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作者：陈明远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是个政治纷乱、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的时期，所以在刚刚摆脱“脑体倒挂”十余年后的今天，文化人们依旧怀念70多年前同道人逍遥自在的生活，毕竟“著书为稻粱谋”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
1928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1937—1938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30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30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15—60元，相差30—50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4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20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40倍。
本章对于30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12级。
进入30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1927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1934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18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340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1934年)。
1931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5年内每年拨款20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15人，研究讲座9人，月薪450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80至140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30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9至25圆(引自《30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30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1500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5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
1918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
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350人扩大为1300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旁听生如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金克木等。大学生活也突破了封建传统意识走向自由化、个性化，这为“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
根据许多老前辈回忆：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180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120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10至15银圆(合今人民币400—600元)。
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简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据柳存仁先生回忆：20年代每个学期，北大的学生们交给注册组学费10银圆、体育费1银圆，本来规定还有讲义费一银圆，后闹风潮而取消。
据张孟休先生回忆：“北大学生的一般生活很简朴。沙滩、马神庙间，最流行的是四季可改装的蓝布大褂，短装则以军训制服最通行。因为生活简朴，清寒的学生才有自给维持的可能。在校成绩优良的学生，还有得学校助学金的希望。得全份助学金的人，一年得一百六 十银圆(合今人民币6400元)，维持衣食等费用是毫无问题的。即使得不到此项补助，学校学费甚轻(每学期11银圆，合今人民币440元)，住在学生宿舍里一文钱不费;最低限度的生活，每月只要有几圆钱的伙食费便可以了。”
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同学们一般的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这是一种朴素的作风。……沙滩有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回锅肉、摊黄菜即炒鸡蛋)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走到尚子公寓等处访问人，在整整齐齐的房间里，总也受到客气的招待。这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种好风气。”
据徐纡先生回忆：“一学期吃三十多块钱的已经是中产学生，吃廿四块、廿块的还有。”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4至6银圆(合今人民币160—240元)。
北大学生自由惯了，大多不在学生食堂包伙(每月6银圆)，而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有一次柳存仁邀好友共餐，要了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共计两毛二分钱。他说：“像回锅肉、冬瓜烧肉、青椒肉丝这样的菜，加上花卷米饭，每餐不到两角钱。最好的一家饭馆叫海泉居，位置也好，在东斋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拿手好菜如炒腰花，四毛钱一份，那就算最贵的了。”
据朱海涛先生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6—7元)。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儿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如果吃面食更便宜，三碗面六分钱(合今人民币2元4角)。……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30元)。”
课堂上发的讲义，有时拿到宿舍附近的南纸店去装订，大约200页用丝线钉好，书脊包着青绫，藏青色封面，不过7分钱(合今人民币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