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上)

该文发表在《文化遗产》2014年第1期，参考文献见纸媒 

摘要：七夕节当下正经历着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重构。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这一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有效帮助七夕节摆脱生存困境，促进了节日的重振复兴；中国节日体系中从此增加情人节的设置，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由于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七夕节的重构，客观上促进全社会进行特定的文化反思的。当下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未来七夕节应该是同时是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更多节日主题在同一时、空间共生共荣。突破单一情人节的遮蔽，实现多种节日主题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

关键词：七夕节；乞巧节；中国情人节；文化重构

当前，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正发生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重要变化。本文旨在确认这种变化不是文化想象而是文化事实，并探讨其性质和意义。

一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蜕变是一种文化事实

笔者曾将节日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如下五点：（1）节日名称的特殊性；（2）在历法中位置的特殊性；（3）活动内容的特殊性；（4）活动空间的特殊性；（5）参与主体体验和情感的特殊性。[3]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以及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一整套节日规范，社会成员通过对这一套规范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产生特殊的体验和情感。这五种构成要素是节日与常日区别开来的标志，也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不同节日以及同一节日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性工具。从这五个方面入手，能够发现，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正发生重要的变化。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说，传统社会七夕节有许多专名，其中有根据节日所在历法中的位置命名的，如七月七、七夕；有根据节日活动主体命名的，如女儿节、小人节；有根据节日的活动内容命名的，如乞巧节、穿针节、巧夕。但这些名称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这不仅表现在商家的广告中，也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用这种专名称呼农历七月七日已是普遍现象。

其次从活动内容方面说，传统七夕节习俗活动主要有乞巧（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乞美（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而当下，尽管乞巧等习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发送手机短信、享受烛光晚宴，饮用香槟红酒，开始爱情之旅，赠送玫瑰、巧克力和珠宝首饰等成为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其三从活动空间方面说，传统七夕节的活动主要是在庭院中进行，庭院本是私人空间，由于七夕节习俗活动往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多人共同参与，私人空间便公共化了。又由于多有祭祀织女等信仰活动，本来的世俗活动空间便神圣化了。如今，七夕节的活动空间较少公共化，不仅如此，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因为活动主体主要是恋人而变得私人化了。由于信仰活动的缺失，活动空间也缺少了神圣的意味。

其四，从活动主体及其体验和情感而言，过去，尽管七夕节也有男性参与活动，但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民俗节日，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的关键时刻，反映了女子们对心灵手巧的热盼、对生儿育女的祈愿和对美丽容貌的渴望。[4]如今，七夕节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具有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七夕节主要成为他们表达爱情的重要场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此，当下流行的众多七夕节短信可以为证。比如“送祝福”网站的“七夕节短信”中，有“最新彩信”、“热门彩信”、“最新短信”、“搞笑短信”、“爱情短信”、“朋友短信”、“经典短信”栏目的设置，几乎全与爱情有关。^[5]节日所带来的体验和情感也多与男女爱情有关。比如朗姆_可樂在2013年7月25日16点左右发布的微博中这样说：“刚刚同事在讨论快七夕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节日那些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话题，原本以为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原来我也是个可以让伤心跟随这么久的人……越是刻意想去忘记一个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越是清晰的回放……”[6]

在五个构成要素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正是这个没有改变，提示我们上述的种种改变只是七夕节内部的变化。

七夕节的当下变化是人们可以看到、感知的文化事实，考虑到乞巧主题的退隐、爱情主题的突显，这个文化事实可以概括为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著且具有质变意义，因而是一种“蜕变”。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这个蜕变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化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圣瓦伦丁节以“情人节”的名称与玫瑰花、巧克力、烛光晚宴等文化符号进入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并为一些人所喜欢和践行。一种外来文化大行其道令国内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的人倍受刺激，开始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中国情人节”，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七夕节的情爱要素被发现和被发掘。尽管在谁应该成为“中国情人节”方面存在着一些讨论，七夕节还是更受认可，成为“中国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也相应成为“西方情人节”。与此同时，已从西方情人节中获益的商家从中国情人节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采借西方情人节的过节方式和文化符号，在农历七月七日来临前，推出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引发公众围绕七夕节进行辩论和思考，并组织以爱情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可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的正当性，并在行动上参与到和爱情有关的活动中。七夕节不仅拥有了情人节之名，而且拥有了情人节之实。

二 重新命名、发现爱情、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七夕节的蜕变是典型的文化重构

在七夕节从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过程中，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于2002年联合发起的“七月七爱情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率先以七夕节为爱情节，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沐浴了爱情的幸福与快乐”。[7]另一方面，它举办了七夕节文化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七夕节作为爱情节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思考，思考的部分成果呈现于由袁学骏等人编成的《七夕文化论文集》中。[8]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冯思德在河北省会首届七月七爱情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倡办首届七月七爱情节的过程并阐述了将七月七定位为爱情节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

没想到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竟可以打破国界，在异国异族（这里指在日本，笔者注）中扎根，但我转而又有些黯然，七夕节（乞巧节）在我国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事实上它已经让位给了西方传过来的“情人节”。

去年12月，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在讨论中，我重提了日本七夕节的话题。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便找到我，说他想与省文联联手张罗一个节，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我非常赞成学骏同志的意见，一拍即合，我们还征求了省会党、政、文各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大家普遍对这一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

过去，仅仅把七月七说成是乞巧节，定位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我认为应当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群众基础。

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符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大家知道，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传入，一些腐朽没落文化也乘机侵入。诸如“包二奶”、“找情人”、“泡妞”之类丑恶行为严重妨害了我国家庭稳定。所以，搞“七月七爱情节”将是绝对适时的，十分有意义的。[9]

上述讲话表明中国没有情人节，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他们就要“张罗一个节”，而“张罗”的策略和路径是对七夕节进行重新命名，并从中发现爱情。

1．                 重新命名。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农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本来有自己的多个专名，但在抗衡西方情人节的诉求中，被进行了重新命名。2002年河北省文联的命名是“七月七爱情节”，2006年时，“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这个名字被更改为“情侣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则是“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不过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一命名并不合适，因为：“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因此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并不妥当，‘七夕节’应称作‘中国爱情节’。”[10]。尽管围绕着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情侣节、情人节、爱情节的所指也有一些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名称中都含有一个“情”字。新名字让七夕节更多与“男女之情”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根据“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逻辑，对七夕节的重新命名既需要人们在七夕节传统中发现爱情，又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表达爱情的文化符号、从事与爱情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表明七夕节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情节（情人节、情侣节）。

2．                 发现爱情。从七夕节中发现爱情是一个多人参与的持续过程，早在1999年，汪玢玲就发表长文论证七夕本就是“中国的情人节”。[11]冯思德更多从牛郎织女传说中发现了七夕节蕴含着的爱情元素。因为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讲述了两人被迫隔开但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得以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浪漫爱情故事。2002年未能参加七夕文化研讨会但积极支持“七月七爱情节”的乌丙安、冯骥才同样肯定这则附着于七夕节的传说与爱情相关。乌丙安说：“流传百世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始终颂扬着中华民族历代民众为爱情坚贞、婚姻自由而奋斗牺牲的壮丽精神。”冯骥才说：“若向爱情求真谛，且问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12]这次会议上，“还有大量的文章，是阐发弘扬七夕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呼吁要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这与冯、乌二人论述形成了本次会议的最强音。”[13]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从传说、诗词、习俗、典籍中寻找发掘，以发现七夕节与爱情的固有关联性，许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秦观的《鹊桥仙》得到反复吟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限绵绵无绝期”成为七夕节富含爱情因子的表征；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二人被迫分开却不离不弃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得到反复讲述，他们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牛郎织女传说的其他异文则被忽略，在这些异文中，或者织女与牛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或者织女总是想方设法主动离开牛郎而终于成功。从七夕中发现爱情的过程，是将七夕节中原本零散的、潜在的爱情因子发掘出来、加以筛选、整合、阐释并集中呈现的过程。

3．                 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14]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让七夕节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定位、内涵和指称。按照循名责实的逻辑，重新命名必然引导和激发人们在节日期间从事与爱情有关的活动。由于中国节日体系中原本没有一个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设置原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如何过中国情人节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从西方情人节那里寻找合适的资源，采借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运用西方情人节的活动模式，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纳入自己的节日实践。与此同时，又发明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与节日活动，如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等。

七夕情人节因对抗西方情人节而生，本身却打上西方情人节的深深印痕，并以一种崭新的样态出现，不仅改变了活动主体，而且改变了活动内容、活动空间和活动情感，甚至改变了节日名称。如果我们将文化重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既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那么七夕节从乞巧节到情人节的蜕变就是典型的文化重构。它是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发现、发掘传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