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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从“边疆”到“西部”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3-20 21:37:10 / 个人分类:学术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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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西部

(《国家历史》新浪博客 2009-02-12 17:47:22)



    长久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观念。一方面,入主中原的各个王朝无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认为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天子的臣民。而另一方面,又极力鄙视那些非农耕区域的族群,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民,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错位的“天下观”使得农耕区域的王朝很难对疆域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在国力强盛时,可以“抚有四海,拓及八荒”,而当国力衰微时,则仅仅只冀望“保障京畿”。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觊觎,西部问题开始凸现。在官方,随着军事压力的加剧,中国随时有可能丧失大片西部领土,放弃还是据守的争论使得西部被真正纳入到行政化管理的视野当中。而在民间,随着国外探险家、传教士、科考队对西部的深入探索,国人对西部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逐步加剧。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往的西部观念开始形成。过去那种遥不可及的化外之地,被一种色彩斑斓的西部图景所替代。广袤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丰富的生物、矿产、文物……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打破并更新着国人对西部的理解和想象。

    如果说,对西部的地理发现,是早在张骞时代就完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对西部的全新发现,是一次博物、考古、民族、语言、艺术等等方面的大发现。正是在这一发现过程中,一个由“藩服、边疆、郡县”环绕构成的老大帝国轰然坍塌,代之以一个“世界——中国”的观念下的现代中国。

    也正是外力的刺激下,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渐突出,遥远的、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弃,后方的、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认同,当抗日烽烟燃起之时,西部竟成为这个国家惟一可资凭借的容身之所。如果说,西部,作为华夏族的诞生地,以其包容,宽广、融合、混杂,孕育了这个国家的形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它仍旧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混合了数千年来被农耕与游牧,农耕与狩猎的不同文明形态而割裂形成的隔阂。这一次,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西部不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延续,也见证了一个混合多元的“中华民族”的诞生。

《国家历史》2009年2月刊


从“边疆”到“西部”

(《国家历史》新浪博客 2009-02-12 17:48:57)



    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勘界、订约与谈判,由郡县、边疆、“藩服”和“远夷”构成的那个天下图景,日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部”、“中国”和“世界”,是那些崭新的、来自西方的地理视野。划定西部边界,或者说从“边疆”到“西部”,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874年12月10日,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出了“暂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他认为,在新疆叛乱、东南多事的情况下,与其以有限财力去填西北这个无底洞,不如专务海防、“备东南万里之海疆”。毕竟,与华北、长江流域相比,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毕竟,作为遥远的边陲,“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不仅如此。李鸿章认为,新疆可有可无,乃至得不偿失:“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已为不值。”何况,兵危战凶,在阿古柏叛军兴风作浪之际,谁敢说新疆一定能收复呢?何况沙俄政权虎视眈眈,“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又何况,在“一国生事、多国构煽 ”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此举会不会引发列强的连锁反应呢?“论中国目前力量……尤虑别生他变”。
    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九千余字的奏折,完整展现了这个洋务派领袖的个人风格:重实利、诫意气、视“维持”为大局。那么,李鸿章有没有意识到呢?在他视新疆如鸡肋,而东部是“肢体”、“腹心”的话语背后,包含了中国人“天下观”的一种千年错位?

 

彩色雕版画:《中国长城》,
George Newenham Wright(1790-1877)1843年作

 

“中国”和“天下”

    这种千年错位,表现为“中国”与“天下”的混沌叠合,官方话语和普遍感受的长久割裂。自从公元前11世纪周人在陕甘流域初崛起后,它就没有间断地宣扬着自己的“天下观”和“天命观”:一方面,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周天子的臣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作为天下的正统,农耕民族有着天然的使命,去教化、同化、归化那些未开化的人群。而在未开化之前,这些部族只能视为“非我族类”,无论“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均如此。
    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这就是“华”、“夷”之辨。它不仅是话语的,它还是历史的:几乎立国之初,仅有六、七万人口的周人,就向广袤区域四面进发,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拓殖;他们一路出潼关、过河洛,经营黄河下游,势力直抵海边;他们另一路过武关、向江汉,影响蔓延至江、淮流域。他们开辟山林、推行农耕、建立城郭、同化土著……周初封建的七十一诸侯国,大致囊括了后来千余年的农耕文明区。
    在三百余年的拓殖后,“东夷”变成了“三晋”、“齐鲁”,而“南蛮”也同化而为“荆楚”。一个延绵三千余年的东方大国,渐渐成形了。然而,向西、向北的两路扩张,不仅从来没有着手过,乃至几近无人提及。
    这涉及到西、北两路特殊的地理状况:燕赵以北、秦国以西的广漠土地,不仅地广人稀,而且降水量太少,无法种植庄稼,无法推行农耕。如果说周人之所以自居为天下正统,是因为农耕、农业象征着历史的主流的话,那么,“皮之不存,毛焉附之”?以封建为形态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周礼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无法推行到那里。
    不仅如此。这个现实,还催生了万里长城:后人已经发现,秦长城的各处旧址,都在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上;而保存至今、因为植被破坏而南移千余华里的明长城,也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长城是这么一种象征:它不仅是此后几千年“华”、“夷”的分界线,是农耕文明区和非农耕区的物化区隔;它还意味着农耕民族接受了无力扩张的现实,而转为内向的防御了。
   “中国”与“天下”概念的混沌叠合、中国人“天下观”的千年错位,正由此而来:在后来的年月,农耕民族仅仅向南部继续扩张,然而周人的天下观,却依旧以“ 抚有四海”的字眼,代代沿袭;帝王们不关心长城以外的世界,却宣布拥有它;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自己的边界,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真实的疆域,仅限于汉字的、礼乐的、衣冠的、祖先崇拜的、文官制度的……一句话,是根植于农业,并仅限于农耕文明区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暂弃新疆”、专务东部的主张,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作为讲求实际的重臣,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天下观的错位,他也厌倦着“名”、“ 实”的分裂,话语和现实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多年后谭嗣同变卖新疆、蒙古、西藏、青海诸地,“结其欢心”、“坐获厚利”的说法,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甚至此前魏源提议的“弃尚未收入内地之定海(今舟山)”,此后孙中山提出的将满蒙交割给日本、以换取支持共和革命的构想,也能在这样的中国视野里,获得各自的解释。
    然而,对李鸿章的说法,左宗棠并不认同。

 

故宫博物院藏画《禁苑种谷图》

 

“边疆”与“腹心”

    在左宗棠看来,新疆绝非可有可无,它同样关乎天下气运。这一年冬天,从《统筹新疆全局疏》开始,他反复强调着新疆的战略意义,由此开启了长达半年的“海防”、“塞防”之争。
    如果说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强调的是英法的海上威胁的话,那么,左宗棠认为,沙俄的觊觎西北,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左宗棠谈到,“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他说,“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换而言之,新疆是东部、“腹心”的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不仅如此,他还不无讽刺地指出了李鸿章对新疆的无知:“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特别是有“富八城”之称的新疆西北部,“土肥泉甘、物产殷阜”,绝不是什么“数千里之旷地”……
    那么,海防怎么办?
    左宗棠认为,英法诸国,重在通商牟利,与阿古柏叛军、沙俄政权相比,轻重缓急不可同日而语。何况,福州船政局已经开工,“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又何况,改买船为自行造船之后,“购船之费可省……无需别筹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对此,李鸿章嗤之以鼻,他认为“二者并重”的结果,只能是“皆无成而已”……
    就从这里开始,奕、奕譞、文庆、王文韶、丁宝桢、钱鼎铭……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沸沸扬扬的争论中,一个重大问题再次被大多数论者忽略了:如果说李鸿章的说法重在“腹心”,那么,左宗棠的视新疆为屏障、以边疆保内地的观点,在根本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传统的天下观是如此完整,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民族国家”概念渐渐兴起、旧有的中国与天下秩序不断坍塌之际,照样没有人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该如何界定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边疆的地位?“中国”与“天下”的区分,又该如何厘定呢?
    这是不可承受的历史之重:在西方、工业文明狂飙般崛起,农耕与农业人群日渐边缘化的年份,没有人觉察到,既然时世演替、斗转星移,那么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旧边疆、旧“中国”与旧“天下”观念,也该彻底修正了。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历史依旧捆绑了活人,过往仍然拖住了现在,它折射了这个政权的惊人颟顸,一个巨大民族的无比惰性。毕竟,“抚有四海”的话语,已彻底沦为自欺欺人的说法;毕竟,在一次又一次的勘踏边界、订立条约中,这个古老国家已经丧失了太多本该属于它的领土。

 

“郡县”和“藩服”

    在持续近半年的争论后,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先后呈递《复陈海防塞防》及《遵旨密陈片》两折。它使原本摇摆不定的“两宫”态度渐渐明确。5月3日,紫禁城以“(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上谕,宣示了收复新疆的决心。
    新疆的战事颇为顺利:次年设立西征军大营后,8月17日,古牧地首战告捷,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并收玛纳斯北城;1877年春天,左宗棠部攻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座坚城,并迫使阿古柏自杀。到当年年底,除控制在俄国人之下的伊犁外,西征军已收复了大部分新疆领土。
    索还伊犁的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然而,大功告成之际,左宗棠又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明确中央政府对新疆的主权呢?
    长久以来,东部行郡县,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因地制宜、但总体上“不理民政”,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以新疆为例,自从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它长期沿袭“军府”制度;以苗疆为例,即使在改土归流后,它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司官”;以蒙古为例,部落化的“旗”、“盟”依然控制着军队,而在西藏,中央政府更只派驻了一个象征性的“驻藏大臣”……正是这种迥异于东部的政制,使西部成为“边疆”而非“郡县”;但也正是这种管辖模式,使贪得无厌的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称,西部不是中国的领土,紫禁城对它们拥有的,顶多是宗主权。

 
职贡图


    正因此,1877年冬天,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左宗棠提出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主张。它再次引发了朝廷的纷纭议论。
    地荒人少、“难成一省”,是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以翰林院编修刘海鳌为例,他认为“改设官制、亦为虚名”;以八旗名士李云麟为例,在列举“八不可”后,他表示“西陲建省之说亦可废”、“不待再计而决矣”。即使是以开明著称、被认为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洋务派重镇郭嵩焘,也认为此举不过是左宗棠好大喜功的手笔。而李鸿章也谈到,“新疆各城之郡县暂难改设”……
    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中,新疆建省整整拖延了七年。直到1884年,又一轮的边境危机才改变了这一切。
在农耕区、“边疆”之外,北京还拥有从朝鲜到廓尔喀、从琉球到爪哇的庞大朝贡体系。这个近乎周礼、混合着天下观念与国防需要的制度,曾在明成祖的手上达到了它的顶峰。即使时过境迁,在那个夕阳晚照般的年代,北京依旧保留着对十几个国家的宗主权。在古老的天下观念里,这些遥远、陌生的土地,也属于紫禁城;而在“民族国家”的观念谱系中,这种以文明向化、贸易需要为出发点的古老而平和的臣服,比之西部边疆更值得质疑……
    这就是独特的、没有边界的中国体系:它以农耕文明区为中心,以控制下的广袤西部为边疆,以礼仪纽带中的诸国为“藩服”,并在观念层面上,顽强地保留着自己 “君临天下”的假想。如果说1860年西方各国在北京的设立公使馆,是这一体系在观念层面上的噩梦开端,而1879年日本的吞并琉球,是朝贡体系瓦解的起点的话,那么,这一年法国的殖民越南,次年英国的染指缅甸,则意味着这个体系的全面崩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是李鸿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提出了“宁失藩服、毋损郡县”的主张。
    所谓“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指的是接受朝贡体系崩溃的现实,但要尽快依照西方认可的《国际公法》,划定边界,以确保实际控制区域的完整。为此,不仅旧有的郡县、原先的农耕文明区,包括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苗疆在内的边疆,也要尽快推行内地政制,或尽快勘定边界。李鸿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中国的边疆……
    这个主张罕见地没有引发争议。当年冬天及次年春天,这个国家的版图上又增添了两个行省,新疆和台湾。

 

从“边疆”到“西部”

    又何止是新疆和台湾?这一年,在紫禁城的授意下,蒙古、西藏和西南边陲,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以回应西方的图谋。以苗疆为例,当年夏天,在张之洞的主持下,中越边界开始会勘立碑;以西藏为例,1886年7月,僧俗领袖们在布达拉宫大举集会,并联名签署了《抗英卫教神圣誓言书》,决心阻止一切外国人跨越边境……
    在四十余年的回避、丧土失地以及顽强地捍卫旧天下谱系的挣扎之后,这个国家终于采取了更为现实、更具弹性的态度。即使这个态度充满了屈辱,并意味着长达三千年的中国时代的结束。在此后的年月,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勘界、订约与谈判,由郡县、边疆、“藩服”和“远夷”构成的那个天下图景,日渐地斑驳着、消褪了,并一去不再复返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部”、“中国”和“世界”,是那些崭新的、来自西方的地理视野。
    在后来的年月,尽管蒙古分裂,而英国也曾煽动西藏独立、日本试图吞并满蒙,但由旧郡县和旧边疆组成的那个现代中国,毕竟深入人心。它构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划定西部边界,或者说从“边疆”到“西部”,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刊于《国家历史》200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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