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郑振铎 编:《十竹斋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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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郑振铎二度联手 创作《北平笺谱》姊妹篇

薛林荣

中国经济网  2009年04月17日 10:30   来源:人民政协报   

  

  鲁迅与郑振铎联手打造的《北平笺谱》出版后,京沪一时纸贵,这为他们在木刻领域再度合作开了路。《十竹斋笺谱》正是鲁迅与郑振铎二度联手翻刻的水印木刻笺纸集,可视作《北平笺谱》的姊妹篇。

  1933年,郑振铎设法借得通县王孝慈所藏《十竹斋笺谱》,在上海请鲁迅欣赏并提议翻刻,鲁迅力促其成。1934年1月11日,鲁迅致郑振铎信,建议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甚至影印明版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使它能够久传,“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至2月9日,鲁迅在看到《十竹斋笺谱》的翻本后,认为“颇有趣”,分月付款,经济上亦可承受,他对郑氏说:“如先生觉其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从此,郑振铎和鲁迅开始着手翻印《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是明末胡正言(字曰从)所编木版彩色水印诗笺图谱,共四卷,收图280余幅,明崇祯十七年(1644)印行,堪称明代木刻版画中成就最高的集大成者。《十竹斋笺谱》刻成时,方值李自成攻陷北京,由于明朝覆灭与清兵入关等诸多战争原因,该书原版印数极少,上世纪初国内已难得一见。为了翻刻《十竹斋笺谱》,郑振铎曾向日本文求堂书店的店主田中庆太郎借过母本,但文求堂说已经售出。至《十竹斋笺谱》翻刻时,内山书店的店员从东京来,称看到过《十竹斋笺谱》,鲁迅由此分析是文求堂发觉《十竹斋笺谱》奇货可居,故囤而不卖、待价而沽了。

  鲁迅与郑振铎翻刻的《十竹斋笺谱》母本是从通县王孝慈鸣晦庐借得的。王氏“家藏版画最多,精品尤夥。年来颇有散失,然精品尚多存者。他爱之如性命;其好之之专,嗜之之笃,我辈实所不及”(郑振铎语)。《十竹斋笺谱》四册计283幅,但王孝慈藏本仅261幅,缺22幅。刻此书,难度极高,费工费时,工程浩大。特别是“北平雕工、印工现剩下三、四人,大部陷入可怜的境遇中,该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鲁迅1934年3月致田增涉信)。

  郑振铎建议以翻印《十竹斋笺谱》为契机,介绍宋、元、明以来中国彩色和单色版画,最终成就一部《版画丛刊》。鲁迅对郑氏的这个提议极感兴趣,他在1934年2月9日的信中说:“至于渐成《图版丛刊》(即《版画丛刊》——笔者注),尤为佳事,但若极细之古刻,北平现在之刻工能否胜任,却还是一个问题,到这时候,似不妨杂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罗版也。”鲁迅还特意建议收入明杜堇作《水浒图赞》,此书“今似惟日本尚存翻刻本,时被引用,且加赞叹,而觅购不能得,不知先生有此本否?亦一丛刊中之材料也”。鲁迅还有一种更具文化理想意味的设想:“此后如图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别制一种廉价本,前者以榨取有钱或藏书者之钱,后者则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几近之。”可见鲁迅印书,并不为赚钱,也不是为了玩物,而是附有其深刻的文化理想。

  1934年2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谈及刻书之事:“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前在沪闻其口谈,则似意在多印图而少立说。明版插画,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尤绍介,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可知对于选印图谱,郑氏偏向于多印图而少立说,鲁迅则偏向于选优绍介。但这仅仅是编书技术方面的分野,两人的艺术主张,则不存在明显分歧,这是他们能顺利合作的美学基础。

  按鲁迅和郑振铎的计划,《十竹斋笺谱》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付之荣宝斋每月陆续进行翻印。鲁迅将其编印《北平笺谱》所得51.7元作为助印《十竹斋笺谱》的首批费用,并表态愿意承担此后的费用:“每月刊刻《十竹斋笺谱》费用,则只要先生将数目通知,仍当案目另寄。”后来又重申:“刻工的工钱,是否以前已由先生付出?便中希见告:何月起,每月每人约若干。以便补寄及续寄。”

  在翻刻《十竹斋笺谱》的过程中,鲁迅的指导作用显而易见,此期他和郑振铎书信往返甚密,或探讨印色:“《十竹斋笺谱》山水,复刻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颜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或商量版本,念念不忘制作普及版:“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或商讨纸张:“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此后数月反复选择、比较纸张,分别考虑了“罗甸纸”(与连史纸相类)、毛太纸、日本纸、黄色罗纹纸、染色罗纹纸、毛边纸等,后来敲定用《北平笺谱》那样的真宣。

  但翻刻《十竹斋笺谱》的进度比较缓慢,为此鲁迅极不满意:“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

  1934年6月,鲁迅看了荣宝斋试刻的样品后认为复刻极佳:“《笺谱》刻的很好,大张的山水及近于写意的花卉,尤佳。”于是对出版时间提出了建议:“此书最好是赶年内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罗版印者一种。我想,购买者的经济力,也应顾及,如每月出一种,六种在明年六月以内出全,则大多数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两月出一种,使爱好者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将翻刻《十竹斋笺谱》的重任正式托付给荣宝斋。

  《十竹斋笺谱》的刻印,由荣宝斋的强手王宗光等人雕版,徐庆儒印制。鲁迅继续对刻印的技术性细节如开本、定价、版权、发行等考虑非常周到,谋划有加。如关于定价:“《十竹斋笺谱》我想预约只能定为八元,非预约则十二元,盖一者中国人之购买力,恐不大;二者孤本为世所重,新翻则为人所轻,定价太贵,深恐购者裹足不至。其实豫约本即最初印,价值原可增大,但中国读者恐未必想到这一著也。”关于印法:“单面印,毛装,算是第一期。后半本为后期,那时再来一次预约。”关于处理版权页:“我想这回不如另出新鲜,于书之最前面加一页,大写书名,再用小字写明借书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谓‘牌子’之状,亦殊别致也。”关于发行:“全部出版以后,可以在英文报上登一广告,收集西洋人的钱,因为《北平笺谱》,别发书店也到内山这里来贩去了两部。”关于开本:“印《笺谱》纸,八开虽较省,而看起来颇逼仄,究竟觉得寒蠢,所以我以为不如用六开之大方,刻、印等等,所费已多,最后之纸张费,省俭不得也。或者初版售罄,或全书印成,续行再版时,再用八开,以示区别,亦可。”

  《十竹斋笺谱》第一卷翻刻耗时整一年,于1934年12月正式出版。第一卷扉页后附有翻印说明(原无标题、标点):“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1935年4月,鲁迅致郑振铎评价《十竹斋笺谱》:“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鲁迅此后多次嘱咐郑振铎让荣宝斋加快翻刻,1936年9月,在给郑振铎的信中特别关切地提到:“《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郑振铎说:“刻至第二卷,孝慈卒;复与其嗣君达文、达武商,欲继续刊刻。惟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之北平图书馆。”但由于日本进逼华北,局势动荡,再加之资金发生困难,以至翻刻中辍。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郑振铎处境亦颇凄凉,但他坚持继续未竟之业。由于王孝慈《十竹斋笺谱》藏本所缺22幅画无法弥补,郑氏本想就此了结,岂料天助人意,1940年冬,郑氏友人徐绍樵意外地在江苏淮城为他寻到另外一部明版《十竹斋笺谱》藏本,补齐了所缺22幅画中的21幅,全书四册翻刻工作终于1941年6月功成,前后长达七年之久。

  《十竹斋笺谱》被鲁迅誉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鲁迅与郑振铎二度联手翻刻此书,不仅传为文坛佳话,亦为现代版画培植了肥沃的资肥,其功永载现代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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