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福乐智慧》学”的维也纳抄本

引发“《福乐智慧》学”的维也纳抄本

热依汗·卡德尔

　　内容提要：自1825年法国著名的法兰西学院近东语言学家卓别尔·阿麦德(Jaubert·A,1779～1847)在《亚洲杂志》上首次发表《福乐智慧》长诗的回鹘文片段之后，在世界东方学界引起了对《福乐智慧》的研究热潮。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学者从《福乐智慧》的版本研究到进一步对作品具体内容的分析，及对语言特点、语音结构、长诗的韵律及表现手法、文学传统、突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等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内容为笔者在奥地利留学期间的研修课题，着重介绍流失在维也纳的维吾尔古典长诗《福乐智慧》抄本及其研究状况。

　　主题词：《福乐智慧》 维也纳抄本 研究现状

 

　　发现《福乐智慧》

　　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Joseph von Hammer Purgstall,1774～1856)在担任奥地利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期间(1798～1807)的某一天，来到一家经营古旧图书的书店，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手抄本长诗，他大喜过望。他意识到这部长诗将有不同凡响的学术价值，便慷慨解囊将它从书商那里买了下来带回奥地利，交给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收藏。

　　或许不懂回鹘文，普尔戈什塔里把它转交给一位法国突厥学家。1823年法兰西学院东方学系的东方学专家卓别尔·阿麦德(Jaubert·Amedee 1779～1847)间接地获得了那部手抄本，1825年在《亚洲杂志》第6期上首次发布了有关这部长诗的报告。这就是11世纪的维吾尔哲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用回鹘文手抄而成，以后被称为维也纳本。从此，《福乐智慧》从沉睡中被唤醒，它抖去了身上的经年尘埃，使世界得以窥见维吾尔人古代文化焕发的迷人风采。

　　卓别尔的报告引起了东方学界的极大震动，因为在此之前，有关完成于维吾尔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文化中心喀什噶尔的这部长诗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很快，便有匈牙利的突厥学家万别里(Hermann·Vambery，1831～1913)和俄国的突厥学家B·B·拉德洛夫(B·B·Radloff，1837～1918)等，加入到研究这部著作的行列中。他们的介入使《福乐智慧》名声大振，也使喀什噶尔从此不再寂寞。

　　喀什噶尔被西方人知晓，虽不是因为《福乐智慧》，但却因《福乐智慧》而改变了它在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形象。

　　喀什噶尔在今天叫喀什，东边横亘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沙漠曾以商队进去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名扬天下。在喀什噶尔北边、西边和南边，依次耸立着天山、帕米尔和喀喇昆仑三条巨大的山脉。多少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探险旅行者葬身于冰雪覆盖着的山隘，或是将白骨留在热浪灼人的沙海之中。这座处于险恶环境中的城市，曾是世界上最封闭、孤独的地方，也是最不容易进入的地方之一。但是，在1000年前，它也曾是喀喇汗王朝，乃至中亚最负盛名的文化中心。

　　自从19世纪初英国使印度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以后，喀什噶尔的战略地位又受到了沙俄和英国的高度重视。它们都想染指这块大清帝国的西部边陲，同时将这里作为刺探对方情报和相互抗衡的前沿阵地。而一些传教士也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希望用天主的天威，驱散笼罩在喀什噶尔上空真主的光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西方传递着关于喀什噶尔谜一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鼓动起一批探险家的热情，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蜂拥而至，使宁静的喀什噶尔充满了嘈杂。

　　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欧洲掀起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热潮，为了保存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资料，纷纷修建博物馆。当时“博物馆的修建在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中占有重要的一页。许多西方国家当时意识到了古物研究机构象征着该国对世界的认知程度，于是纷纷修建起像史密斯桑尼亚和大英博物馆一样的馆所。与此同时不遗余力地到世界各地搜集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然后摆在玻璃箱或玻璃长廊里供科学家进行研究，或供市民在闲暇时观赏。”[1] 也许是巧合，《福乐智慧》适时的刊布，使它的诞生地喀什噶尔及周边地区生出别样风采。那些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的探险考古学家，急切地想填补他们精心营造的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中关于突厥民族文化的空白，而《福乐智慧》无疑成了突厥人文化宝藏的指南。喀什噶尔在召唤着他们。

　　新疆终于成为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聚焦点。特别是1901～1932年的30年间，来自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瑞典、芬兰和日本等国的考古探险家，对新疆进行了地毯似的文物挖掘和文献搜集活动，先后拿走了近万箱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这些文物和文献现在大都藏于这些国家的博物馆中。他们的挖掘使维吾尔人丧失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使得今天的维吾尔人在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时一筹莫展。但西方国家的学者研究的结果，也使得维吾尔人的文化被世界所知晓。

　　遗憾的是，存于德国达勒姆国家博物馆中的许多文物和文献，在二战中不幸被毁，幸存的部分有些仍堆放在该博物馆的地下室，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默默地等待人们的发现并整理。许多文物在经历了时间和战争磨难后，已经无法修复。这些文物和文献大部分是从新疆吐鲁番、库车、和田、阿克苏和甘肃敦煌等地攫走的佛教壁画及佛教文献。在博物馆的印度展厅里，专设有一个展厅展示吐鲁番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佛教石窟壁画。展厅的布置模仿当年石窟内的原始面貌，给参观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然而，这仅仅是遗存在德国的文物中的极小部分。

　　所幸的是，《福乐智慧》因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而受到各国突厥学者的重视，而各种回鹘文文献，对于深入研究这部著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就是在不断参考挖掘整理出的回鹘文文献的基础上，不断修订《福乐智慧》的译文，使几乎失传的回鹘文得以重现昔日的风采。

　　毫无疑问，《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使西方文化人类学探险家加深了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并使对新疆维吾尔人历史与文化的考古探险活动达到高潮。在这个意义上说，《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成了维吾尔人文化得以受到世界注意的契机。

　　《福乐智慧》流传西方的路线

　　《福乐智慧》是作者给喀喇汗王朝的桃花石·布格拉可汗的晋献品。但从我们已知的关于这个可汗的零星记载里，没有发现有关这部重要著作的任何线索。在其后的维吾尔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关于这部著作的存在痕迹，更不知道这部著作是如何流失于王朝之外的。人们一直对此大惑不解。

　　《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说明这部著作没有失传，它一直受到钟爱它的人的细心保护。否则，历经近千年，虽多有遗漏，但依然清晰可辨就难以解释了。维也纳本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部作品是通过何种途径辗转到普尔戈什塔里的手里的呢?目前有几种说法。

　　1、Y·麦迈塔洪诺夫考证：1439年(回历843年)在土耳其的赫拉特(HERAT)城，一位名叫哈桑·喀拉·赛义勒·谢姆斯的人，用回鹘文抄录了这部长诗。后来，这部回鹘文抄本又辗转到了土耳其的托卡特(TOKAT)城。1474年被法纳里之子凯迪·艾里带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献给了阿布杜勒·热扎克王储。但从那以后的400年间，这部抄本又莫名其妙地杳无音信。直到19世纪20年代，被当时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东方学专家哈麦德·普尔戈什塔里重新发现。当时这部抄本在一位不知名的书商手中，普尔戈什塔里买下了它，并转交给维也纳帝国皇家宫廷图书馆。[2]

　　2、A·叶戈乌巴耶夫考证：抄写者可能叫哈桑·喀拉·赛义勒·谢姆斯，1439年6月17日抄写完成。从阿拉伯文字母的手抄本转写成回鹘文。从赫拉特城流传到托卡特城，1474年在伊斯坦布尔被发现。“回历879年，即蛇年，菲尔纳泽伊扎达·哈迪阿里为了阿布杜勒热扎克·谢伊克—扎达巫师而委托别人抄成，并从托卡特城送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后便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抄本190行第13-14叶上记载有：“我们在纳勒班从哈姆扎买下的，在哈伊热迪毛拉的寺院附近，经济人霍加·哈吉系证明人。”1796年，普尔戈什塔里从补克尼斯买下了该写本后送交给卡尔图书馆。[3]

　　3、K·凯里莫夫考证：关于这部珍贵的长诗的消息最初是在19世纪上半叶公布的。1439年(回历843年)由哈桑·喀拉·沙伊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在1474年(回历879年)被为阿布杜勒·热扎克·沙伊赫扎达说书人——法纳里·奥格里·卡迪·阿里从托卡特城带到伊斯坦布尔。其后，普尔戈什塔里在伊斯坦布尔买了下来，并送到维也纳国立图书馆。[4]

　　4、R·R·阿拉特考证：《福乐智慧》“先是传至托卡特城，后来又于879年(公元1474年)传至伊斯坦布尔，在附加的诗行中有如下记载：(第189页15-18行)‘879年即蛇年，此《福乐智慧》一书(至此的字句是写在诗行上部的)是为了阿布杜勒·热扎克·谢伊赫之子·巴赫希，由费纳里之子·卡迪·阿里从伊斯坦布尔致函，得自于托卡特。祈祝万福，苦尽甜来!’”[5]

　　5、B·B· 拉德洛夫在解读维也纳抄本时，注意到附加在诗行之外的抄写者的附言上。在第189页上有这样一个简短记载：879年(公元1474年)冬，哈孜·阿里之子法赫里在康斯坦丁堡的托卡特为诗人阿布杜勒·热扎克抄写了这本《福乐智慧》，祝他幸福快乐，万事如意。而在190页上有五个用回鹘文书写的格则勒体诗节，这是阿布杜勒·热扎克的作品。该页最后有这样的记载：“我，阿吉·德拉尔住在海尔·艾丁伊斯兰大教堂时从铁匠哈姆扎那里买下了这本书。”[6]

　　以上几种说法，在抄本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间上，看来是一致的，都认为是1474年。但对于为什么从托卡特城流转到伊斯坦布尔，却说法不一，而且受赠者的身份也大有出入。拉德洛夫证明阿布杜勒·热扎克是诗人，而且有他留在抄本第190页上的诗句为证。Y·麦迈塔洪诺夫说他是王储，R·R·阿拉特证明他是“巴赫希(书记官)”，A·叶戈乌巴耶夫似乎证明他是巫师。但不管怎么说，受赠者还是同一人，那就是阿布杜勒·热扎克。至于他的身份，目前还没有详实的资料，无法对以上的假设进行判断。总之，这个阿布杜勒·热扎克一定是精通回鹘文的，也一定对回鹘的历史与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否则，不会有人付出心血抄写《福乐智慧》，并千里迢迢地送到他那里。

　　我个人认为，R·R·阿拉特的推断和分析比较具有说服力。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中，为了保持与其他突厥领土之间的联系而设置了通讯联络处，负责处理各种特别文书并搜集各种情报。很多文书和情报都是用回鹘文起草的。在联络处任职的文书官员被称为“巴赫希”，据说他们的博学程度比那些学者还高。[7] 据R·R·阿拉特考证，受赠《福乐智慧》回鹘文手抄本的阿布杜勒·热扎克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法蒂赫苏勒坦·穆罕默德时代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书记官。阿布杜勒·热扎克所处这种位置是最有可能接受有关反映维吾尔人文化情况的资料的。特别是被认为是整个突厥民族文化成就最成熟的这部作品，对奥斯曼帝国的意义极为重要，作为书记官的阿布杜勒·热扎克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据说，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对搜集有关回鹘文文献和阿拉伯文文献的工作很重视，当时还有一批回鹘文和阿拉伯文集藏于该地的阿雅索菲亚图书馆，包括维吾尔人用回鹘文创作的另一部劝谕诗《真理的入门》。

　　不管怎么说，《福乐智慧》是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的重视而得以保存下来。从以上各家对维也纳本的发现途径上，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手抄本大概先从喀什噶尔外传，传到土耳其赫拉特城，再传到托卡特城，之后到了伊斯坦布尔，经普尔戈什塔里的发现而流转到奥地利维也纳，并从那里被欧洲人所知晓。这一路线是非常清楚的。

　　维也纳本的基本情况

　　《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现藏于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手迹文献珍藏馆(ONB—Handschriften-,Autographen-und Nachlass-Sammlung)中。该馆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约瑟夫广场(Josofsplatz)，建于18世纪中期，巴洛克式风格。中心建筑现为文化展览中心——文化博物馆。这里曾是奥地利科学文化学术中心。手迹文献馆位于该中心的西南角，《福乐智慧》的维也纳抄本就藏在这里，编号为《Kudatku Bilik》, ONB:BIBL.PAL.VIND.Lod.A.F.13。 其中A.F.13(711) 为维也纳抄本的分类书号。

　　在该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目睹了这一目前发现最早的珍藏残本。这部抄于560年前的抄本，由于是用棉花为原料造的纸，许多页面已被虫蛀，但基本保存完好。

　　从夹在抄本的备忘录(Anmerkungen der Bibliothkes Verwaltung )主要记录来此馆查阅该抄本的学者留名)中可以看到，第一位是匈牙利突厥学家万别里。1870年他在奥地利的茵斯布鲁克发表了一批用古代维吾尔文(回鹘文)写成的文献资料，书名为：《Uigurische Sprach-monumente und das Kudatku Bilik》(《维吾尔语文献与〈福乐智慧〉》)，其中《福乐智慧》是采用回鹘文与西文标音释读对照的形式，并加有德文译文刊布的。他是首次在使用回鹘文字母排印的部分中，以印刷字母排印Kudatku Bilik(福乐智慧) 为书名的学者。

　　在万别里之后来此查阅《福乐智慧》的是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他是在1884年受当时沙俄帝国圣·彼得堡(St.peksburg)科学院的派遣来到维也纳的。原因是1870年万别里刊布的《维吾尔语文献与〈福乐智慧〉》有缺陷，不全面，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由于这部著作是了解喀拉汗王朝历史、文化、语言、道德、哲学等十分重要而又是唯一可信的史料，出版这种历史文献著作，应务必做到尽可能的准确和全面。为此，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历史与文学部建议拉德洛夫根据维也纳抄本整理出一部新的版本，供其研究之用。

　　从1848—1890年间，拉德洛夫来往于俄国与奥地利，并与维也纳有关机构合作，陆续完成了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标音、转写、翻译和语言特征的注释工作，终于在1890年4月在圣·彼得堡公开发表了新版本的复印件(Facsimiel)。

　　新版本为摄影复制件，他在前言中记述：“奥地利帝国皇家宫廷图书馆的管理机构表示愿意满足科学院的需求，委托著名的安格尔(Angerer)和格什尔(Goschl)公司按照我的要求进行复制”。“复制工作是很成功的。复制本的大小与原件相等，字迹及其清晰。这项任务完成的十分圆满。除此之外，原文纸张上的墨点在复制件的照片上已完全清除，而原文本身完好无损。”[8] 拉德洛夫的工作，克服了万别里的一些不足，使《福乐智慧》维也纳抄本的解读，更加接近了原文，避免了一些误解和错误，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意义重大。

　　拉德洛夫的复制本现藏于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手迹文献珍藏馆中，编号为：ONB.F.S.P 189 Facsimiel 207 395—D, Hss,--S.F.S.S.189。

　　维也纳抄本的利用情况，在1890年之后趋于萧条。从图书馆的记录上可以看出，只有包括我本人在内3人来此查阅过：

　　1、Dozent.Dr.Semih Tezcak (来自安卡拉Ankara)。1980年8月5日。

　　2、Beatrice.F.Manz (国别不详)。1993年5月12日。

　　3、Raihan Kadir (中国北京)。1999年12月2日。

　　这一数字让人感到吃惊。也许是因为后来德文、俄文、土耳其文、英文等译本的出版，人们对维也纳本的依赖性减弱了。但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在维也纳本的收藏国奥地利，目前几乎无人研究《福乐智慧》。

　　1896年，在开罗发现了用阿拉伯字母(苏鲁斯体)抄成的《福乐智慧》，这部被称为开罗本的抄本对拉德洛夫帮助很大。他暂时中断了原翻译出版德文本的计划，请求一位阿拉伯文学家根据开罗本抄摹了一个副本寄给他。他对照开罗本，修订了维也纳本的一些错误，增加了一些维也纳本的遗漏，在1910年完成并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标音和德文译本。

　　其后，1940年在伊斯坦布尔由ALAEDDIN KLRAC BASIMEVI 出版社出版了土耳其文的维也纳抄本。1943年同一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的土耳其文译本。

　　1947年，土耳其著名的语言学专家阿拉特根据维也纳抄本出版了他整理并用土耳其语标音的土耳其文版本。他在这个版本的导言中从10个方面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情况和他对《福乐智慧》的基本看法进行了很有创见的表述。这10个方面分别是：

　　1、《福乐智慧》与突厥学 (Kutadgu bilig ve türklük bilgisi);

　　2、喀喇汗王朝与邻地的关系 (Kara-hanlilar ve komsular iel münasebetleri);

　　3、喀什噶尔统治者哈桑·宾·苏莱曼 (Kasgar hukümdari Hasan b.Süleyman)

　　4、喀喇汗王朝时代的著作 (Kara-Hanlilar devrinde yazilan eserler);

　　5、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Yusuf Has Hacib);

　　6、《福乐智慧》 (Kutadgu bilig);

　　7、《福乐智慧》的原本 (Kutadgu bilig in asil nüshalari);

　　8、《福乐智慧》的传世抄本 (Kutadgu bilig in bugünkü nüshalari);

　　9、《福乐智慧》的影印本 (Kutadgu bilig in faksimileleri);

　　10、有关出版《福乐智慧》本文的说明 (Kutadgu bilig in metinnesrineait izahlar)。

　　1959年阿拉特又出版了勘校本《福乐智慧》的索引词典。

　　除此之外，还有依据维也纳本、埃及本和费尔干纳本相互参照整理的以下几种文字的翻译本，它们是：乌兹别克文译本(塔什干，1972)，俄文译本(莫斯科，1983)，维吾尔文译本(北京，1984)，英文译本(芝加哥，1984)，中文译本(北京，1986)，哈萨克文译本(阿拉木图，1987), 吉尔吉斯文译本(比什凯克，1993)。

　　维也纳本在《福乐智慧》研究中的地位

　　古代维吾尔人文化，由于现存维吾尔人自己著述的，特别是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著述的历史资料极为匮乏，在相当一段时期，历史学家们几乎忽略了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对突厥民族，乃至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甚至怀疑古代维吾尔人曾有过独立的文化体系。人们从阿拉伯历史书籍的零星记载中，模糊地意识到喀喇汗王朝的存在，但更多的情况还是依据汉文史料的记述。但由于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关系不像在此之前和之后那样紧密，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记述既使在汉文史料中，也非常有限。这必然影响到大家对喀喇汗王朝文化情况的真实判断。

　　《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上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突厥学专家的注意力。这是人们解开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人文化之谜的钥匙。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福乐智慧》维也纳抄本所使用的回鹘文字。这种维吾尔人的古代文字已经失传，突厥学界可解读的人凤毛麟角。但是此前人们并未发现由维吾尔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著述，由此引发人们对《福乐智慧》究竟使用的是回鹘语言还是别的什么语言创作的问题的探讨。由于这个问题对理解和判断《福乐智慧》维吾尔文化特征十分重要，又是解开维吾尔人创立的喀喇汗王朝文化状况之谜的突破口，所以每个专家都十分谨慎。

　　最早刊布《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卓别尔，可能由于对回鹘语言的陌生，他只是节选了部分章节段落，而他对《福乐智慧》的某些解释又存在着许多错误。但他的工作毕竟唤起了人们对《福乐智慧》及回鹘语言文字表现力的关注。他没有对《福乐智慧》原本是否是用回鹘语言创作的问题给予说明，他大概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他的工作只是积极地把《福乐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

　　第一个较完整公布和比较全面介绍《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万别里，是一位杰出的突厥学家。他用德文对《福乐智慧》进行了注释，发表了《回鹘碑文和福乐智慧》、《转写和翻译的回鹘文书》等论著，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的语法和构词进行了分析。他还编纂了一部维德字典，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维吾尔语言文字和文化。他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抱有很大的学术兴趣，他把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解读，作为解读古代维吾尔文化的重要途径。

　　实际上，真正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进行深入思考并进行不懈研究的是拉德洛夫。他为此付出了20年的心血。自从发现《福乐智慧》维也纳本之后，拉德洛夫便投入了主要精力，对其进行注释、考证、校改、整理、标音、翻译和出版的复杂工作。他对《福乐智慧》究竟使用何种语言创作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知道，如果《福乐智慧》是采用回鹘语言创作的，那突厥学界将会获得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坚持，突厥民族只是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鲜少独立著述。

　　1890年，拉德洛夫在《维也纳帝国皇家图书馆〈福乐智慧〉回鹘文手抄本复制件的导言》中，认为维也纳本是在《福乐智慧》原本基础上抄成的，而抄写者似乎不懂回鹘文，因此出现了许多错误。这实际上说明，他认为写作者使用的是回鹘语言。1893年，他又在《论回鹘问题》中确认《福乐智慧》系用回鹘语言写成。

　　拉德洛夫的观点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接受。H·A·巴斯卡科夫认为应该在回鹘语的前面加一个时代限定词，以表明只是那个时代的回鹘语，以示与今天的维吾尔语的区别。所以他使用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语的概念来说明《福乐智慧》使用语言的归属。[9] 而A·M·谢尔巴克则认为这部长诗的语言属葛逻禄语。[10] T·φ·波拉戈娃又认为是葛逻禄——回鹘混合语。[11]

　　葛逻禄原为回鹘部的一支，后来脱离回鹘西迁。他们早于回鹘人到喀什噶尔及中亚地区。9世纪回鹘人从漠北迁到葛逻禄的驻地，重新臣服了葛逻禄，并建立了喀喇汗王朝，所以喀喇汗王朝的臣民主要是葛逻禄人。也许这一历史事实是启发以上学者寻求《福乐智慧》语言特征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承认回鹘语在《福乐智慧》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仍有一些学者对确认《福乐智慧》系用回鹘语言创作的观点提出质疑。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学者，坚持认为不能笼统地将《福乐智慧》使用的语言归为某一个民族，而是突厥语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包括俄国著名的突厥学专家W·巴托尔德(Wilhlm Barthold)也断言“喀喇汗王朝的属民不承认自己是回鹘人，优素甫·巴拉萨衮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回鹘语，对此，无庸置疑。”他认为，“在喀喇汗王朝撰写的长诗《福乐智慧》的语言与鄂尔浑碑铭文字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属于东突厥方言。”[12] 所谓东突厥方言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自然应该包括喀喇汗王朝的回鹘语和高昌汗国的回鹘语。实际上，回鹘文字首先是在高昌回鹘汗国的努力改造和积极推广下而得到完善和传播的。但巴托尔德使用东突厥方言的概念，是想强调《福乐智慧》的文化特征与生活在高昌回鹘汗国的回鹘人没有联系。而是独立于高昌回鹘人之外的喀喇汗王朝人的文化成果。这不仅对于一直紧密相连的两地维吾尔人有失公允，而且人为地将一个民族因历史、政治和宗教原因而暂时处于分治状态所产生的差别夸大了。

　　回鹘语是一个历史范畴的语言现象，回鹘语曾在西域及中亚地区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人大规模迁至这里。一部分人在高昌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一部分人在巴拉萨衮和喀什噶尔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还有一部分人在河西走廊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由于回鹘人在文化上和军事上的强大，使得这一地区发生了包括语言和文字在内的回鹘化过程。所以，回鹘语成了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统辖地的主要交际工具和官方语言。虽然由于宗教的原因，喀喇汗王朝称呼东部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汗国的同族为回鹘人，但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回鹘本源。两个汗国的王室成员都是落败漠北的回鹘汗国的回鹘人，文化是同一的，使用的文字也是同一的。后来分据两地，地域的差别虽可能造成方言上的差别，但基本语素和构词方法则是相同的。这一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造成人们怀疑《福乐智慧》是使用回鹘语言和文字创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怀疑回鹘语言文字是否达到了创作如此丰富的思想和复杂的观念的成熟程度。回鹘语言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与其他突厥语的本源是一致的。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突厥语民族在不断与其他非突厥民族的频繁交往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语言，形成了准确完美地表达自己意志的语言体系。在描述世界、表达思想和交流感情方面，突厥人的语言并不比别的民族的语言逊色。与优素甫同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所以编纂这样一部词典，就是为了使阿拉伯学术界在被突厥人，如法拉比(Abū Nasr al-Fārābī,870~950)、伊本·西那(Abū Ali al-Husay ibn Abd allah ibn sīnā,980～1037)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供认识、了解突厥语言和文化状态的工具。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引述的诗歌、谚语、格言，都是突厥民族自己的文化成果。诗歌、谚语和格言既是情感和经验的总结，也是语言的结晶。它们所表达的美好的情感，深刻的哲理、复杂抽象的概念，证明了突厥民族，包括维吾尔人语言艺术的成熟。

　　这充分说明，突厥人的语言母体，不仅可以滋养法拉比和伊本·西纳，也可以向世界展现突厥民族的文化观念。而其中的回鹘语言，由于得到喀喇汗王朝的推行，成为诸多突厥民族使用的语言，在9～15世纪，中亚地区一直通用被称为哈卡尼亚语的回鹘语。那么，使用回鹘语言创作《福乐智慧》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所以，拉德洛夫的学生C·E·马洛夫(C·E·Malov，1880～1957)最后断言：“《福乐智慧》为维吾尔文学语言遗产。”[13]

　　但在作者是采用回鹘文还是采用阿拉伯文拼写回鹘语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拉德洛夫在1911年左右发表的论著《语言学方面的吐鲁番文书》(载《俄考古学学会东方学会会刊》)中认为，作者最初是使用阿拉伯文拼写回鹘语的，回鹘文没有发挥作用。作者后来到了喀什噶尔，把写成的长诗奉献给可汗后，这位可汗为使长诗在人民中广为传播，要求作者用回鹘文转抄。

　　从历史上看，《福乐智慧》成书时的喀喇汗王朝与中亚的其他突厥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作为当时中亚文化学术中心之一的喀什噶尔与中亚各国的学术交流也是比较频繁的，许多学者被吸引到那里，他们得到了以热爱知识自我标榜的可汗的热情接待。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 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接受了阿拉伯文化的熏陶，文人以精通阿拉伯文为荣耀。优素甫本人就精通阿拉伯文。所以拉德洛夫怀疑他不是用回鹘文写作《福乐智慧》，而是用阿拉伯文写回鹘语的。但中国的学者普遍地认为他是用回鹘文而非阿拉伯文写作的。因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长诗中特别提到了他是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写作的，这表明他对民族语言的热爱和自信。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刻意张扬自己民族语言的诗人，会舍弃自己民族的文字而改用别的民族文字拼写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诗篇。我们不能排除《福乐智慧》在喀什噶尔的时候就已经被译为阿拉伯文了，这为它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提供了条件，也为向其他不使用回鹘文而使用阿拉伯文的突厥人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所以，《福乐智慧》可能是先用回鹘文写作，而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

　　虽然回鹘文字产生较晚，大约在8世纪，但在回鹘人强盛民族和文化复兴的强烈欲望驱使下，很快得到了完善。并在进入西域后，挟文化和军事之优势，作为官方发布命令的汗国文字，强行得到推广。19世纪开始的对西域的文化考古，发现了许多用回鹘文转写的佛教、景教、摩尼教等经本，也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文书。这也证实了回鹘文在传达复杂的宗教教义和实用方面，达到了准确表现的成熟程度。那么，由此判断，《福乐智慧》完全有可能是使用回鹘文进行创作的。

　　《福乐智慧》创作时使用的是何种语言的研究，为深入研究《福乐智慧》的民族文化特性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目前依然存在分歧，但深入探讨回鹘语言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状态，对我们加深理解优素甫的创作动机提供了基础。而《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成了引发这一探讨的重要因素。所以，《福乐智慧》维也纳本在《福乐智慧》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释：

　　[1] 克利斯·马顿，凯瑞·路易斯·托马斯《水晶头骨之谜》(The Mystiy of The Crystal Skulls).

　　[2] Y·麦迈塔洪诺夫《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3] A·叶戈乌巴耶夫《〈福乐智慧〉哈萨克文译本序言》。

　　[4] K·凯里莫夫《〈福乐智慧〉乌兹别克文译本序言》。

　　[5] R·R·阿拉特《〈福乐智慧〉土耳其文译本序言》。

　　[6] B·B·拉德洛夫《维也纳帝国皇家图书馆〈福乐智慧〉回鹘文手写本复制件的导言》。

　　[7] 王治来《中亚简史》。

　　[8] B·B·拉德洛夫《维也纳帝国皇家图书馆〈福乐智慧〉回鹘文手写本复制件的导言》。

　　[9] H·A·巴斯卡科夫《突厥语研究概论》

　　[10] A·M·谢尔巴克《关于突厥语文献的语法概论》

　　[11] T·φ·《论中世纪突厥诗文的词法研究方法》

　　[12] W·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

　　[13] C·E·马洛夫：《古代突厥碑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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