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话新装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人王安石颂祝新年的诗句虽然描述的是贴新门神、写新春联，但是，从深层意义上看，它何尝不是一个全方位的象征性表述呢？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打扫房屋院落，粉刷墙壁、装饰门窗、扎绑顶棚、裱糊墙围炕围，当居住环境从外而内地焕然一新时，每个人的着装也就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新衣盛会。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自有人帮助料理，而平民百姓则是自己动手。在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背景下，全家人的新装都在女主人的两只手上。一盏青油灯，窗影动刀尺。慈母手中线，全家新年衣。多少个不眠之夜，一针针一线线，凝聚着期待的眼神，也伴随着原生态的歌谣。

　　果然，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诸多描述与记忆：曹植《元会》描述新年新衣：“初岁元祚，吉日维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衣裳鲜洁，黼黻玄黄。”虽是官场，但着意于衣裳新鲜明洁，可看出民俗的习惯。六朝时，元日的“悉正衣冠”显示这一习俗的普遍性；刘禹锡《元日感怀》曰“燎火委虚烬，儿童炫彩衣”，描绘了唐朝儿童新年时，彼此炫耀新装，笑闹狂欢的情景和心态；吴自牧《梦梁录》中有描写宋正月初的习俗：“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嘉泰会稽志》：“元旦男女夙兴，家主设酒以奠，男女序拜，竣乃盛服……”明朝，新年时，北京人头上要戴“闹嚷嚷”——即人们用乌金纸作飞鹅、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男女老幼头上各戴一枝，富贵者有插满头者。如同杜牧诗“人世难逢开口笑，鲜花须插满头归”所写的境界。其实，头戴“闹嚷嚷”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民国《新乡县志》载元旦五更起，“无论贫富老幼皆更新衣”。以上海为例，每到除夕那天，鞋帽服饰店就会拥挤不堪直到半夜，因为吴地风俗和全国一样，春节是要穿戴新衣新帽新鞋的。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令废止春节，有的地方甚至查抄卖年货的商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想开天辟地，于是，以废除年假来挤兑春节，可民间仍在偷偷地过年。想想看，贫困到极致的杨白劳，在大年夜还给女儿扯了二尺红头绳呢。这浩浩荡荡的新年着装潮流，谁又能抵挡得住呢？

　　当然，从古至今，并非所有人的感受都那么同步，那么单纯。但作为新年的狂欢式的仪典，“着新装”却如同上天律令似的成为普遍遵从的规矩。宋洪迈《容斋五笔·白苏诗纪年岁》：“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年岁逐渐老迈，慢慢有了无情岁月增中减的感觉，于是，新年的神圣氛围和新鲜感受渐渐让位于某种暗淡的心绪，而不像年幼时那么企盼换上新装。只能在被动中让家人给换上春衫。似乎是无奈，似乎是被动，但是，这场景又伴随着多么温馨多么亮丽的人生色彩啊。

　　生命的狂欢时刻需要衣饰的辅助，需要形式上的仪典才能推出意念中的崇高。这是心情意绪的感性显现，仿佛重温童年的美饰梦，仿佛重返自我崇拜期与求偶期似的。天地间，四围的一切突然都变得那么新鲜，无美饰似乎与这个环境不大协调。恰如一学者所说：“随着节日的来临，生活的常规被打破了。最突出的和引人注目的是服饰和饮食习俗的变化。为求温饱而实行的常服和饮食惯制，被引向另外一个世界。”（陶立璠《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75页）于是乎，强调以第一次穿着来迎接新年就有了特别的价值。更何况，除夕时分，通过祭祖已将祖先和天地诸神请来过年，能不郑重其事？能不神圣庄严吗？能不衣着崭新吗？同时，新衣的鲜艳意味着每个人在天地初始时分，都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被关注与赞扬的角色。特别是幼小年轻者，多少个孩子在除夕之夜接过自己的新年之服，心中涌流着莫名的兴奋，反复比试之后，置于寝枕之侧，等待着窗纸微明元日的来临，想象着新装为亲人为伙伴所关注所赞许的情景。再说，普天之下男女老少都如春叶春花一般簇新靓丽，旧装也会显得格格不入，服饰整合社会的功能于此可见一斑。确确实实，这新衣美饰就是节庆欢娱的仪式之一。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面前，新天新地新岁月，作为主体的形象能不焕然一新吗？ （张志春）

（来源：西安晚报　责编：吴鸶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