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学术生涯访谈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7-25 09:21:16

 

巴义尔/乌丙安 

 

巴义尔(中国民族画报》主任记者、蒙古族、以下简称记者):乌老您好!到今年(2003年)9月,您从事民俗研究和教学就整整50周年了。我们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生涯。我们知道您近20年来在国内外民俗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您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您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并不为人们详细了解。比如,您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仅有的少数成员之一,那是怎么回事?就从这儿说起吧!

乌丙安(以下简称乌):那是在1991年冬季,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总部举行了一次评选20世纪有代表性的国际民俗学家的活动,据说原计划评选出本世纪全球有最高成就资格的会员100名。结果按标准只评出了32个国家的78名学者,中国仅有两名。经过了3年的反复调查核实和追踪考察,1994年4月,芬兰总部向全世界发出了正式通报,国际电讯公布了78位国际著名的民俗学家名单。我是在接到正式通知和荣誉证书后才得知我已经当选并获此殊荣。我国新华社发出了电讯稿,国内多家报纸刊发了这条消息。为此,1996年9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夫人克里斯蒂安妮发出了请柬,邀请我以文化使者身份出席“德意志联邦首届总统文化节”。在柏林总统府伯列维宫的草坪上我接受了“柏林之声”电台等各家媒体的专访,9月6日早晨,柏林播发了我宣讲中国民族文化的录音报道。

记者:您在中国民俗学会担任领导职务是从哪年开始的?

乌:198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副理事长。以后,在学会历届代表大会上,我连续四次当选连任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现在。

记者:您作为蒙古族著名民俗学家,从事民俗学的学术道路,已经走过了整整50年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乌:我这50年的学术道路很不平坦,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留下了我太多的艰辛脚印。其中,甚至还有不算短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程。

记者:好!那就请您细细地给我们说说您的经历吧!

乌:要想了解我近50年的学术生涯,还需要从我75岁人生经历的四个阶段谈起:

第一阶段从1929年冬我出生起,到1949年这20年间,是我成长与追求的阶段;第二阶段从我1949年秋上大学起,到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前的8年间,是我学习与进取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58年3月我被打成“右派”去矿山劳改起,到1978年秋结束农村劳改回城为止的20年间,是我历经坎坷、磨炼意志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78年秋恢复工作职务起,直到今天的25年间,是我振奋精神、开拓新事业的阶段。

一、1929—1949年

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籍喀喇沁,几代先人和满族联姻使家庭得到了扩展。但是,我出生前几年,由于当地连年特大饥荒,家道日衰。少年丧母。在困境中读完了小学、初中,并以好成绩考入国立高中。从小就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和河套爬山歌熏陶,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从1947年到1949年夏,在当地报刊上连续以丁离、乌边、无忌等笔名发表了诗歌散文多篇,在当时进步文学青年中小有名气。这期间曾经担任过一届中学校学生代表会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在当局的搜捕中遭到拘押。被营救后,于1949年6月底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不久,华北和平津两地的大学复课招生的消息传遍京城,20岁的我决定报考新中国第一批招生的15所大学。在人地两生、身无分文的困境中,我边打工边复习数学、外语,冒着酷暑跑遍了京城内外的多个考场,终于考上了四所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山西大学财经系、华北大学园艺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燕京的高额学费使我这个家乡还没解放的流浪青年完全不抱什么幻想了,办理了燕京的休学一年证,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吃住零用钱都不用愁了。于是,在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早晨,我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这就是我当年走过的简单的第一阶段人生旅程。这期间有很多终生难忘的生离死别的人生故事和家族传说,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记者:您的人生最初的20年的成长和追求,我给您简单地概括一句,是不是可以叫做:“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二、1949—1957年

乌:可以这样形象地说。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上午10点钟,我已经从天安门广场又来到天津市,走在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了。我那时真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刻苦学习,但同时又在恒源纱厂给女工讲高中语文课挣钱,为来年到燕京大学复学积攒学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又以校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长、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学生干部身份带头投入斗争,在全市各地组织宣传鼓动的文艺演出活动。接下来又经历了“巩固教育专业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我很快就打消了到燕京大学复学的念头,向组织上交出了休学证,决心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从此,我拼命学习专业,攻读俄语,提前完成了高年级课程的学分,用三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一天,我被留校担任了中文系助教,并立即担任教育系现代散文与写作课的教师。讲课一学期中,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记者:您一直在母校执教吗?资料显示,1953年您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门下读研究生吗?

乌:是的。教学5个月左右,高教部公布了1953年暑假后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被校方推荐并自愿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1953年8月我离开天津,重新来到北京,从此便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那时,我还担任了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的班长。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在钟先生悉心指导下,我在同专业研究生中首先完成了毕业论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歌谣论稿》的写作,受到导师好评。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当年9月我便在中文本科、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很快就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指导学生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青苗》。开课不到一个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率先在学报上公开发表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激发了我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激情,我一边用笔名连续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杂文;一边还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大型的民间文艺论文,论述歌谣、戏剧和谜语等等。1956年8月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那时,经钟老介绍我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当时的沈阳师院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成为全国大学文科第二个开设民间文学课的高校,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这门新兴的课程一直讲到1957年末期,深受学生喜爱。为此,我做了更上一层楼,攀登新高峰的准备。上海文化出版社来沈和我签订了出版三本民间文艺理论书的协议。这时的我已经自觉地准备大踏步进入飞跃的新阶段,钟老也为此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

三、1958—1978年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乌:说来话长。1957年7月,我遭遇“反右斗争”的批判,1958年3月,“反右斗争”继续扩大化,把我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先在省市各大报刊上点名刊发了批判我的大块文章,主要批判我的一篇文艺评论,随后遣送我到昌图县农村修水库,当年10月1日国庆节又遣送我到辽西矿山劳动改造,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的饥荒年代,历经酷暑严寒,在长期露天铁矿的采掘中,我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幸存下来。在面对苦役、饥饿和死亡的逆境中,磨炼了我的意志。1962年春天,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但是,没过多久,又勒令我下乡在“四清”运动中接受改造。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重遭迫害,被专政,进牛棚,被批斗,被私刑拷打……再次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二次存活下来。最后,1969年冬,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再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9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秋,方才返回辽宁大学。这段严酷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甚至对我的整个人生,影响极大。

记者:这20年的坎坷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您是怎么看待的?您又是怎么对待的?

乌:回顾起来当然损失很大;但是,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就我个人来说,这20年的重灾对我的人生,也不失为是另一种“财富”。就以在农村改造来说,三千多天的苦辣辛酸和风霜雨雪,无疑地使我受到了严酷的磨炼和考验。特别是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幸中的大幸是在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中,有了三千多个田野工作日,这是今天用多少经费和精力也难以得到的宝贵财富。我结识了那么多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使我对民俗传统、底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屈辱和艰苦的境遇,相反却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对愚昧落后的农村存在着的太多的陋俗恶习也有了透彻了解,这一切都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民俗学人的责任重大。那时,我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已经置之度外,反而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百姓的生存生计多了些深思熟虑。1978年我49岁那年,重新获得解放,回到了辽宁大学。这20年来艰险的逆境给我带来的压力,几乎都转变为我重新奋起的动力,我不仅感悟了人生,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格,更重要的是这20年为未来从事民俗科学事业做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同行朋友们只要看看我保存的那些老鼠啃坏了的专业书籍,烟熏尘封的资料卡片,就不难想像我从28岁到49岁这20多年好年华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思想与学识的飞跃该有多大幅度。

四、1978——2003年

   记者:许多媒体关于您的报道都说:“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使乌先生焕发了青春,回城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参加了一系列重建民俗学的活动。……”那是怎么一回事?

乌:返校后不久,我就听背后有同事说:“20多年的不断挨整,把一个当年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毁成了一个年已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我听了以后,暗自思量:古人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我虽没有为国捐躯,也没有被折磨致死,我在逆境中准备的重新奋起,应该立即有所作为了。于是,连续用了三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那篇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戏剧艺术》1978年第4期上。让同事们对我的惋惜很快变成了惊叹,从此我坚定了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1978年9月高教部下调令邀我进京协助钟敬文先生筹备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制订了编写大纲,准备了大量参考资料。12月31日除夕夜我在京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寄给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周扬,提出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建议,受到重视,该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刊发在该院《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发送全国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引起很大反响,被认定为当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1979年11月我又作为辽宁民间文艺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12所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宣读了恢复民间文学专业教学的倡议书;同时,我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0年我又当选为辽宁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1年8月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辽宁省民俗学会,被选为学会副会长。紧接着1983年2月9日晋升为教授,此后,被选举连任辽宁省5、6、7、8届政协常委、省民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接连被选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都使我坚定信心,精神振奋,尽力多做贡献。

记者:我在1981年的老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您是在新中国大学讲堂上开《民俗学》课程的第一人,那是怎么一回事?

乌:作为重登讲台的教师,我从1980年3月便在辽宁大学首开了《民俗学》系列讲座,组建了辽宁大学民俗学社,亲自带领采风队的学生到辽东满族山乡做田野调查,主编了《满族民间故事选》,《光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采风活动。1981年3月辽宁大学领导批准正式跨系科开讲《中国民俗学》课程,成为新中国高校文科首开《民俗学》课新记录,《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道,日本几所大学发来了贺信。

记者:以后您是怎样建立并开拓民俗学专业的?

乌:开拓了民俗学教学领域一年后,迎来了可喜的结果。1982年秋,高教部批准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我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那时超负荷工作,被校长公开表彰为“辽大有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我那时还担任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同时还任前苏联及蒙古国五名副博士、日本三名硕士生导师。到现在为止,我亲自指导国内外研究生40多名,大多数已成为脱颖而出的跨世纪民俗学学术带头人。1986年辽宁大学该专业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我还主持举办了6期民俗学专业高级研讨班,学员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汉、满、蒙、藏、回、朝、维、苗、羌、撒拉等多民族成分的民俗研究者共108人通过了结业考试,成为国内各地民俗学战线上的学术骨干或代表人物。这期间,我还先后应邀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46所院校和许多省、市学术团体讲学和作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从教50年来,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连续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并被评选为沈阳市“十大良师”之一,荣获“五四”奖章。我努力做一名好老师,在民俗学界力争做一名开拓者。

记者:我知道我国当代很多中青年民俗学者都是读您的书成长起来的,请问,您都有哪些论著问世?

乌:我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多篇学术文章,我还从没有统计过。另外,还为别人的学术著作写序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9种,除了早期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外,还出版了《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生灵叹息》、《民俗文化新论》以及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主编中国民俗百科丛书一套,《中国风俗辞典》一部。

   论文中《“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1984年5月25日A版;《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以英文发表在联邦德国RADER出版社1987年版的民族学论文集中。《中国东北的萨满》一文的英文本,被国际萨满教研究协会主席霍帕尔博士主编的大型论文集“Shamanism Past and Present”收入下卷于1989年在美国公开出版,成为国际萨满教研究代表作之一。《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的朝文本,分别发表在1990年《韩国民俗学》第23号和1996年集文堂出版的《韩国民俗学》大型论文集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于1985年被评选为《民间文学论坛》举办的首届“银河奖”一等奖优秀论文,并荣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

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1957年内部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受到国内外关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选用该书作为教材,部分章节被国学院大学译成日文采用为比较研究教材。1983年6月,《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评,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为好书。1985年8月《中国民俗学》一书出版,连续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多家报刊好评。1989年6月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特别关注,被国际萨满教学者称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拥有丰富调查实证资料的萨满教研究个人专著”。从1988年以来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普及了民俗科学知识。1991年1月出版了大型《中国风俗辞典》。作为主编之一我从1984年起主持编纂工作,历经6年完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工程,被外国学者和海外侨胞评价为“了解中国第一书”,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我多年来从事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学术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和调查采录实践。我力求把民俗学的现象既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又和深层的文化观念结合起来,力争把民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在民俗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努力,得到国内外的评价给予鼓励。《中国民俗学》一书被老一辈民俗学家杨堃博士、民俗学史家王文宝撰文评为“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见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民俗学研究的新成果》)又被评做“是一部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颇具开放性的著作”。“这部书不同于我国民俗学出版史上的任何一部理论性专著,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见1987年第1期《中国图书评论》柯杨文《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1989年5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值得一读的〈中国民俗学〉》一文,作者柯安盛赞了本书的深远意义。法国汉学协会的学术刊物《汉学研究》专文评价说:“多亏乌丙安教授,使我们有机会释读了他的民俗学著作。他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在外国文化方面的学识都很渊博。他作为一位科学家,走遍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毫无疑问他更了解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他为我们提供的这部书,既是概论,又是指南。”“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他研究的资料做了全面完整的论述。作者使人们看到他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性,采风方式及这些研究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这部民俗学书是一部最好的全面分析中国风俗习惯的著作。”后来,《中国民俗学》连续获得了全国优秀专著一等奖、“山花奖”特别奖(一等奖)。此后,我和大林太良等合著出版了日文版《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一书;又接连出版了《中国民间信仰》、《生灵叹息》。2001年出版了《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这是我在新世纪迈出的一大步。学界撰文评价我的《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三部著作,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三级跳”或“三个里程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尤其是《民俗学原理》,那是我讲授这门学位课17年的结晶,1999年初在德国完成的,那年我70岁。该书被胡鸿保教授评价为“颇具个性的‘尽责守土,锐意创新作’的精品之作。”我对众家学者给我的鼓励虽然感到莫大感激和欣慰;但是,我并不十分满足自己的成绩,而是不停地修正自己过时的观点,努力吸取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记者:据我了解,您的学术成就和您多年来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您能不能向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乌:这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5月,我应联邦德国汉学、民族学中间会议邀请,为在圣奥古斯丁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同年8月,被接纳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1985年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我赴日本进行中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讲学和考察。我做的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的讲演,特别是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研究的学术讲演,受到了日本学界欢迎。那时,我还考察了京都、大阪、奈良等地的民情民俗,对了解日本国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由于我在日本进行了广泛交流,被邀加入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为外籍会员。1987年11月,1989年3月我再次连续到日本讲学,调查了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人的民风和神话史诗。在日中北方家族习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中国北方各民族家族习俗制度》的长篇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1989年5月,我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担任了专题论文报告会执行主席,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萨满教与民间英雄史诗》的论文。1989年6月,应邀赴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题讲学。同时,对德国的哥丁根、蒂宾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汉堡等地的大学、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了六个月的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德国有两家大型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有关我访学的大幅照片和专题报导:《乌教授踏着格林兄弟的足迹》、《维悉河与黄河紧相连》、《乌教授爱上了维斯特法伦人民》等文章。同年8月,德国民族学会接纳我为国际会员。9月,应邀从法国巴黎转赴汉城出席首届亚细亚民俗学大会,担任了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东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论文。1992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持了“中国辽宁农业民俗展览会”;1994年出席了有欧亚九国学者在柏林召开的“中国变迁中的农耕民俗国际研讨会”,并应邀致开幕词。我在连续16年的国际交流中,在日本讲学7次,德国7次,匈、韩等国各1次。主持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6次。1999年我70岁以后,便婉言谢绝了国外的所有邀请。

记者:据报刊有关文章介绍,您在海峡两岸民俗学交流方面也起到了带头作用,那是怎么回事?

   乌:那是1991年冬天的事。我应台湾文化界邀请,从高雄一路访问考察到达台北。先是进入大阿里山地区考查泰雅、赛夏、卑南、阿美等原住民部落民俗,直到日月潭一带;又在屏东乡下调查了丧葬习俗、吃“大拜拜”习俗和渔民习俗。12月20日应台湾中国民俗学会娄子匡老会长的邀请,在陆羽茶楼出席了专门为我访问台湾举办的欢迎茶会。会上我听取了娄老关于台湾民俗学活动的介绍,我向与回同仁介绍了祖国大陆民俗学的发展概况,解答了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观看了现场演示的药膳民俗和茶艺民俗。……

记者:最后请问,您近年来在做些什么学术研究呢?

乌:从2002年秋季开始,我就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程项目中了。就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题已经发表了7篇学术文章。同时还为抢救工程出版的手册撰写了实用性强的民俗普查细纲。今年初,我被文化部聘任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聘任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即将担任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评委工作。我虽然年过古稀,但是,只要中国民俗学事业需要我,我还会尽全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听了您的这一番学术自述,不禁使我想起在1999年举办的祝贺您70寿辰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教授所说的话:“像蜡烛一样,为了照亮他人,乌教授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放射出灿烂的光华!”这话的评价恰如其分。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等欢庆您80大寿的时候,我们再做更隆重的人物专访。祝您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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