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枢：来自人类学者的声音——麦子·苏美儿·大角鹿

　　近日（注：作者撰文时间为2004年），海峡两岸的近百位中国人类学学者们正在共同起草一份“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与此同时，以费孝通、李亦园为高级顾问的人类学高级论坛2004卷《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也将于年内出版。

　　这件事情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并且又一次印证了近年来于学界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与危机，人类学所发生的声音总是很独特，总会产生超出学科自身的影响，总能触动很多“业外”人士的思想神经，从而引起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人们的关注。论坛秘书长徐杰舜教授指出，《生态宣言》是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标志性的学术文件，是中国人类学者就人类的生态问题发出的中国声音。

　　人类学者在宣言中指出，“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

　　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者都不一样，人类学者对这种文化理念的分析是从种麦子开始的。这样的起点，让人类学在认识角度、研究方式等方面独特的学科旨趣一上手便显现无余。

　　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种植植物最早的地区是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在今天伊拉克的边境，即小亚细亚南边的山地。大约几万年前开始，小麦的原种在那里出现；至今，在两河流域的上游也还存在小麦原种。小麦的原种有两种，一种叫做einkorn，一种叫做emmer。伊拉克的祖先通过实验，把这两种小麦培育成人类想要的家生小麦。这样的小麦成熟以后果实不会掉在地上要人一粒一粒地拣，而是可以用石镰刀把成熟的穗子割下来，带回家再打，打了以后再收成。这是人类飬养植物，改变植物生态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后果是，小麦不掉粒了，这对人类很有益处，但是从此小麦就要永远靠人类来栽培种植了。而假如没有人类了，小麦也就不能够传播了。因为野生的小麦在成熟以后能够掉下来，通过掉下来才能传播种子，才能够往外飞。

　　由小麦而想到人。“人”本来是野生的动物，结果成为“人”之后，用文化来栽培我们自己，就像我们栽培小麦一样。人类学于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小麦可以有人类来照顾它，我们人类飬养自己以后，有没有人栽培我们，有没有人照顾我们？

　　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和它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表明，这场革命的发动者至少是没有及时地想到这个问题。这种西方所主导的文化理念有三个特点：强调竞争与征服；漠视和谐，不仅仅漠视跟自然的和谐，漠视跟其他社会、其他文化的和谐；无限制地使用物质，无限制地利用，认为资源永远无限。

　　人类学者不仅尖锐地批评这种理念，还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这种理念最初不是来自别处，还是来自于那个地方———伊拉克南边、两河流域下游的古老的苏美儿（Sumerian）文化。人类学家指出，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态度，它的宇宙观、它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不是后期才产生的，而从文化的一开始出现，最早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候，这种文化观念就形成了。而与此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在古老的东方，中国文化理念也基本形成。人类学者把中国的文化理念称之为Continuity“延续”或“连续”。以苏美儿Sumerian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老祖，其基本的文化理念是一种rupture（“断裂”），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在那个阶段已经形成了，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人类学学者的眼中，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最明显的是表现在生产工具上。商朝所用的农器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所用的石头、木头、蚌器跟骨头，青铜器则应用于礼器、酒器跟兵器。但是Sumerian不同，它最早用工具是用青铜刀来割它的成穗的小麦。Sumerian没有爵，没有鼎，从新石器进入青铜器时代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跟前面关系的断裂。所以rupture的意思是“断裂”。西方的学者常常笑话说，你们中国人好笨，发明青铜器却不用来生产。我们中国人不是笨，我们中国人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希望跟自然和谐；我们不愿意用很有用、很有效的东西来破坏自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自己跟宇宙是一体的，是连续的，与整个宇宙在一起；不管是天、地、虫、草都跟我们是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立场是要跟自然保持和谐、互相尊重。我们当然知道用青铜器来生产比较有效，产生更多，但多不一定是好。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从夏朝到商朝，我们都是以氏族、宗族为主体延伸下来，整个商朝的朝募制度很明显的，一直到后来的封建时代都是以氏族、宗族为主体的延伸。但是Sumerian一开始就放弃了氏族、宗族的团体，而以地缘的团体来代替。文字的应用更巧妙，我们中国最早发明文字的时候是用于占卜，这就是甲骨文。而Sumerian的楔形文字，作为全世界最早的文字之一，是用来做商业记录的，完全跟农业时代断裂。

　　人类学者认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危机是一种过分适应生存的产物。生物进化的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生物的本性就是适应，有时候尽量适应，会变成过量的适应，变成生物学上所谓“最适应”（fittest）。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的“适者”是指合适，但不是“最适应”（fittest），最适应反而会产生后果。生物界不断有这样的故事出现。因为最适应、过分的适应而产生一种叫做“特化”（Specialization）的现象，走向特别的道路,走向死胡同，生物因此灭种的例子比比皆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角鹿。开始的时候，角大的大角鹿在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把对方打败，所以生存下来的大都是大角的，因此大角鹿的角是越来越大，最大的时候甚至比身体还要大，比头还要大。结果当别的动物一追它，由于它的角太大、太重了，跑不动，就会被咬，大角鹿从此就绝种了。

　　但是我们人类比生物好一点，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反省。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已经走入“特化”的门槛的时候，应该借鉴东方的生态智慧，重建人类的文化理念。因此，中国人类学者在宣言中呼吁：摈弃破坏生态的“制天”取向，恢复和宏扬尊重自然的“敬天”传统；尊重使“天人和谐”与文化多样性得以维系的地方性知识和不同的大、小传统；开展世界范围的族群对话，为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平衡提供文化生态的坚实根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有无数的族群文化可以保护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爱护和保护地球，人类才能永继发展。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07月01日/人类学乾坤：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0qty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