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

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
南帆

人民网 2011年12月11日12:07

　　文学研究通常区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类别。文学批评，很大一部分即是一部文本或者一个作家文学写作的具体分析。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文学批评——也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的分析——愈来愈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批评家对于作品与作家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解读体会，仿佛身临其境，穿梭在作家编织出来的故事之间；然而，现在的文学批评已经大为萧条，作品或者作家很少光顾批评家的宏伟思想了。许多批评家放弃了所谓的“细读”，转向了宏大的理论企图——转向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相对地说，这些年文学理论观点与文学史知识的产量的确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文化研究”风行之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我想事先表明的是，我很喜欢“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再一头扎在深奥但有些霉味的经典里面，而是直接面对生气勃勃的当代文化。大众文化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各种文化生产机制也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成一个巨大的文本给予分析。所以，“文化研究”制造了许多有趣的话题，也启用了许多有趣的分析方法，意识形态分析即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研究”可以选择各种文本作为个案，但是，这种分析已经与传统的批评趣味相距甚远：批评家很少谈论作品之中人物的肖像多么生动，作家如何细腻地体验人物的内心经验，舞会上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隐含了哪些机锋，一条街道或者一片风景的再现栩栩如生，如此等等。“文化研究”更热衷于利用作品的各种片断重构自己的话语场域，然后引申出某种特殊的话题，例如一部武侠小说之中的兵器谱，另一部历史小说内部的服装体系，某种修辞或者某个词汇的使用如何说明民族交往之间的不平等，故事内部的人物关系如何折射出性别歧视，等等。总之，现在的许多批评家不耐烦地摆脱了作品内部故事情节的具体纠缠，迅速地构建起他们自己的理论楼阁。

　　当然，文学理论与文学史领域的兴旺昌盛令人称许。但是，文学批评的大幅度萎缩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问题？我曾经将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大学的学术体制。许多人的心目中，学术是一些“硬知识”，是史料，是一个个理论命题，琐碎地解读一部作品似乎没有什么份量。教授们习惯的“学问”来自引经据典。现在看来，这种状况背后可能还隐藏了另一些原因。尤其是与几位作家交谈之后，这种想法更明朗了。

　　应该承认，不少作家正在逐渐丧失对于批评家的敬意。公平地说，多数作家很难在学术的意义上判断众多理论命题或者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他们肚子里常常嘀咕的一句话是——许多批评家越来越不懂“文学”了。如果仅仅把文学包裹在一大堆概念术语之中，肯定无法洞悉文学的精髓。作家——当然，特别是小说作家——通常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既了解大院落里面的勾心斗角，又明白江湖之上的三教九流。许多作家都拥有一副看穿世故的火眼金睛，活像一个个巫师或者巫婆。譬如张爱玲这种作家。从客厅、厨房到弄堂、店铺，日常生活之中的哪些小伎俩、鬼把戏逃得出她的眼光？所以，这些作品里面隐藏了丰富的皱折，并不是空降一两个概念——诸如什么什么“主义”——就能处理得了。如果迂腐地按照某种理论设计按图索骥，那些作品就会像蜡人一样缺少生命的气息。

　　批评家因为某一个特殊的主题——例如“寻根”、“苦难”、“孤独”——褒奖某一些作品的时候，作家或许会不屑地嗤之以鼻。他们对于这些主题没有异议，然而，他们认为许多批评家只会贴标签，分辨不出“艺术”上的优劣。质量上乘的作品通常血肉丰满，有时作家会使用“纹理”这个词。如同一篇论文的论证质量取决于作者思想的缜密程度，许多杰作往往纹理细密。这些作品的质地坚实厚重，人们甚至很难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这些杰作的主题。相反，一些貌似尖锐的作品内涵单调。批评家之所以很容易给这些作品安上各种名目，恰恰因为它们简单。严格分析起来，许多作品架构单薄，逻辑脆弱，生硬之处与人为的扭曲比比皆是。批评家赋予这些作品的声誉往往言过其实。他们认为，工艺认真的作家已经所剩无几，批评家的褒奖又再度鼓励了粗制滥造的风气——因为不懂行。

　　我对于作家诸如此类的抱怨并不陌生。批评家活动于自己的领域，各种结论的价值必须放置于理论的背景之下给予衡量。作家是一批生产者，他们的评语可能陷于操作主义，常常受到实践之际具体情境的影响因而缺少高瞻远瞩的气度。然而，近来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我再度意识到，理论的傲慢无疑是一种危害。尽管我不能完全认可作家的抱怨，但是，我还是试图认真地考虑一下——批评家是否真的忽略了什么？

　　这时，一些新的认识开始出现。

　　一些著名的经典作家或者经典作品的确显现了这个特征：纹理细密。例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尤利西斯》的密集程度可能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质地同样极其细腻。我们可以挑出“斯万的爱情”这个片断再读一遍。斯万如何逐渐地恋上了奥黛特？这个过程没有多少戏剧性起伏的情节，但是，密集的心理细节丝丝入扣地完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内心转移。许多时候，人生是由众多的细节铺陈出来的。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决定人生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通常会落实到细节层面上。是否爱一个人，这间卧室是否舒适，几个朋友是否默契，同僚之间的气氛是否融洽，这些问题未必诉诸大幅度的动作情节，而是更多体现于各个生活细节。作家通常知道，虚构一个精彩的情节远比虚构精彩的细节容易。叙述比描写容易。人们可以在电视节目单、影碟的封面或者新版图书广告之中读到各种情节介绍。可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细节积累，这些情节介绍只能是一个梗概。五百个作家写得出这种梗概，只有一个作家才能提供足够的细节完成作品。离奇的情节可以上天入地，海阔天空；坚实的细节才能让这些情节返回人间。如果这些情节的离奇程度超过了细节的负担能力，说服力就会急剧下降。一个人屡屡轻易地穿越枪林弹雨，不费吹灰之力擒获敌国的总统——构思这种情节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哪些细节才能使这种故事显得可信。

　　大约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金庸小说的声名大噪。如果有权利自由选择，多数人宁可阅读《鹿鼎记》而不愿意问津《红楼梦》。但是，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不知趣地表示，前者的价值远不如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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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很愿意再度提到金庸，提到他的收山之作《鹿鼎记》。这部小说的离奇、有趣倾倒了许多人。出身于妓院的韦小宝吉人天相。尽管没有任何武功，他的油嘴滑舌持续地化险为夷，并且在爱情领域充当了一个最大的赢家。一个又一个美女络绎不绝地投怀送抱，韦小宝挥挥手慷慨地照单全收。小说的结局是，韦小宝携带七个美貌的太太和一大笔财富享受他的逍遥人生。如此之多的人强烈主张，金庸业已当之无愧地进入经典之列，以至于我不得不抬出另一部经典作为参照——《红楼梦》。贾宝玉生活于钟鸣鼎食之家，大观园的众多姐妹造就了一个温柔之乡。无论是黛玉、宝钗还是贾母、凤姐、袭人、晴雯，贾宝玉是所有的人溺爱、疼爱或者怜爱的对象。然而，就是在如此甜蜜的网络之中，贾宝玉的人生危机开始了。生活的难题如此之重，贾宝玉不得不斩断尘缘，出家是他了结一切的最后形式。显然，曹雪芹并未被荣华富贵迷惑，他在各色人等密不透风的内心生活中剥离出尖锐的不可承受之痛。如果说，这种悲剧性的幻灭感是《红楼梦》的深刻，那么，金庸给出的生活理解简单极了：生活就是如此地轻松快乐；即使在刀光剑影、兵荒马乱的年头，金钱或者美人仍然会在运气的驱使下不可阻挡地降临。《鹿鼎记》时常不知不觉地拐向了喜剧——这并非偶然。

　　上面这一段论述中，我对于《鹿鼎记》的非议是——过于简单的生活理解。现在，我愿意继续补充的是，过于简单的生活描写只能带来过于简单的理解。金庸的许多小说相当粗糙，只有骨架而没有细节。一个人独自在古墓之中练功十年，这种情节很容易设想；可是，如果要写出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这就是极大的考验。《鹿鼎记》之中的所有奇迹之所以能轻松地实现，因为武侠小说之中的江湖没有日常生活的重量。一日三餐，油盐柴米，衣食住行，量入为出——我们之中多数人的豪侠气概就是被这些琐事拖垮了。如果没有日常生活的负累，谁说我们就不能当一个武侠？就是因为甩不下这些生活细节，我们无法踏入那个自由自在、快意恩仇的江湖。所以，《鹿鼎记》仅仅能充当一个成人童话。《红楼梦》之中贾宝玉的遭遇一样奇特：一个从花团锦簇之中成长起来的公子哥儿，最终毅然地辞别荣华富贵，落发出家。然而，《红楼梦》的高超之处在于，无数细节堆积成的日常生活逐渐显露出不可动摇的逻辑——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结局。我们无法将贾宝玉的后半生想象为一个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或者成为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许多经典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全部细节堆出来的，这些细节聚沙成塔地凝聚成无法更改的可能性。所以，安娜？卡列宁娜肯定要自杀的，包法利夫人也肯定是要吞砒霜的。相对地说，侦探小说或者武侠小说常常以固定情节征集细节，情节是主导。这些情节仅仅是一个建筑设计图。如果没有相应的建筑材料，这些建筑物不会真正矗立在地平线上。如果浮皮潦草地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这些建筑物即使建起来，最终还是要倒塌。

　　一部小说如何处理疏与密，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纹理越密越好。莱辛的《拉奥孔》在比较诗与画时指出，诗人进行大密度的罗列很可能事倍功半。人们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肯定已经忘了第一句。疏与密的选择是很重要的。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阿霞已经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句话写出了二十年，可以“疏”成这样；另一部小说的开始就是某一个主人公早晨醒来，可是几十页翻过去了，主人公还没有从床上起来——也可以“密”成这样。

　　那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观察一个对象的时候，将对象分解为十个单位、一百个单位、一千个单位，观察的细致程度远不相同。这就是分辨率问题。分解的单位愈多，分辨率愈高，观察到的图像愈是精密。一个作家不喜欢这一类的叙述：“他高兴地走了”；“她愤怒地说”；如此等等。“高兴”或者“愤怒”仅仅是一个粗糙的观察单位，这些单位还可以分解为音容、笑貌、肌肉的抖动、呼吸的加剧、步态的变化，等等。

　　理论的意义上，分辨率的提高是无止境的。然而，一个恰如其分的分辨率取决于观察的目的。考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考察某一个王朝的崩溃，没有必要研究一个闪烁的笑容或者一个羞怯的眼神；然而，如果考察一个恋爱事件，这些细节就必须纳入视野。所以，我曾经说过，历史与人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各种宏大的景观，诸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某种社会制度的确立，某一场战争的胜负，帝王将相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公。相对地说，作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在于描写具体的人生，诸如一个人的服饰打扮，说话时的表情，内心深处的波澜，咖啡馆里的交谈，餐桌上的拌嘴，总之，一些有趣的细微末节。

　　我想，这里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在我看来，所有过往的事情都可以通俗地叫做历史。历史学是一种处理历史素材的方式，文学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古代的史官是一个重要的职位，负责记载国家及宫廷的各种重大事件。许多朝代不允许个人修史，因为涉及的是大事件，大人物。相对地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考察的是历史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近现代以来，日常生活的意义逐渐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罗兰？巴特精辟地指出，艺术之中没有杂音。换一句话说，文学作品不存在没有意义的多余笔墨。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碎景象无助于说明历史重大事件，但是，这不等于没有意义。这时，衡量各种意义的范畴是人生。历史大尺度里没有意义的细节，放置在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可能熠熠生辉。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意义当然就是维持个人身体的存活，许许多多细节就是为了维持生存。文学再现日常生活，也就是再现了生活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人生转折的某种契机。一次列车的晚点可能制造了一对情侣的首次邂逅，一句不合时宜的回答可能破坏了一个小职员晋升的机会——当文学以人生为观察单位的时候，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极大地增加了。

　　我已经多次说过，文学批评时常对于这种分工表示不满。文学收集了那么多鸡零狗碎的生活景象，这又有多少价值？——批评家对此信心不足。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将文学之中的各种日常生活景象纳入历史范畴。换言之，“人生”这个范畴被规定为“历史”这个范畴之下的组成单位。这造就了批评之中“典型”这个概念的意义。“典型”概念的衡量之下，各种个别的人物、性格、行为、思想状态无不通向一般，通向一批类似人物的共性。当然，这仅仅是“典型”的初步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一般”和“共性”并非某种静态的描述。一个“马大哈”或者一个“嫉妒者”、一个“吝啬鬼”这种性格类型的总结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表明这些性格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作用。他们是历史的先行者，还是阻止历史进步的反动派？这时，每一种性格之中就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是对于“典型”的深刻理解。在我看来，卢卡奇的理论将这个问题表述得最为清晰。他认为历史是一个总体，“典型”人物最为深刻地展现了历史的内在可能性。这时，从鞋子里掉进的一粒砂子到街道上马车的样式，从宫廷里的一次嬉闹到边陲之地的非法交易，文学之中的全部内容都联系起来了，并且共同从属于一个称之为“历史”的至高意义。

　　“典型”的确显现了概括世界的雄心，完成了一个理论的“格式塔”。可是，现今看来，这种理论“格式塔”似乎存在某些问题。这里，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仍然是一个无形的主宰。黑格尔的想象中，先验存在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神秘的本体，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无一不是这个绝对精神的不同显现方式。相似的是，上述理论“格式塔”预设存在一个业已完成的历史蓝图。这种历史蓝图悬空地挂在人们的前方，所有的芸芸众生无非是填空式执行早就规定下的指令。只有这张历史蓝图存在，我们才能识别“典型”，才能够知道谁在扮演历史的主角，谁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观点无法想象，每一个人都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历史不是先在的，历史就在他们手中。每一个人的意愿、冲动、思想、行为都是历史建构的一部分，都将在历史之中产生或强或弱的回响。那些强悍的、高歌猛进的英雄人物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众多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没有后者，前者又有什么意义？历史是所有人的共同产品，所以，历史的完整图像始终是未知的。某些时候，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可能被替换为“历史规律”。即使如此，所谓的“历史规律”亦非某种神秘的原则居高临下地主宰每一个个体，如同某种生物的密码不断地复制人们的生命图式。相反，作为一种文化动物，人类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不断地突破固定的生命图式。严格地说，人类创新能力制造的未知即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规律”业已包含了不可重复的新型可能，这显然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一个重要差异。总之，理论“格式塔”强调的是已经完成的历史——尽管是认识上的完成而不是实践上的完成；相反，我倾向于认为，历史始终处于生长之中，始终存在巨大的未定之数，始终给人们留下了开创和拓展的空间。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还是很习惯的——尽管我们口头上不断地说人民创造历史。我们还是习惯于想象，历史有一张先验的蓝图等待实现，一批先知先觉的领袖人物率领无数庸众向着宏伟的目标进发。这是一幅有机的图景。历史已经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在这一幅图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么拥护这个宏伟的目标，要么反对这个宏伟的目标，没有人可以自作主张地游离于这一幅图景之外。文学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一幅图景的缩微版。这时，所谓的“纹理细密”并没有多少意义。多一个细节或者少一个层面均不影响历史的认识。一切已经事先规定，一个例证与二十个例证效果相同。反之，如果某些日常生活的景象逸出了预设的解释轨迹，尴尬的理论局面将难以收拾。

　　我估计不少人觉得，这一幅图景过于理想化了。历史的蓝图、目标、整体、领袖与大众——构成这一幅图景的各种因素都出现了问题。从后现代主义到福山“历史的终结”，各种理论正在从诸多方面质疑这一幅图景。但是，或许我们还是要承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常生活的确十分简单、明朗。那时日常生活的层次很少。没有各种发型和服装款式，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楼房，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只有几本文学著作和几部电影供全社会消费，借阅一本小说或者送一张电影票就有可能开始一场恋爱。那时人们的思想十分单纯，“最高指示”回响在几亿人的脑子里，人们相信这就是世界的唯一出路而不再思考什么。当然，那时的思考是一种危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失控很可能破坏这种简单、明朗的局面。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是麻烦的源头。他们因为多读几本书就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发表一些僭越的言论扰乱思想秩序。某些具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还会不知趣地引用几个英文单词，这显然是挟洋自重。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文学常常闯祸。一些作家读了些俄罗斯作品或者中国古典名著，时不时就企图把人物写得复杂一些。如果英雄人物与反动人物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故事情节偏离航线，那么，能不能在“中间人物”身上试一试，展示冰山之一角？普通人是不是也可能产生犹豫，产生怜悯之心，或者，见了美女也会产生性的欲望？这种企图当然及时地遭到了严厉批驳。“小资产阶级”以及“个人主义”的喝斥令人心惊肉跳，而污蔑“工农兵”的罪名可以立即致人于死地。某些作家愿意花一些精力交流写作技巧。这时，“形式主义”的声讨立即出面封堵这种兴趣。批评家指出，“形式主义”的谱系是“为艺术而艺术”，远离劳动人民的火热生活。事实上，研究文学形式还隐含了一种担忧——担忧无意地开启所罗门的瓶子。那时整个社会的语言体系比现在简单得多。从报纸到人们的内心，人们的词汇量以及表述方式远不如现在丰富；如果表述强烈的情感，口号的数量远远胜过诗。这保证了社会成员的思想共同运行在一个狭窄的轨道上。如果众多的词汇、表述方式无形地打开了一扇扇门户，将会增加思想出走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变了，文学也变了。理论“格式塔”终于破裂。

　　上面那一段关于《红楼梦》、金庸比较的文字引自不久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奇怪的逆反》。我想指出的一个奇怪的事实：周围的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文学却越来越简单了。如今的大众传媒十分发达，各种消息纷至沓来，正在全面地覆盖这个沸腾的社会。天文地理，奇闻轶事，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如此之多的记者穿梭于大街小巷，这时，作家不得不重新想一想，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事实上，我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重新考虑到作家的抱怨：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作品内部的细密纹理，这是文学处理历史、揭示生活奥秘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

　　我们的身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生活的确出现了急剧的转折。人们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给予总结。我曾经做出一个概括：从革命时期转入后革命时期。后革命时期，生活的大幅度分化形成了众多复杂的层次。许多人用“启蒙”形容八十年代的文化。这种启蒙不仅带来了个人的思想觉醒，同时，权利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望同时浮现。这时，人与人的关系图谱迅速多元化。五六十年代社会成员的关系几乎完全从属于政治联盟——阶级。阶级阵营是鉴定敌人和朋友、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然而，利益、欲望大面积介入之后，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联盟时刻都在重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急速裂变。持续多时的革命话语开始松懈，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左右社会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紧张的革命气氛消退之后，一个充满世俗气息的日常生活被释放出来了。五六十年代，所谓的日常生活多半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和劳动。赵树理小说中，一个女人回答为什么爱一个男人，答案就是“因为他会劳动。”然而，现今日常生活的空间一下子膨胀了几千倍。从繁琐的生计、一地鸡毛的家长里短、小人物的各种小算盘到富豪们的娱乐，消费，享受，这个空间拥有众多的内容。古往今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被文学意识到，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潜入这些生活，条分缕析，这种文学才不至于如同泡沫似地浮游在生活的表面。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历史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插入我们的生活。革命话语松懈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乘虚而入，许多学说打起了“国学”的旗号，例如儒家学说。如果仅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业已逝去的一个历史文化遗迹，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大致上不会产生多少异议；然而，如果力图证明儒家文化将如何主宰当下以及未来的日子，情况可能迅速地复杂起来。由于历代儒生的解读，理解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涵义并不困难。恰恰因此，另一个问题就迅速地尖锐起来：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简明而良好的理念为什么一直实现不了？我们不是一个勤劳勇敢、而且充满智慧的民族吗？正面的阐述、倡导仅仅是一种通俗的学术解说，只有面对这个难题才是介入历史。后革命时期的出现另一些问题也是如此。正如一些人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许多跨国资本进入中国，一大批底层民众正在遭受跨国企业的剥削。然而，如果表示义愤之余还企图考察这种状况的前因后果，那么，我们不得不追溯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对于跨国资本严辞拒绝——八十年代之后为什么不得不改变当初的选择？当时，还有哪些方案可供权衡、比较？经济数据之外，还有多少其他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只有全面地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才不至于将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截然分开——事实上，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许多主张恰恰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只不过二者之间是以颠倒的形式联系起来。总之，在我看来，一个个历史阶段不是单纯地叠加起来，而是隐藏了种种内在的交织与回环。如果文学不愿意浮光掠影地收集一些表面印象，作家就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脉络。

　　如何深入？我已经提到文学处理历史的方式——从日常生活进入，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进入。历史不仅存在于各种巨型景观之中，同时存在于乘车的感觉、餐厅的气氛、流行的服装款式以及打招呼的用语等无数琐碎的细节之中。这些琐碎的细节不一定能够有机地与重大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是，它们往往能引起众多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换言之，这些细节的意义在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结构”中得到了衡量。历史不该理解为抽象的、没有人物而只有事件和数据的记录。文学可以表明，具体的个人以及围绕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最终必然包含个人的解放，或者说必须抵达这个最终目标。这大约是“以人为本”的一个部分。文学集中处理这个方面。所以，我在《压抑和解放：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符号》一文中说过：

　　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尤其是今天的文学——的首要意义仍然是围绕压迫与解放的宏大主题。但是，文学承担的使命不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认识历史。对于文学说来，压迫和解放的主题考察必须延伸到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感性的经验。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压迫与解放的主题复杂多变，远非政治学、经济学描述的那么清晰。所以，我更倾向于表述为：压抑与解放的主题。压抑也是一种压迫，但是前者远比后者隐蔽、曲折、微妙、范围广泛，焦点更多聚集于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区域。因此，解放同时包含了微观的、小型的形式。这一切均是文学揭示的内容。

　　后殖民理论进入文学研究之后，批评家犀利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压迫和殖民，尤其是形式隐蔽的文化殖民。但是，这种分析许多时候以民族、国家与衡量单位，民族国家内部时常被无意地视为同质的共同体。情况当然远非如此。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极其复杂的压迫形式。而且，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性别、文化群落之间的等级可能与民族国家外部的各种压迫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考察没有延伸到个人，我们就无法完整地意识到这个庞大体系的威力。鲁迅之所以比许多作家深刻，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他对于这个庞大体系的清醒认识。

　　文学对于个人和日常生活的兴趣还隐含了一种认识：这个领域是总结历史的一个重要资源。文学时常提供了各种未定的经验，即未经其他学科概念固定命名的经验。之所以未定，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这些经验之中显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单一的概念还无法锁定。经济学对于个人的预设是，个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即“经济人”的基本涵义。然而，文学观察到的个人远为丰富。从理性、情感、道德到各种具体的言行，文学之中的个人并不是单向地参与历史，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个多向的小小网结。没有理由将所有的个人考察都归为“原子式的个人”。某些现代主义作家的确出现过这种企图：他们力图深深地钻入人物意识的内核，并且证明个人与社会无关。但是，不等于所有涉及的个人考察都是这个主题。相反，许多复杂的个体经验恰恰说明，巨大的社会如何与个人互动，如何曲折地塑造个体意识，乃至压缩在无意识之中。

　　尽管文学曾经多次充当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先锋，但是，文学提供的个人故事或者日常生活经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不是越来越遭受轻视的话。文学作品的细密纹理时常被弃置不顾，因为批评家运用的大概念对于如此微妙的意味产生不了反应。这些大概念的常见作用往往将文学并入哪一个现成的学科，成为一种现成的例证。现在，我们周围存在众多声名显赫的学科。各个学科的确立表明了一种知识分类方式，现今的知识分类方式得到了大学体制的有力支持。多数知识分子欣然接受这种分类方式，包括接受知识类别之间的等级差别。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压迫形式相当敏感，例如从资本、企业、经济体制到物权，相形之下，隐藏在知识内部的压迫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例如从教育环境、大学体制、学术资本到知识产权。许多时候，炫耀渊博、炫耀外语、炫耀名牌大学的资历几乎是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这至少是激进理论无法跨出学院围墙的一个原因。如果说，对于多数知识分子说来，甩开大学体制的庇荫几乎不可能，那么，适当地关注文学肯定是有益的。文学的具体性始终是一个冲击，文学阅读多少有助于缓解理论带来的思想硬化。这是我从作家的抱怨之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刊《上海文学》201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