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南昌】晚清南昌的行会、商帮与会馆(二十一）

明清时期，江西除了在北京建有江西会馆外，一些府、州、县也在北京设立会馆，江西新建仅是其中的代表。

据同治《南昌府志》卷十一《建置.公所》记载，新建县“京都会馆三所：一在正阳门外鲜鱼口长巷下头条胡同，是为东馆；一在正阳门外王广福斜街，是为西馆；一在西馆斜对过为新馆”。

光绪四年（1878）新建县大塘汪山人程鼎納芬所辑的《新建馆録》有该三所会馆的有关资料。《新建馆録》有一万五千字左右，共计两部分内容；一是收辑了清代以来各个时期新建士绅记录新建会馆历史的记文。包括乾隆八年（1743）周学健撰写的《馆録旧序》及其馆规，乾隆二十六年（1761）熊为霖撰写的《增贤西馆记》，乾隆四十九年（1784）曹秀先撰写的《馆録序》和制定的《会馆条约》，道光六年（1826）程矞采撰写的《重修东西两馆记》等。二是记载了新建士绅从乾隆三年（1738）至光绪三年（1877）一百四十年间历次捐资维修会馆和资助公车卷价银（钱）的名单和数目。该《新建馆録》基本上反映了北京新建会馆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末光绪初年的历史。

东馆会馆的设立、修建及其终结.

新建县在北京的会馆创设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最初叫旧馆，时任相国的新建籍人张位（号洪阳）创设，张位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时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削职为民，会馆的创设当在他被削职之前。张位在神宗时期为会馆题写了“桑梓敬恭堂”匾。旧馆因其坐落在正阳门外长巷下头条胡同，又称为东馆。

康熙五十三年（1714）五十四年（1715）旧馆遭火灾。仅存小屋一间，梁柱数枝。乾隆元年（1736）邑人曹秀先（官至礼部尚书）、叶一栋（官至副都御使）、胡中藻（1）（官至内阁学士兼侍郎衔）、凌之调（官至工部主事）四人同榜进士，留京任职。

四人将户部发给他们制作牌匾之费（每人30两银子）共计120两银子全部捐出，倡议重建会馆，得到本县周学键等官绅的支持。邑人周学键（字勿逸，雍正解元、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计先后52人54次共捐银460.6两。于乾隆三年（1738）九月开工，至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落成，在旧馆基础上重建房屋十六间。时南昌李经国督事。

西馆的增购

乾隆初年旧馆（东馆）重建后，新建到京士绅增多，会馆不够住，又“限于基础不能展拓”。于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任太常寺卿的邑人吴一嵩带头捐银一百两，倡议增购一所馆房，得到新建士绅的支持。裘曰修、曹秀先、熊为霖、昊一楞、裘麟、喻宗泽、凌家椿、胡万吉、阮龙光、罗克麟、刘芬、刘之宸共计12人13次捐银367两、钱18000文。购买任氏（任芷察）旧屋共三层，得屋十九间半。该馆坐落在正阳门外（即前门外）王广福斜街称为西馆。

东馆、西馆的维修

经过了东馆重建和西馆的增置后，北京新建会馆初其规模，这之后东馆西馆又经历了两次大的维修。一次是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0—1784）对东馆的维修。当时在曹秀先（号地山）、刘芬（号湘？）、喻允斋（号升阶）、朱绂（号章浦）、胡荣（号淇焉？）五位京官的带动下，共计32人33次捐银1493.6两（其中蔡珍焕只有名字，没有捐银数）东馆四层及厢房均增高建造。另一次是嘉庆十六年至十七年 （1811—1812）对东西二馆的重修改建，共计21人21次捐银852两、大钱10千文。当时兵部侍郎曹师曾（号云浦）、侍御曹熊（号瀛方）、偕給谏夏修恕（字森泗）。庶常阮贻昆（号孟亭）、曹师恕（号服山）、太史裘元善（号春洲）、等人协力经营，程矞采（时任礼部主事）亦参与其事，并公请举人裘坤（号垕甫、时为国使馆籍录，议叙知县）督工。

会馆的管理

北京新建会馆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机构，推举管理人员，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章和措施。士绅对会馆的管理主要反映在会馆的增购、维修和使用上，以及会馆经费的筹措及其支配上。

第一位是曹秀先，他于乾隆元年（1736）首旧重建会馆，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首旧重修会馆，并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订馆规四条。在六次会馆维修捐款中，他共参加了四次，共捐银136两，一直坚持到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去世。可见他是一位实际的管理人员。

第二位是喻云斋（字殿传、号升阶），他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长住北京。

第三位是夏修恕（字森泗）嘉庆七年进士。

第四位道光年间的程矞采（1817—1826），程矞采在京供职兼管北京新建东西两馆，由此可知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六年（1826）。

第五位是同治至光绪年间的程鼎芬（程懋采长子，官至监察御史）

以上五人都是在京任职而兼管会馆事务的。

会馆馆规的订立

据新建馆録记载，新建籍士绅为了更好地对会馆进行管理，先后于乾隆八年（1743）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光绪四年（1878）制订了三个馆规。乾隆八年（1743）东馆重建后，在河道总督周学键的主持下，合邑士绅制订了第一个馆规，共计十三条。其内容只有一个，即：凡新建籍人中举、中进士、得官、升官等喜事，都应交相应数量的喜银，按官职不等，要交喜银二两至一百两。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月曹秀先等合邑士绅议定了第二个馆规《会馆条约》共四条。

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了会馆的接纳对象，规定会馆仅供到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到京候选官职者和进京人觐的新建地方官吏居住，凡已经在京任职及兼管会馆事务者不得占用。因本县在京任职者往往数十人，若允许他们居住，则例应居住着，反无驻足之所。规定“凡擢用京员暨謄録、供事等官，概不准其居住，如值馆容隐与违例强住之人并罚”。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会馆的性质是士人会馆。

2：规定将东西两馆中的一馆出租，收入作为两馆修理之费，如有剩余，赁公出借取息。仍公议同邑之京官等，不得向值馆者私分赁租，以远嫌疑，以杜物权。

3：会馆由诸先达捐资而成，住馆者妥爱惜保护如同世业，若子若孙于是序旅，毋毁折门窗，毋污损器具，各饬仆从，共守期约。倘有不遵公议赔罚。

4：明确了住馆者的行为规范：“士人怀抑抱利器，贡于帝幾，梓里良朋萍聚兹室，乐群敬业，所宜先也.期相品以道，相尚以礼.毋恃才以长傲，毋倚势以作骄。靖其嚣凌之习，驯归大雅之林。事贤友仁，情同手足。其或弦诵，偶腵则尊酒斗文联吟闺韵，亦延为欢。若邀侣挟妓喝雉呼庐，自诩风流，聊以行乐。少则戕其身命，大则蹈了宪制。非惟见弃于官绅。抑且贻茄于父母，有渝此约，公议重罚.”

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东西会观后，公议仍遵乾隆时曹秀先等士绅之议。《会馆条约》的规定，清楚地表明会馆的性质，既保证了会馆更好地为科举服务，又为东西两馆的维修和新馆增建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还有利于会馆财产的保护和风气的纯正。

会馆的作用

北京新建会馆是明、清两代适应科举制度，为了便利赴京赶考的举子和到京候选官职居住而建立的。邑人周学健、曹秀先、程矞采等人的文章，均强调了这一点。如周学健认为，明朝时新建县“锌绅科第鹊起蝉联，维时计偕遏选之士，络绎都门，创建兹馆得住足焉。稽之于古，庶几乎汤沐之义”。曹秀先指出“在明时有新建馆，诸先辈建置，惟会试公车及铨选人觐诸君子方得面屠之，非为士夫之官于朝与夫在馆行走者省其僦屋之费也”.程矞采在《重修东.西两馆记》文中提到；嘉庆十六年（1811）邑绅决定对东.西二馆重新修缮，修缮的原因除因西馆破败“将为瓦砾之场”，东馆后两层“风雨飘摇，梁柱腐朽且房间甚小，不足为高贤下榻”。因而合邑官绅决定重修东.西两馆，次年夏天竣工。规模益形宏敞，两馆中报捷遂多，咸以为堂构鼎新所致，……常年仍行出租、会试之期则先为腾出，以各同邑之春绅科第鹊起蝉联到京，皆有税驾停骖之地，毋至外车倚徒依然憱挥而居也。这些足以说明，从明朝创建新建会馆开始至清嘉庆年间，新建会馆主要是为赴京应试的举人服务的，而且直到清末，这一初衷始终得到贯彻。

作为文人会馆北京新建会馆给北上会试的举人和到京候选官职者的住宿提供了方便，故乾隆后期又对东馆进行增高扩建，使入京会试的举子“竞得朝夕而言故乡之乐”。后来到就的士绅增多，会馆不够住，于是倡购西馆“无虑公车屦口以满也”，‘有甯居之灰’。可见北京新建会馆作为北上会试举人和到京候选官职者的招待所给了他们亲情感，归宿感和安全感。

新建会馆对参加会试的举人的资助解除了贫寒七子的后顾之忧，为新建地方教育的发展和人才辈出做出了贡献。当时举子们赴京往返一次的路费每人约需银一百二十两，一般人家实难筹措，以至于该县曾经出现过“有举于鄕而从未北上者”的情况。会馆后任坚持以振兴人文，鼓舞邑后进为己任。自壬辰（道光十二年）迄辛丑（道光二十一年）春闱前辄寄数百金助捐资，又函劝同邑官他省者，各解囊集腋，往往荟聚近千金。自是公车益众，至两馆不能容，称极盛焉。

同治九年（1870）胡家玉（探花.官至左都御史）认为“吾邑在前明，科名甚盛。而一甲仅谢（即谢一菱）邓（即邓以赞）二公。我朝百九十余年，至道光乙未（十五年）曹子固（即曹联桂）先生始以一甲第二名及第，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不才忝附一甲未。七年间两缀高科，金以为先生鼓舞振兴之所致。

据统计、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间，新建县的文科进士79人（内含状元1人.探花1人）文举人249人、武科进士17人（其中状元1人）武举人69人。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新建县文科进士135人、（内含榜眼1人.探花1人）文举人561人，武科进士14人、武举人209人。可见清代新建县获取功名的人数远远高于明代，反映了清代新建地方教育的发展和兴盛这与新建北京会馆对科举的支持和资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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