑把包括祖先祭祀、表现为各种庙会形态的民间杂神崇拜、各种形态的民间道教、民间佛教以及基于泛灵论的自然精灵崇拜和鬼魂崇拜等在内的民间信仰，概括地定义为‘民俗宗教’。”（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

    “从九个问题看信仰：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去？中华民族从哪儿来？中华民族是谁？中华民族到哪儿去？人类从哪儿来？人类是什么？人类到哪儿去？有谁能系统地回答上述九个问题吗？我关注的不是解答的是非对错，而是解答本身，有没有解答。一般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特定的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回答有很大差异。”（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殊不知，女娲神话，完全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华人是有宗教信仰的。

    “中国在逐步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急需在国民心中建立羞耻感和敬畏心，要让所有人认识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识到即便能够逃脱凡世的惩罚，死后也难逃永远的折磨。宗教可以协助完成这一任务。”（黄佶：“中国需要一个新宗教——重建十五亿人的精神家园”）

    （2）命名

    古老的宗教，大多采用“主神”命名法。社皇教，主神是社皇（女娲），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标志；基督教，主神是基督（耶稣），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标志。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天问》）虽然不知女娲是谁造的，但这并不影响华人的造神热情。按照神话思维，许多问题缺乏必要的中介环节和现实依据，也能推演。限于条件，初民只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取已知之象，究未知之谜，用象征符号来隐喻宇宙万象，用象征语言来解释终极问题。世间的一切，都缘生于从自然母体分离的巨变。与关于起源的探索最接近，初民最熟知、最易产生联想的，是能生养的母体；因此，母体的生育力成了推论天地万物起源的依据。于是，象征符号“女娲”，成了初民解释起源问题的类化意象；有了它，其它的类比推演便水到渠成。有了“女娲”这个故事核，故事流便滚滚而来，统称女娲故事。它“胜利”地解答了宇宙起源、万物起源、文化起源等问题，代表着华人对它们的早期探索。其它如“浑沌说”、“鸡子说”、“元气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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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牌会：祭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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