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广大地域里，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其核心情节单元为：
（1）有战事/或灾难发生，村民躲避战祸/或灾难；
（2）村妇背大孩，牵小孩。大孩是别人的，小孩是自己的；
（3）首领/或神仙感动，授以标记，不杀；
（4）妇人告诉他人，他人免祸，自己被杀/或未被杀；
（5）人们以标记/地名/庙宇纪念她。
这种传说，最早见诸于汉朝时期《列女传》中的“鲁义姑姊”，其记载为：
鲁义姑姊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问儿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蓄，丈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肋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姊。
由于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文本，因此，我们认为它或形成它之前的口头文本是这类传说的源头，故将这类传说命名为“鲁义姑姊”型传说。
二
在闽、粤、赣等广大客家地区，流传着一则有关端午节饰物来历的传说，该传说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异文，没有统一的固定文本，有的表述似乎还与生活逻辑或情理不相符合，但是其基本情节则是稳定而相同的，是对“鲁义姑姊”型传说的一种移植与改铸。该传说为：
唐末黄巢起义,兵至福建宁化石壁村,路上有许多逃难灾民。黄巢遇见一妇人，背一男孩，手里还牵着一个更小的男孩。黄惊问其故，妇人答曰：“背上是我侄子，其父母双亡。小的是我儿子。如今黄巢造反，兵荒马乱，我只好先保护侄子。”黄巢深为感动，对妇人讲：“我就是黄巢，是不杀穷人善人的。你好心必有好报，回去拿条黄葛藤插在门上，包你无事。”后来那妇人跟着逃难群众逃到一条山坑，她偷偷将黄葛藤插在山坑口。果然黄巢兵来到时，见了葛藤就走，这样就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后来客家后代在五月初五这一天，都要在门上插葛藤，以纪念那位好心肠的妇女和保护穷人的黄巢，此俗便一直得以流传至今。【1】
这一传说，解释了客家地区端午挂葛藤习俗的由来。
三
这则流传于客家地区端午挂葛藤习俗由来的传说，是客家人历史记忆反映。其历史记忆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1．黄巢起义军杀人的记忆
人类历史表明，战争不仅只是战场上双方的杀戮，同时还会殃及到无辜的贫民，影响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农民起义军虽然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小农性，其在起义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黄巢起义，由于时间长，长达18年，地域广，几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加之黄巢的个人性格——性格暴躁,顺风从他的诗作,证实黄巢具有杀虐成性、猜忌自私、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2]，因此，在大肆杀戮官吏豪绅的同时，同时也杀害了一些普通民众，民众口头流传的“黄巢杀人八百万”，虽是沿袭于官方的说法，但至少也是对部分事实的认同。
关于黄巢杀人的情况，史书上记载不少。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载：“巢复入京师，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五卷》载：“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五卷》载：“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硙，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兗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黄巢》载：“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史书站在官方的立场，历来称农民起义为“匪”为“寇”，污蔑起义军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上述记载中，有关黄巢种种杀人、吃人的恶行，是为称黄巢起义为“黄巢之乱”张本的，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夸大成分。对此，我们应持审慎的态度，既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因为流传民间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佐证的证据。
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是民众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一种间接评价，尽管它不是历史的本身，但却是历史影子的反映。有关黄巢起义杀人的传说，民间代有所传，其中流传较广的传说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虽然在劫的劫数与人物不同，但杀人八百万的数目却是一致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巢杀人的事实。客家端午挂葛藤习俗来历的传说，虽没有直接说黄巢如何杀人，但通过传说，却隐约表述了黄巢杀人的事实。这是客家人对黄巢杀人的一种记忆。
2.黄巢起义军选择性杀人的记忆
历史记载黄巢所杀的人中，有多少是该杀的土豪劣绅，有多少是不该杀的无辜贫民？他们没有进行区分统计，因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只需用这个数据来支撑他们“黄巢之乱”的结论，这样就使我们对黄巢杀人的认识蒙上了一层迷雾。
黄巢杀人应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官方记载和民众记忆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民众对皇朝杀人的记忆却是有区别的，黄巢杀人固然是事实，但是他杀人，却是有选择性的，即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尽量不杀，从民众的视角对黄巢杀人的事实进行了修正。客家端午挂葛藤习俗来历的传说，通过黄巢的话语：“不杀穷人善人”，表明他的杀人原则；通过挂葛藤而免杀的事实，表明黄巢是有选择性的杀人。客家民众移植并传承这一传说，是客家人对黄巢有选择性杀人的一种曲折表述。
3．黄巢起义军转战客家地区的记忆
黄巢起义军不仅转战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使中原地区的人民生活动荡，流离失所。罗香林认为，客家史上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就是为了躲避黄巢之祸，而所有的族谱中，都叙述是唐末黄巢起义期间迁徙而来。据《厚德载物：广东客家人的风骨》载：“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原先民迁入惠州诚附近定居的人数达5万之多。”而黄巢起义军转战于客家地区，更给这些地区的客家民众留下了深刻战争体验。《新唐书·逆臣传下》记载：“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阮元《广东通志》卷183载：“（乾符）六年四月黄巢陷桂管，五月围广州。”同治《韶州府志》记载：“乾符六年黄巢破西衡州。”表明黄巢曾带领起义军攻克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波阳）、信（今上饶）、福建的建州（今建瓯）及福州和广州及西衡州（今英德市）等客家民众生活的广阔区域。传说中的“兵至福建宁化石壁村”，虽有人考证黄巢起义军没有到过该地，但我们对传说不应做胶着性的理解，这里的“福建宁化石壁村”，是客家地区的一个代表符号，一个代表。黄巢起义军使得“福建宁化石壁村”的民众逃难，同样会使转战于这些客家地区的客家民众逃难，给客家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同治《韶州府志》曾有这样的表述“是时韶境悉被其害”，虽没具体写出“其害”的概况，但“悉被其害”应不是捕风捉影，有一定的事实因素。
因此，黄巢杀人或选择性杀人是新旧客家人的一种共同记忆。
四
流行全国的端午饰物，基本上是艾叶与菖蒲，挂葛藤的比较少见，这一习俗仅流行于客家地区，以致现在的民俗学书籍对此鲜有介绍。
节日饰物不是随心所欲，率意而定的，它是民众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进行选择的结果，一般蕴涵有一定的民俗功能。端午挂葛藤，应是客家人为适应现实生活而进行的文化选择。其具体体现为：
1. 葛藤的生长功能
在人们的观念中，五月代表生命的阳气开始衰竭，代表死亡的阴气逐渐增强，因此称五月为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为利于生命，人们便以种种象征符号，表达人们的意愿。葛藤是普遍生长于客家地区的一种速生植物，因其速生，给艰苦创业的客人带来了希望和寄托，于是，他们在“恶月”的“恶日”选择葛藤为饰物，就是希望他们的子孙如葛藤一样，在这个不利于生命的时节，也能迅速生根、发芽，成长、繁衍。客家村头的大榕树，也是客家人这种意识的表达，据说榕树是客家先民卜居的实验品，他们每到一地，先插一榕树枝，若能落地生根，则就在此地开基创业。
2. 葛藤的药用功能。
民俗饰物，往往因具有某种药用功能而被赋予辟邪的意义。客家民间称葛藤为仙人索，意即它能捆缚妖魔鬼怪而使鬼怪不能逃脱。葛藤的这种文化意义，表面上看除了形似外似乎毫无根据，其实其实质是对它药用功能的认识与运用的曲折表述。据记载，葛藤有清热解表之功效，葛根粉可治疮疖。因此，客家民众端午挂葛藤，是希望借助葛藤的药用功能在不利于生命的时节以保护全家人的生命。
3．葛藤的实用功能
民俗饰物，有的往往因为具有某种实用功能而赋予某种意义。葛藤皮可织葛布，葛根可供食用。客家先民从中原而来，虽然具有相对于原住民而言的先进生产技术，但在开基之初，生产、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遍布山野的葛藤和葛根，曾在某些时候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补给，帮他们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因此，客家端午挂葛藤，当是对其实用功能的传承与张扬，是希望葛藤能在不利于生命的时节提供生命的保障。
4.葛藤的偶尔庇护功能
民俗饰物，有的是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偶尔发挥过某种庇护功能,从而被赋予某种民俗功能。客家人端午挂葛藤，可能源于客家人某次生活中葛藤偶尔发挥过某种作用。传说说以葛藤为标记，即可保护生命安全，这是否可以认为是对某一洞口因有葛藤的掩护而逃过劫难的一种选择表述呢？传说中葛藤插的地方就是“山坑口”，客家葛藤坑的传说，说的也是“坑口”，由此可以推断，这应是对葛藤某次偶然庇护功能的肯定与申张。因此，客家端午挂葛藤，是希望葛藤在不利于生命的时间庇护生命。
客家端午选择葛藤为饰物，是客家人在新的生活环境里为适应现实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1]广东老教授协会，岭南客家文化研究院.客家文化大典[Z].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74.
[2]顺风.从黄巢的三首诗作看“杀人魔王”性格[EB/OL].www.docin.com/p-1507040.html 201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