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王改凌]再次命名与传统节日的现代转换 —基于重阳节当代变迁的思考（下）

三、再次命名与重阳节的当代变化和命运逆转

 敬老孝亲诉求的突显，是重阳节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对重阳节的再次命名关系密切，也紧紧关联着重阳节命运的当代逆转。

正如前文已述，重阳节本有多个名称，中华民国时期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当时政府一方面，“通过重新命名、调整节日时间等方式对传统节日加以整饬”，另一方面，“设置了众多新的节日、纪念日，或者吸纳了国际上一些有影响力的节日，从而使中国的节日体系和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阳节于1941年被命名为体育节。由于政治格局的改变，这一命名成果没有持久。1953年台湾管理部门“接受台北市民的建议，规定重阳节为‘老人节’，也称为‘敬老节’”，重阳节再次得到命名。在大陆，为重阳节命名为“老年节”或类似的名称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6月23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为北京市敬老日。之后，甘肃、山西、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等省、直辖市纷纷出台法律、政策，将重阳节规定为本地的“敬老日”、“老人节”或“老年节”。201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标志着从地方上兴起的再次命名行动，在国家层面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此重阳节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了一个新名称——老年节。

命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再次命名的自觉意识更为强烈，将重阳节命名“老年节”有明确的目的和追求，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章第一条所表述的，它旨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再次命名对重阳节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其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节日主题的变化，即随着名称的改变，老年人这一特殊年龄群体得到关注，重阳节变成一个以敬老孝亲为主的节日。其次，与新主题的生成有关，节日里出现了许多围绕老人展开的新活动，比如组织老年文化活动，慰问、看望、宴请老年人等，福州、武汉、文昌、衡阳、重庆等多个地方甚至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千叟宴。再次，节日功能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以消灾避邪、祈寿求吉、敦亲睦友、娱乐身心和感恩祖先神灵为主要诉求的重阳节，是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或群体）、人与自身关系的重要场合；伴随着人们对灾祸发生规律认识的提高，以及节日主题和节日活动的变化，当下重阳节涉及的主要是人人关系的调整，尤其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就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现在也与传统社会有着很大不同。传统社会，重阳节主要是熟人之间的往来；现在则增加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比如志愿者到敬老院献爱心）、政府与民众的交往以及就业组织与原组织成员的交往。这种交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私情”，从而使重阳节具有了更多公共性，也使重阳节蜕变为培育大众公共关怀意识的重要时空。另外，亲子关系在当下得到更多强调。

再次命名，不仅促进了上述诸多变化，更改变了重阳节的存在状态，使其从休眠中醒来，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重阳节是一个有着较长繁荣史的传统节日，魏晋时已经深受时人喜欢，至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已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它还是唐代的“三令节”之一（另两个“令节”是中和节和上巳节），地位重要，以至时人有“秋贵重阳” 的说法。宋代盛况不减，少数民族政权辽、金两朝也将其过得有模有样，元明清时期依然传承。但进入民国以后，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以及历法变革，重阳节明显式微。表现之一是活动主体的减少乃至丧失，如民国三十三年四川《重修彭山县志》记载当地虽以初九为重阳节，但鲜有人过。亦如《邯郸民俗录存》所说：“近代邯郸，人人都知道有重阳节，但很少有人过重阳节。”或者仅有部分人热衷，如在吉林东丰，“载酒题糕、插萸落帽，独墨客骚人有此雅兴，蚩蚩者氓，驰驱衣食，固无暇作此举也。”在黑龙江望奎，只有学校于是日旅行，农、工、商皆无任何举动。表现之二是习俗活动的减少和丧失，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冠县志》载：“登高远眺，间有行之者。至于佩茱萸囊、蒸菊糕，皆古来文人学士之韵事，已成白头宫女之闲话矣。”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重阳节更陷入名存实亡的生存困境。

如今，重阳节期间的众多活动表明其生存状态已然今非昔比，正日益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传统断裂后的重新接续。尽管其中有多种原因，但毫无疑问，再次命名对重阳节的命运逆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命名，使敬老成为重阳节的主题，它在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空巢现象突出、老年群体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时代，在道德滑坡、伦理失序的时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于是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纷纷参与其中，共同促成了一个节日的重振复兴。在重阳节重回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一些传统习俗活动也被激活了。比如许多就业组织组织自己的退休职工登高、赏菊，就激活了登高、赏菊等传统节俗活动。再比如北京东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制作茱萸囊送给社区老人，这就使消失已久的佩茱萸囊习俗重新活了过来。

四、 再次命名：传统节日进行现代转换的一种方式

高丙中曾以一座博物馆-庙宇的民族志，探讨了中国命名传统作为政治艺术运用的过程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双（多）名制的意义：“从功利上说，多名能够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左右逢源；从认同上说，它是人们应对骤变社会的方式：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既前后接替（新命名），又同时并存（保留原名）。双名让主体在各种二元结构中游刃有余。”如果说高丙中更强调多名共存的价值，本文则更关注再次命名之于传统文化当代命运的作用和意义。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宝贵资源的认识，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一方面，传统文化毕竟生发于传统社会，而且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不少传统文化已经消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毕竟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挽救本不应失落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就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传统节日同样面临着这一时代课题。重阳节的当代复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它显示了“再次命名”在传统节日进行现代转换中的巨大力量。

无庸置疑，每一个名字都包含某种内容和期待，每一次命名都是有意义的行为，但再次命名与初次命名有所不同，初次命名是名称的从无到有，再次命名是名称的从“此有”到“彼有”。相对于初次命名而言，再次命名的行为更加复杂，它有时基于保留良好过去的考虑而格外考虑与原名的连续，有时又基于忘记过去的愿望而格外强调与原名的决裂。再次命名的后果也更加多样：既可能造成对原名的遮蔽和替代，使其失效，不再称用；也有可能造成在原名上的叠加，造成多名共存的现实；还也有可能新名称并没有被接受，原名依然广为称用。这些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实例。

再次命名并非一种新现象，比如我国素有在不同人生阶段给予个体不同名称的文化传统，而普遍为传统节日再次命名的做法从袁世凯担任总统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曾经下令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分别更名为春节、夏节、秋节和冬节；后来中华民国政府又为多个传统节日再次命名，如将立春命名为农民节，将孔子诞辰日命名为教师节等等，近年来的典型事例则是重阳节被再次命名为老年节、七夕节被再次命名为中国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所有这些再次命名都包含着将传统节日融入现代社会的诉求和努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强调名实的相副，遵循“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文化逻辑。因此对传统节日的再次命名，往往一方面需要从节日传统中发掘与新名称相契合的内容，以说明新命名所来有自，并非任意为之；另一方面，新名称又发挥提示、导向、规范作用，具有不断使“实”向“名”所包含意义靠拢的强大能力，从而诱使人们想方设法发明新的活动，或采借他者的活动，或转换自我活动的意义，以证明名实的相副。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再次命名往往会唤醒人们对于传统的操演和记忆，甚至使久已失传重新活跃起来；同时，又会导致新活动的产生，使既有之“实”发生某些改变甚至根本性转变。重阳节被命名老年节后发生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七夕节被再次命名为中国情人节后发生的变化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当下对传统的操演、记忆以及发明新的活动，都是现代人文化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更多的现代性。由此可以说，再次命名的实质是文化重构，它既是一种文化唤醒机制，也是一种文化转换机制，它是当下一种激活传统、并有助于实现现代转换的重要方式，并可以为人们自觉采用。

当然，必须认识到，再次命名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再次命名的倡议都能得到普遍响应，即使倡议被官方订入法律文件，也不一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比如1941年，农林部曾正式将传统节日立春命名为全国的农民节，并公布自1942年起在全国施行。尽管当时官方围绕着农民节举行了不少活动，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国时期的农民节却没有成为一个民众认可的民间节日。”目前也有一些再次命名的倡议没有得到社会认同。在笔者看来，再次命名的成功，除了必要的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外，在复兴传统的情境中，还需要具备历史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马克思·韦伯早已正确指出，传统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再次命名是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造物的再次命名，它需要与该造物的历史建立关系，表明二者具有内在关联性，否则就难以说明自己具备成为该物之名的资格，也就难以取信于人。而建立联系的工作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艺术，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重阳节被命名“老年节”并得到普遍认可，正在于有人发现重阳节原有一些祈寿求吉、敬老孝亲的内容，于是智慧地将其选择出来加以突出放大，并做逻辑上的关联：“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

是否具备现实合理性是再次命名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节日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归根结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总是那些因应了社会需要的节日才会成为众多人的生活选择并因此获得生存能力。七夕节被再次命名为情人节并被许多人接受，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需要一个情人节”，而重阳节再次命名为老年节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则与当代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和伦理失序问题密不可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老人迅速增加、农村养老问题严重等突出特点，再加上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它事关个人、家庭，也关系国计民生。与此同时，家庭道德缺位、伦理失序、子女不孝、老人失语、地位低下的现象也广泛存在，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使老年人有尊严地活着是全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积极发展养老事业，也需要全社会对老人的关爱，需要家庭中的敬老孝亲。将重阳节再次命名为老年节，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呼声，也因而具备了现实的合理性。

另外，再次命名本身的用语也很重要。以七夕节再次命名为中国情人节为例，由于情人一词既可以指恋人，也可以指婚姻之外的恋爱关系，与“情夫”、“情妇”通用，因此这一命名至今仍受争议。如果传统节日的再次命名易记好听，没有歧义，便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快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