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弈融合中的史与诗 ——序陕西文学60年纪实报告文学卷

搏弈融合中的史与诗

——序陕西文学60年·纪实报告文学卷

张志春

作为陕西文学60年业绩的一个方面的汇集，以纪实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命名，似乎有必要从名分上予以厘清。

原初，我们拟定以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并称来命名的，继而又拟改为纪实文学，后经斟酌才有所取舍为现在的名字。众所周知，报告文学在过去是叫得比较响的名字，是20世纪才风行的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是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印刷术普及和现代报刊的出现而逐渐从新闻中衍生出来。它源于一个德语词：Reportage，定名于1930年代。当时除译作报告文学外，还译作通讯文学、报告小说或报告等它似乎更强调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由于这种跨文体的缘由，报告文学在相当长时期被视为一种边缘性文体，名分上总不那么确定与自信，多少有点摇曳飘摆。1950年，随着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论特写》在中国文学界传播开来，人们又将报告文学称为特写。随着新时期创作的多元发展，这种旨在记录现实与呈现历史的文体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断拓展；日新月异的风貌不断突破报告文学与特写既定的门限；种种新的称谓遂如遍地斛泉不择地而涌出，如口述实录体、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新新闻、非虚构文体……，在这种情境下，报告文学、新闻特写命名的一统性与权威性被解构了。当然，解构与建构在这种情境中也呈现为起伏消长的样态。出于文体整合的需求，出于学理的推究，在不断地质疑与论辩中纪实文学这一概念显露出来，逐渐为人们所认可。事实上，早在徐迟、李辉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文学卷》序列（1949-1976；1977-2000）中，纪实文学便取代报告文学成为这一类属作品的新概念。纪实文学这一概念确乎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它足以涵盖记录现实呈现历史的这一类属所有文体。简括来说来，纪实文学借助于亲历或采访等个人体验方式，或使用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历史文献，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新闻特写、速写、回忆录、日记、传记等多种文体。考虑到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是上下位概念的包涵关系，即纪实文学涵盖了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却不能囊括纪实文学的全部，于是拟选取纪实文学这一更为简洁又有包容性的类属称谓。但还有朋友以为不少作品在初发时原本以报告文学名义写作与刊发的，作为保持文学样式的历史原貌，似应保留这一称谓。事实上，我们原初之所以欲拟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并列式命名，恰恰也是因为入选作品原初就有以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特写甚至以散文来命名的这一文学史现象。最后，我们斟酌再三，绕了一大圈仍回到原点，确定以《陕西文学60年·纪实报告文学集》为名。

倘若有人要问，纪实报告文学作为诗与史结合的宁馨儿，是史的内质诗的形式，还是诗与史共同构筑的内质与形式？似乎很难一句话说透厘清。但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运行轨迹来看，几十年来的大致趋向却是明晰可辨的，即由过去的纪实文学倚重新闻性，发展到现在的弱化新闻性样态，而非虚构对象其内在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则相应地凸现出来。众所周知，史的价值在揭示曾经发生的真相来启蒙，诗的价值则以善与美的情致滋润人心。事实上，中国近百年的纪实文学发展史业已证明，诗与史的交织，诗与史的冲突，恰是这一文体兴与衰的内在动力。

一

倘若一定要给陕西当代纪实报告文学分期的话，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为草创期，以郑伯奇、柳青、李若冰、魏钢焰为代表；新时期以来为转型期，以毛锜、李凤杰、白描为代表；新世纪前后至今为拓展期，以叶广芩、冷梦、莫伸和王蓬等为代表。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展卷重读郑伯奇的《忆创造社》，一方面感到惊喜，这位令人仰慕的陕籍作家以亲身经历回忆着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活动，那是轰轰烈烈的激荡着几代人的浪漫文学活动，更是中国现代文学链条中闪亮的一环。正是这珍贵的历史记忆，这有限的文学记忆，成为陕西当代纪实文学的重要奠基石之一。另方面也有感喟。因为，字里行间明显可看出写于1959年的回忆已经带有相当内敛的意味。在那动辄得咎的特殊际遇中，作家与文学均失去独立地位的语境下，这位多才多艺的创造社元老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清峻飞扬，而毋宁代以深沉淡泊。他的文字漫向既往那个生命力贯注个性充盈的时代，而与眼下新生活和新抒写模式又难免有相当的距离。或者说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作家大多进入创作渗淡收缩期，史与诗开始彼此疏离。即便像郑伯奇这样，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也不例外，真正支撑他创作的文化空间已全然刷新，不再熟悉。因而，他的文笔回溯只是某种历史意义上的“继往”，而不可能是文体或文学意义上的“开来”。

而柳青、李若冰和魏钢焰则是另一种风貌。他们雄视高蹈，伴随着共和国稚嫩的脚步向前走去，底气丰沛地为草创期的陕西当代纪实文学奠基。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50-6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特写，所写的歌颂新人物，歌颂劳动者的主题，并非作家独具慧眼的发现与解读，而是整个社会群体歌唱山呼海应的共鸣。在这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既定的，只有深入到所描写对象的工作与生活情境中去，挖掘他们所独有的“细节”以及特有的叙述方式，才是这些作家才能与智慧的表现。作为作家，他们目光敏锐，也在长期的创作磨炼中形成了独有的叙述风格，构筑了富有魅力的言说趣味；秦人的踏实较真品格又使他们能够真的融入到所写的生活情境中去；而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又是从解放区起步的革命干部，或兼职领导，或是党员，他们的纪实文学创作天地中，难免有着潜在的社会主题优先，有着诗与史融合的主观欲望，也不无诗与史潜在的对峙搏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作家本身就是这种新社会新制度的奋斗者与建设者，当年作为青年或少年的他们，为了这个梦想的社会不惜舍身投入流血牺牲的运动之中。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在他们看来，梦想中的天堂就从飘渺的云端降落到现实的大地上，或者明晰如海市蜃楼却位于举步可及的前方。而自己与其所属的群体选定前行的就是直奔目标的康庄大道。虽然他们的写作都显现出宏大叙事的意味，但由于主观的认同，理想的辐射，使得其字里行间散射的便不是中年宽阔的视野，不是老者高远的目光，而是少年单纯的歌唱和青春激情的喷涌。即是说当眼睛看到的生活表象与内心预设的主题相吻时，就欣然著录且心事浩茫连广宇；当二者冲突时，如何表述对于他们来说，即便不无悚惧也仍是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停笔悬搁，或者将困惑潜伏于内心深处。这里既有对于文学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理解冲突与困惑（文学到底是审美主体还是宣传工具？时代运行的路径或者速度是否还可斟酌与表达？这在今天渐渐成为常识的问题，然而那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禁区而不敢设问。如在严肃而执着的作家如柳青那里，却是困扰其创作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有展示生活历史真相和所谓诗性胜利的较量对峙等等。当然极致者还有以诗裁史的现象，即宁愿虚拟真相也要在文本中实现诗意的胜利。他们的创作意态，渗透着否定过去的决绝态度，充满着肯定当下的自信而不可能有反思的意绪，洋溢着相信未来的热望和不断陡涨的激情。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异域的扫视是共性的，他们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共性的甚至是悬置的。时隔几十年后回头一瞥，在他们真诚凝铸的文本中总会发现因时代社会局限而出现的审美短板。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当他们所写内容如对于自然的向往与歌颂，对于普通劳动者创造的赞扬等主题时，他们的文本也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意蕴解读。如李若冰的纪实性散文以其荒野情结所寄寓的人类永恒向往大自然的生命向度，在作者当时明确的主题淡化之后，在新的阅读期待中便显现出来了。

春秋代序，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对这些文学前辈顿首致敬的时候，我们再来重读这些前辈们纪实文学作品的时候，觉得他们不乏真诚，不缺激情，更有田野调查与体验，但总觉得缺少富有个性的视角与立场，缺少与现实情境拉开距离的自由视野，阅读过程中自然带有说不上来的一种遗憾与不满足。对于这一点，一方面，切莫忘记他们在那个不易言说的时代里献身文学的痴诚与表达的智慧。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尽可能更多地展示生活的真实，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欲知人论世，有了可以感受并解读到那个时代的文本结构。另方面，切莫忘记他们自身以及时代所赋予的局限。这或许是不知此境艰难的后来者过苛的讲求。但通观整个文学发展史，须知文学是千古的事业，一个作家倘若无胆无识，历史的法则告诉我们，他的作品便不能穿越时空而只能成为文学大厦遥远的铺垫。

二

长夜漫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雄鸡破晓，百废待兴。超越了那个上下翻腾八方震荡的特殊时代，中国文学世界的残破与荒寞自然急待填补重构。虽然积重难返，但目标清晰明确且开始转型，是上帝的归上帝，是撒旦的归撒旦。折腾了许多年月的大地有了渐近正常的呼吸与节奏。于是乎，在中国，随着一切文化创造开始拨乱反正，纪实文学领域也在其端正坐标系的状态下还原归零，重张运行轨迹。历史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以转型的意态开拓出一个新纪元，纪实文学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与之相应，陕西的纪实报告文学获得了一个转型期的背景和语境。

我们看到，在新的语境中，对于知识分子，不再是皮毛之论下原罪蔑视与俯瞰指教的抒写对象，不再是容易聘问题挨批判的禁区题材，也不再是极端情境下“老九不能走”的同情与呼吁，而是理直气壮地为其精英人物树碑立传。如果说在全国范围内，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以先知先觉的敏感而成为文学领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先声的话，那么，毛锜的《昆虫学家传奇》就是陕西地区紧迎时代大潮的响亮呼应。毛锜的这篇作品不只弥漫着文学情调，而且字里行间蕴涵着昆虫学意趣；它不只以其陌生化而带来审美的新鲜感，而且在疯狂践踏科学与学者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不久，以其陡然而立的聚焦特写彰示着对于科学、知识和人才的仰慕与尊重。《昆虫学家传奇》的表层所写是彰显周尧教授的科学成就和奉献精神，但深层结构则是揭示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破坏。在这里，诗与史较有深度地融合一体。而这种境界的建构恰恰体现了作家的勇气与智慧。虽然文本叙述中也偶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所带来的旧有痕迹。

当秦兵马俑横空出世震惊了全世界的时候，也是毛锜，最早以客观呈现和深度解读的纪实文学《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来描述秦兵马俑的发现、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及其在国内外影响。兵马俑是独有的题材，独有的意象。它的发现也是独有的境界。它既是地域性的，更是全人类的。它是临潼的，西安的，陕西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对于它的抒写当饱蘸浓墨向蓝天云锦书写大字。渊博的人文知识储备，激情洋溢的诗人情怀，使得作者在这一般人难以驾驭的题材面前举重若轻。文本冷静而客观地呈现了秦兵马俑发现传奇的台阶式历程：一群打井的农民偶然挖出陶制人物却不知其然；接受一定现代文化教育的公社水保员提出保护，因直觉意识到可能是出土文物；继而县文化馆考古人员搬入自己办公室悄悄研究；不久春节回乡探亲的新华社记者听说后见到实物，迅即撰文发表内参直达上庭，直觉判断它是与秦陵相关的陶俑；起初不知底里的陕西考古部门受中央之命派人在秦陵周围探测无功而返，最后才发掘研究定论……，如此客观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整体的逐步推进的发现过程，是田野作业扎实通透的直觉显现，是清醒而难得的智慧与立场。而将这一发现历程泛泛概括为“劳动人民的发现”也是可以的，但若说将其定位为意外挖出却不知其为何物的打井者，似乎还有再解读的博大空间。因为发现须是增添新知，是认知或找到以前不知道的事物或规律，是人类对于自我的内在、具体性的自然及其整体的认识或再创造。当然，这里指出作者与文本纠结而成的复调叙述，或许有助于多侧面地来认知文本复杂的当代性。而恰恰是这些，似乎积存着可解读的更为丰富有趣的文化信息与意蕴。

如果说毛锜的纪实报告文学属于陕西转型期前端的话，那么稍后白描则沿着这一转型轨迹有所拓展。毛锜所写是重大事件，是精英人物；而白描则聚集于普通生活，着意写小人物。白描年轻而敏感，其作品《一颗遗落在荒原上的种子》文本所关注的是在上山下乡那场社会大潮退却之后，那位遗落在荒原上知青的私生女的情爱遭际和命运境遇。当年一对知青插队时有了私生女便仓惶送出，而这个孩子长大后，为逃避可怕的婚姻寻求救助，寻找生身父母。这里的情节虽大有超越虚构的传奇，作者却没有丝毫的猎奇意识，字字句句朴实厚重，直面人间苦难与荒谬。一方面，文本的呈现仿佛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般，给人苦涩和震撼，也引人反思：为什么解放几十年了陕北荒原的农民仍如此贫窘无助？为什么当年抛弃私生女的一对知青招工后即便结了婚，仍像躲避原罪一样逃离孩子和熟人圈子？为什么这个小杨玲，想逃出荒原寻找生身父母，而彼时彼地的有关部门与政策却找不到救助的依据？另方面，文本仍立足现实，为人生添一抹暖暖的色彩。小杨玲受多方相助命运转机后，便有所担当和守望，对贫病弱所困的养父母一家不离不弃。谁人绘得杨玲影，万里蓝天一缕霞。由此可知，彼时乞求救助者此时亦可立体地转化为扶助他人的强者，而不是只伸着永不缩回的手的恒定弱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独具慧眼，捕捉到当年插队早已因工作散落各地的知青们在救助杨玲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难得的群体品格：即社会伦理上的叛逆意识——知其为私生子，却没有世俗的歧视轻蔑，而是十二分的关爱与呵护，甚至抢着领养；情感倾向上的民众情怀和人生态度的坚韧执着——不因身份卑微家境贫寒而漠视，或以官话假话虚意敷衍，而是伸出手来实实在在助人脱离窘境：添衣助餐；安排工作；四面八方寻找生身父母；超越世俗，千里万里成行玉成好事……，这是在苦难情境下磨砺出来的知青精神，足以瞬刻引发“同是上山下乡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与相助，也值得当代文化史与思想史著录与研讨。

在这里，白描并没有宏大叙事模样地展示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而是与之相关，似乎从私人叙述的角度，直接切入一个这场运动遗落的小人物命运的苦涩传奇。这似乎是上山下乡运动虎头蛇尾之余的善后故事，但却余音悠长。读者自然还会期待着充分展开和反思解读的空间。然而，当一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骄人业绩、不起眼的小人物成为特写对象，成为主角，她的命运发展以及情感、性格都受到关爱与呵护以及特别解读的时候，而这种叙述引发震憾和深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这既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纪实文学内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它的重要价值使我们几乎忽略了作者借助小说手法塑造人物的成就。

与此同时，坚守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地的李凤杰则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与胆魄，将长篇纪实文学《还你一片蓝天》奉献给这个时代，为我们打开了窥知世界多样化的一个特殊窗口。如同他一贯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还你一片蓝天》的字里行间仍然没有寻常儿童文学那种单纯透明的天真稚气（虽然那也是特别可贵的），而是出以其深沉厚重使男女老幼都成为其潜在的读者。文本固然重在展示少年管教学校的教师和管教干警们以无微不至的爱心与耐心，使步入歧途的儿童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但更为难得的是对这些人们习惯意识上贬损的边缘人群有了特别正视的人文关怀立场。在这里，叙述文本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新的叙述平台。这种深沉的意蕴，或许就寄寓在作者采访看到“少年管教学校”牌匾时的感叹之中：这里不叫少年犯而叫少年管教学校，单位名称的微妙变化，是对少年犯自尊、自信、自爱与良知、道德的呼唤；而这“学员”的称呼，是国家对误入歧途的孩子重新做人的期待和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同样，我们在张兴海《死囚车上的采访》和徐剑铭《死囚牢里的陪号》这两部长篇纪实作品中，都能从不同向度看到一种新的审美坐标系的确立。作者选择这类题材，或身经心历，或沉浸采访，并非着眼黑幕之险恶，亦无意探案之惊奇，而是对我们素常难得了解的那一角落中的世道人心给予考量。对于入狱者、罪犯，甚至是足以枪毙的罪犯，也都冷静客观地从人性的角度予以观照，挖掘其由善而恶渐变中的种种个人与社会的文化元素，入情入理地探索其步入歧途的心路历程。以鞭劈入里的呈现与剖析，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人生无价值的荒诞撕破给人看。寄寓如此大爱与深思，意在揭示残缺灵魂建构过程中个体与群体以及体制层面的弊端，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如果整体地来看转型期的风貌，可以说史的笔触向现实更深更广更幽暗处掘进，而崇高的诗的旗帜仍然高高扬起。

三

新世纪到来前后，陕西的纪实文学进入拓展期。这个时期报告文学的命名在作家这里似也渐渐淡隐，纪实文学涵盖全部的趋向日渐明显。这种拓展在统计学上可以展示为：第一是作家队伍激增。草创期和转型期从事纪实文学介入者往往是有限的个数，而这个阶段则介入者有数十人乃至百余人之多。第二是作品篇幅激增。过去一般是短篇中篇，而现在则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甚至长篇系列。以致在初选过程中，原拟将邹志安的纪实性散文《黄土》选入，可看来看去，将一篇千字精品文字列入左邻右舍纵横交错的万字长城之间，似乎不大合适。最后只好将它挪移到散文卷中去。第三是作品题材与主题更趋多元化。事实上当代中国为文学提供的素材和问题之多、质量之高，确乎前所未有。我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广泛地全球性、即时性，又久经磨难而一再崛起的时代。而新时期一批愿有所为的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特殊的天时与地利之良机，多方合力，造就了纪实文学多元奔突如遍地斛泉不择地而涌出的景观。

战争纪实。胡征的长篇纪实文学《鲁西南会战》便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作为战地记者见闻的追忆式文学报告。他出以雄阔的视野、越轨的笔致，既写战役宏阔的壮观，又剖示生活情境之逸趣；既能写刘伯承将军受伤所遇佛寺救护者师徒，恰是当年从不同境地暗恋他的痴情者；又敢写战后休整时，千百名战士的媳妇被组织来与丈夫团聚……，凿凿纪实，细节逼真，史实震憾，诗思飞扬，道前人所未能道，战地风貌在这里全然刷新。

作家纪实。作家以文字剪辑历史和现实，但作家本身也是历史与现实的构成部分，也是纪实文学可以定格的对象。例如，我们可以预见，胡征特异的才思与命运会引起文学史的特别著录。而冷梦的长篇纪实文学《苦难风流》则是这一时代使命的实践。同样，我们在路遥《病危中的柳青》、邢小利《画说陈忠实》、孙见喜《未完成的老人像》和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中看到了陕西作家这种自觉意识。特别是《画说陈忠实》不作虚漫的抒发，重考据重展示，字字句句落在实处，以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的深层链接，让浓郁的诗思积淀在轮廓有型的事实和细节之中，从而呈现出朴实而凝重的史笔格调。事实上，这种作者与传主同时的作家纪实将带有其它时代难以企及的当代性。

时弊纪实。冷梦《黄河大移民》首次披露了三门峡库区大移民的人间辛酸史。在修建三门峡大坝时，大荔，朝邑，华阴，潼关各县的人民，作为中国第一批水库移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惟歌生民病，告于天下知。她的笔触聚焦于一个敏感话题，一个曾经因政府决策失误而多方遮蔽避讳的历史事实。读者受到震动的不只是黄河移民凄凉的故事，还有作者平民本位的立场，还原历史真相的胆识。而党宪宗的《沉重的母爱》则是对四十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个个供养大学生的母亲用血和汗、甚至是生命和眼泪讲述而成的故事。它令人震憾地呈现了极其广阔的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情状，展示了小人物在苦难中追求幸福的顽强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现任和道德良知。还有直面现实的邹服生，他的《解放慢班》写出了一个近乎中国“放牛班的春天”般的传奇故事，写出了一群被常规视为差生问题生的学生，在充满爱心充满心理启迪的教育格局下，生命潜能与智慧火花迸发的动人情景。对于这类作品自然不能简单视为主旋律般的歌颂之作，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以正面引导的个例暗示教育界普遍的弊端：社会上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新一代的爱心与耐心，缺少的正是这种目光高远的教育智慧与作为。而张孔明的《不该发生的悲剧》笔调悲悯而激越，对药嘉鑫杀人事件后媒体、李枚瑾等所谓专家、被告辩护律师、特殊群体等种种言说的解读与辨析，仿佛当头棒喝，将这一事件过程中弥漫的精神时弊所掩饰的闹剧面目撕破给人看，既有揭示事件真相的史的启蒙意识，又有厘清是非标准彰显正义良知的诗的立场。

史志型纪实。难得莫伸在长篇纪实文学《一号文件》中为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立传。杨伟名是中国当代史中可以和顾准相提并论的人物，无论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都不能忽略这个以身许国的思想家。1980年代，省委书记陈元方亲临户县指导地方志写作时，便提出为杨伟名立传，并认为杨伟名有副总理之才，可谓目光高远。因为有顾准和杨伟名的存在，中国当代的思想史便不再苍白和荒凉。可以设想，倘若写出让毛泽东动怒的《当前形势怀感》的杨伟名健在，倘若他看到在1962年就提出的“恢复单干”、“开放市场”……等等全局性的思想观念与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实践与发展如此严丝合缝地吻合，他会欣喜欲狂“初闻涕泪满衣裳”吗？他会叮嘱子女“家祭毋忘告乃翁”吗？恰如陈忠实在《一号文件》研讨会上所说，不论其它，仅就这部纪实文学独有的文献品格和价值，对于当代和未来欲窥知共和国成长道路的人来说，将是一种珍贵的原生态资料。

如果说莫伸闪射着洞悉农村变迁的深沉目光的话，那么王蓬则有走遍天下写文章的阔大胸襟。王蓬醉心于田野作业，用第一手材料写成关于中国古蜀道、古栈道、中国古部、中外丝绸之路等系列纪实长篇。访遍西北，出国数年，大有追步张骞、玄奘之遗风，令人感喟。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独辟蹊径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为生气所贯注的先贤。那些似乎已被忘却的历史人物，如在修筑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中，保护石门石刻的工程师张佐周，如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安汉……，这如同巍峨山岭的形象，恰是风雨如晦的岁月血脉延续的民族脊梁。

和王蓬一样，能够沉浸于田野作业的还有更为年轻的杜文娟和王晓云等。杜文娟敢于挑战，八年内五次进藏，以雄放峻爽的文字纪录着雪域高原那些壮美的社会风貌和自然奇观。王晓云或对故乡厚厚积淀的黄土层一往情深，或对浦东新貌的建构追根溯源，或对渝人在沪的踪影着意扫描……，她的文字宁静隽秀，有着厚重的余味。

生态纪实。叶广芩的《秦岭有生灵》是她的系列生态纪实文学作品之一。在她看来，山水、历史和动植物都是自有灵性的主体，而不再是以往那种被观赏被驱逐被猎杀的混沌对象。她所喜爱的北海道狗、公鸡、乌鸦、蛇、熊猫、鱼、松鼠，在她的叙述中都是有感受有选择的，有一定的情感向背，有值得敬畏的智慧掂量，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有“他者”的独有立场。叶广芩努力建构的这种众生平等的意境，似连通人类童年的稚气，又聚拢神话般特异氛围，旨在展示人与自然沟通直达和谐的渴望，旨在引发人类古往今来视动物为神、为敌、为役、为伴、为友的交际认知中人性得失的反思。她的文字看似沉浸于山水、历史、动物植物之中，超脱潇洒飘逸，其实是地气通透、凝神静思地与时代对话，融入了民族心理的现代建构过程。这不只是拓宽了纪实文学的领域，而且掘深并提升了陕西乃至全国纪实文学的境界。

…………

对陕西纪实报告文学60年作如此匆匆巡礼，感悟良多，意犹未尽。限于篇幅，还有更多的精彩篇章未能点击，更多的优秀作家未能描述，但他们共同构筑的陕西纪实文学业绩赫然在目，如同舞台聚光灯下令人心往神追的演出，而眼下的描述只是拉开大幕而已。再说，或因阅读范围的限制，或因资料缺失的遗憾，或因学识与眼界的拘囿，我们几上几下、由点到面的选编，虽然尽力，但难免错谔与遗珠之憾，敬俟各方批评指正。但值得依赖的是，当代陕西纪实文学顺应天时地利，历经数代作家的努力，已由聚焦政治转向聚焦民生，由歌颂当下转为反思历史，由关注精英转向关注小人物，由一元而转向多维……，枝繁叶密，生机蓬勃，树大根深，巍巍成林，业已构成陕西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得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说过写作有四个最重要的动机，一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二是美学热情；三是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四是广义的政治目的，渴望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如果以此对照陕西纪实文学60年的创作历程，从草创期、转型期和拓展期的发展轨迹来看，如果将其个人主义视为个体智慧实现的欲望，那么可以认为这四个动机的逐步实现过程，恰恰是这么多年来无论个体或群体写作良性发展的客观写照，这也正是诗与史的搏弈与融合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纪实文学的生命力不断充盈，汩汩流淌。当然，即便如此，陕西纪实文学的发展，仍会经历时间的严峻考验，经历史与诗的张力空间。

                                  2014.10.2初稿

                                  2014.11.19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