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

　　　　标题注释：本文为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Touring,Migrating,and Fleeing:The Cultural Meaning of Physical Movements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专题研讨会论文，感谢评论人Vanderbilt University的Rogaski Ruth教授、哈佛大学保罗·柯文(P.A.Cohen)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主任濮德培(Peter C.Perdue)教授、明尼苏达大学东亚系汪利平副教授以及与会者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作者简介：陈蕴茜，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210016

　　清末民国时期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期，社会生活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新兴旅游娱乐项目的公园随之产生，拓展了中国人的旅游娱乐空间，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公园作为近代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清末民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

　　一

　　本文所涉“旅游娱乐空间”概念的定义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指提供给人们旅游娱乐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公园、动物园、博物馆、海水浴场、避暑地、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等;二是指人们旅游娱乐的精神空间，即人们对旅游娱乐空间的好奇、兴趣与构想，以及人们在旅游娱乐中的精神感受及精神张驰状态。近代旅游娱乐精神的本质是通过旅游娱乐活动以缓解近代工业社会制度化体制对人们构成的身心压抑，以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文明渗入及城市的发展，新式旅游娱乐项目逐渐兴起，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拓展，并由自然存在的功能多元化的空间场所，向人们按照主观意愿刻意修建的功能单一化或专门化的场所转变。中国过去的旅游项目主要是游山水、览名胜、观寺庙、逛庙会，山水是自然存在的空间，名胜古迹则是前人的历史遗存，而寺庙、庙会在传统社会更具宗教、商业及社交功能，虽然也有少数人修建私家园林，但那毕竟不是纯粹的公共旅游娱乐空间，因此，总体而言，传统旅游娱乐空间是自然、分散、交杂的。但19世纪中后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西方人将其旅游文化移植到中国，逐步兴建新兴旅游项目，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旅游娱乐空间完全不同的独立新颖、功能单一的旅游娱乐空间。新兴旅游场所主要包括公园、博物馆、动物园、海滨浴场、风景度假区等。每一个旅游项目都体现出人们的主观意愿，并具有相对单一功能，其目的是让人们在每一个旅游娱乐空间中获得休闲与放松，但这些项目也带有文化内容，特别是公园、动物园、博物馆，反映出旅游娱乐空间的人文性。这类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使中国人眼界大开，并充满新奇感，许多人到大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都要游览一番，甚而连颇具见识、随曾国藩办津案的幕僚，一到天津就立即奔赴外国人的游乐景点，要一睹“西洋景”风采，(注：参见《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看西洋景”成为新的大众语汇。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通商口岸城市，而后逐步向内陆城市辐射。受此影响，中国官方与民间也开始增设旅游项目，到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城市为中心、以新兴旅游项目为载体、辅以传统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的旅游娱乐空间。新兴旅游项目的开发反映出中国传统旅游娱乐空间正向现代旅游娱乐空间拓展，这一过程体现了中西旅游文化交融、旅游娱乐空间向主观化、单一化、专门化转型的特征。

　　在众多外来旅游项目中，对近现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变化影响最大、且政府投入最多的是公园。近代公园的定义是“供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注：《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4页。)中国过去只有官家或私家园林，公园这一公共旅游娱乐活动空间完全是近代西方文明进来后的产物。(注：关于公园的概念及中国近代以前有无公园，还可参见李德英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载《城市史研究》第19辑，2000年12月。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建园的目的就是为国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近代即使有私家园林开放情形，也是在外国公园进来后开明士绅作出的反应，是公园本土化过程中的变体。对于近代以前有无私园开放，笔者仅发现《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私家园林有“园票”，票“长三寸，宽二寸，以五色花笺印之，上刻年月日园丁扫径开门，旁钤‘桥西草堂’印章。”中国古代园林无论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均不具有营业性质，作者李斗对“园票”描述过于单，因此，不能断定它对所有公众开放，还有待发现其他资料进行对比考证。见李斗著、周光培点校《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公园最早建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注：上海通讯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1月版，第473页。)当时称“公家花园”。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特别是在清廷大员端方、戴鸿慈奏请设立公园等四大公共文化设施后，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注：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在此居住，加之华人人口迅速增加，各类公园数目为全国之冠，先后建成外滩公园、华人公园、法国公园、昆山公园、虹口公园、汇山公园等。(注：许晚成《上海指南》上编《上海之历史与地理概况》第11页，国光书店1936年版。)天津作为外国在华较早建立租界的城市之一，清末已有英租界的英国公园、日租界的大和公园，法租界、俄租界、意大利租界也都兴建了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注：石小川《天津指南》，文明书局1911年10月版，卷5《食宿游览》，第7页;天津数字图书馆九国租界图片，见网址：http://digital.tjl.tj.cn/jmjy/jmjy.htm)此外，大连有俄国人建的西公园、北公园。(注：萧山、喻守真等编《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4页。)在此影响下，中国官方开始出资兴建公园。1907年天津建成天津公园，“在锦衣卫桥之北，地基开朗，嚣尘远绝”。(注：《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7页;《祝天津公园之成立》，见《大公报》1907年4月26日。)同年9月，又在新开河一带建成一座植物园，向公众开放游览。(注：《种植园游览章程之迂滞》，见《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此后，直隶保定也建成公园，(注：《改莲池为公园》，见《大公报》1907年7月24日。)甚至偏远的湖南省萍乡县安源煤矿1907年已建有安源公园。(注：株萍铁路管理局《株萍铁路旅行指南》第2期，1919年版，丙编第42页，丁编第20页。)民国建立以后，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象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济南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10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如上海嘉定县南门外有奎山公园，金山县则有第一公园;江苏常熟有北门公园;安徽宣城有鳌峰公园，(注：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1936年版，第1编《江苏省》，第54页;第91页;第54页;第3编《安徽省》第7页。)社会经济并不发达的广西很多县城都有公园，个别城市如大连出现了所谓较为现代的电气游园，这不仅增加了对游客的吸引力，而且使夜间游园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总之，到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市比较普及的旅游娱乐场所，这是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变化最明显的表征。公园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娱乐业的发展，并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关注市民生活，并为人们提供旅游娱乐的活动空间。

　　但即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仍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兴建大量的公园，因此，近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传统官方或私人活动空间转化而来，许多过去普通百姓无法接近的皇宫陵寝、皇家园林、官署衙门、私人住宅、私家花园被直接改造为公园，供民众游览。这是近代社会走向开放、同时也是新政府上台后推动的结果。早在19世纪80年代，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海，已经有不少私家园林免费或略收费用向社会公众开放，如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注：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民国成立后，新政府为发展新市政，以扩大公共旅游娱乐空间，遂直接开放或改造后开放前清遗留的皇宫及部分官署、官员花园，这不仅让公众感受到政府的民政，而且可以节约大笔市政公用事业经费，而这些原来的禁区或私密性区域本身就可以满足旅游者猎奇的心理。1914年北京政府内政部长朱启钤提出开放京畿名胜，以求达到“与民同乐”，(注：《朱总长请开放京畿名胜》，见《申报》1914年6月2日。)先后将原来用于国家祭典的社稷坛、先农坛改造为中央公园、先农坛公园于民国初年向公众开放，之后故宫、地坛(改为京兆公园)、北海、熙和园、天坛、中南海、雍和宫等相继开放。(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九编《古迹名胜》第30-35页;金文华《北平旅游指南》，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58页。最典型的是故宫的开放，故宫在“民国十三年十月一日清帝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即查封各宫殿，嗣点查各宫殿物品，备异日建设博物图书文献各馆。惟点查未竣，而欲参观者日众，爰于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起，先行开放”部分宫殿。(注：《实用北京指南》第1编《地理》，第9页。)故宫开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开放日当天，北京万人空巷，成为当时众多报纸头条新闻。

　　沈阳前清行宫也在民国时期对公众开放，而皇帝陵寝被改建为公园，“清之昭陵，即清太宗之陵寝也……曩昔为禁地，近始开放为公园”，即北陵公园，还有福陵即东陵，也成为东北旅游名胜。(注：王惠民主编《新东北指南》，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8页。)在皇宫陵寝、皇家园林开放的同时，各地也将清代官署或私人园林改造成公园。“成都之有公园，始于民初，其地址系由前清某将军花园改建也，即今少城公园……内有茶社可供游人憩息之所，此外提督衙门，改建中山公园”。(注：周芷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版，第216页。)广州中央公园“为前清巡抚衙署故址，民国七年改辟为公园”。(注：广州市政府编《广州指南》，广州市政府1934年出版，第18页。)苏州留园原为盛宣怀私人花园，民国十八年收为公产，向公众开放。(注：陈日章《京镇苏锡游览指南》，上海禹域社1932年版，《苏州》，第30页。)重庆市则将富商杨氏之别墅改建为南山公园，还有的私有园林虽仍为私产性质，但也向公众开放，如无锡梅园“为巨商荣宗敬之私园……可公开游览”。(注：《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第1编《江苏省》，第52页。)还有的私园是定期向公众开放，如重庆城南的“生百世会”为汪氏私产，内有网球场、游泳池等设备，夏季对公众开放。(注：陆思红《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06页。)这时也有开明的民族资本家直接修建公园，如无锡荣德生兄弟出资在太湖小箕山上开辟避暑公园。(注：《京镇苏锡游览指南》，《无锡》，第23页。)私园开放及私人修建公园，使中国旅游娱乐空间能够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状况下得到拓展，这是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的标志。

　　公园作为舶来品，在本土化过程中与西方发生了较大差异。西方公园是提供人们呼吸新鲜空气与休闲活动的场所，而中国的公园则强调“游学”一体化，因此，在最初传教士将植物园与动物园引进时多附属于博物馆，而后来都转到公园内，以便让人们在游玩中获得自然知识。许多城市将动物园附设在公园里，如上海外滩公园“兼畜动物”;(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18页。)青岛中山公园(即会前公园、第一公园)内于1915年即建动物笼舍，至30年代形成公园中的小型动物园;(注：《青岛指南》《游览纪要》，第2页，青岛平原书店1933年版。)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园内附设动物院”;(注：陆思红《新重庆》，第100页。)厦门中山公园内亦附设动物园。(注：吴雅纯《厦门大观》，新绿书店1947年版，第186页。)这是许多城市到民国时期办公园的模式。就公园建设者而言，其初衷是使民众可以走出狭小的家屋，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发人兴趣，助长精神，俾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缔造种种事业，而国家因之强盛。”(注：董修甲《市政新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40-41页。)但民众并不完全认同，特别是下层民众常常是对公园中的动物园更感兴趣。据茅盾当时的描述，“一般上海小市民似乎并不感到新鲜空气、绿草、树荫、鸟啼……等等的自然景物的需要。他们偶然也有去公园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园’，匆匆地到处兜一个圈子，动物园去看一下，呀!连只老虎狮子都没有，扫兴!他们就匆匆地走了。”(注：《秋的公园》，见《茅盾散文》(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会1995年版，第208页。)可见，公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已发生变化。

　　公园的发展与本土化折射出中国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变化的又一特征，即将户外自然状态的旅游娱乐空间浓缩为狭小的旅游娱乐空间，由直接接触自然转向间接接触，由分散零星接受自然知识转向集中系统接受自然常识。这一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而且进一步促进中国人对自然、动物的认知。总之，近代中国公园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映射出在西方文化影响及现代市政运动之下中国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在场所意义及文化内涵层面的拓展。

　　二

　　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是多层面的，不仅表现在地理与场所意义上的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拓展，人们精神层面的旅游娱乐空间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个人与社会组织及国家政权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密切化首先体现在个人被纳入社会组织结构中，其次反映在国家正日益加强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精神的潜在控制。

　　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将公园作为文明的象征引入中国，与之相随的公园规则与现代社会制度一样开始规限人们的行动与精神空间。一般能够去公园游览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能力，而公园一般都需购票进入，有的地方不仅设有售票处，还设有查票处。而作为异地旅游者则更需经济的保障，而且现代社会职业的发展，人们还需受到工作期限的限制，必须在节假日才能到公园一游。如1930年代末上海女工只有“少数星期日约同到兆丰公园玩玩”。(注：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103-104页。)经济条件和时间限制成为公园娱乐的第一道精神枷锁。相比较而言，传统庙会作为娱乐空间更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政府一直都反对庙会的许多风俗，因为它们与政府所推崇的伦常有相背之处，但政府奈何不得。而公园从一开始兴建就显现出政府投资、政府管理的特征，即使少量公园隶属私人，但这些建园者也属士绅或商绅阶层，因此，这就决定了政府或士绅层对公园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每个公园都有繁复细化的游览规则，而且有些规则已经是对人们行动的过分限制。清末天津公园已有《公园游览规则》，规定条目详细，不可否认这对规范游览秩序、培养国人遵守公共道德规范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人们的游乐限制过多，却必然对人们的精神空间构成挤压。该规则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唱时曲小调，有伤大雅。”(注：《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8页。)公园被当作文明的象征，因此，人们游园时必须讲究着装，“衣衫不整齐的人们且被拒绝‘买票’。”(注：《秋天的公园》，见《茅盾散文》(一)，第207页。)

　　尽管西方文明东渐已久，但上层社会男女有别观念至清末并未立即消隐，女性在现代文明象征的公园里活动受到限制。与传统庙会不同，男女不能同游公园，这在初期尤为严格。如天津植物园游览章程规定男女必须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注：《种植园游览章程之迂滞》，见《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无独有偶，河北保定莲花池公园也有同样的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注：《改莲池为公园》，见《大公报》1907年7月24日。)长期以来，政府与士绅对传统庙会中男女同行现象无力控制，而只能在地方志中加以鞑伐，而公园则不同，官方与士绅们在公园里则可立男女之大防，使人们的旅游娱乐受到规限。当然，这些特殊的规定随着帝制结束、妇女解放运动兴起而逐步改变。

　　中国旅游娱乐空间是在西方旅游文化的带动下拓展的，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列强欺凌之下，外来殖民者在带动中国旅游娱乐空间拓展的同时，却又限制中国人的旅游娱乐空间。首先反映在殖民者对华人旅游者的限制。上海许多外国人建的公园，在1928年前明确规定华人不得入内，(注：Handbook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orce.(Shanghai:Celestial Empire 1881).)《申报》上曾刊登外滩公园照片，标题为“不准华入内之上海公园”。(注：《申报》1909年1月27日。)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于1909年6月落成，同年8月开放，“当时该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注：德麟《顾家宅公园》，见《上海生活》第4期第8期，1940年8月。)天津也是如此。这是中国近代特有的情形，是殖民者对近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掠夺与控制。其次，殖民者在公园内建立纪念性建筑，如英国人在上海外滩公园内建立英人马加礼(今译马嘉理)纪念碑，(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指南》，第19页。)又在天津英国公园内建戈登堂，(注：宋蕴璞《天津志略》，蕴兴商行1931年版，第257页。)这使后来进入外国公园游玩的华人精神受到侵害。日本在中国所建公园内修建纪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战功，中国人所受精神戕害最为严重。建于1906年的天津大和花园内，日人建立“清战役纪念碑，华人足迹该园，目触是碑，稍具爱国之心，对此莫不有一种特别之感想。”(注：《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7页;《天津志略》第258页。)日本人在大连东公园内建“表忠碑”，“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人之死于海城以南将卒四千余人之埋葬所。每届四月十日，日人举行招魂大祭于此。”(注：《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第125。)日人又在青岛太平山前公园里修建纳骨堂，为日本奉祀青岛战役者的遗骨。(注：《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第210页。)抗战期间，日军每占领一地，即会毁坏当地公园，或在园内建纪念建筑。如日军侵入广东佛山后，在中山公园内修建一座“靖国神社”，供奉侵华日军的亡灵。(注：区瑞芝《佛山沦陷散记及民间顺口溜》，见《佛山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第6期。)外国列强在旅游场所对殖民精神与战功的炫耀，使中国人的精神旅游娱乐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一般中国人都不愿意去有殖民者纪念碑的公园，因为只要一到这类旅游场所，游乐情趣会荡然无存，甚至由此感到屈辱。上海工部局曾明确告示公家花园《游览须知》：“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上海指南》卷8，《园林》，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公园让中国人受到严重精神创伤而构成了一段“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社会记忆。而天津至1930年代仍然坚持公园不对华人开放，英国公园规定“华人非与洋人相识者不得入之”，而义国(意大利)公园虽让华人入内，却划分活动区域，“东有中国儿童之游戏场及避雨亭，西有西童游戏场及小花亭”。(注：《天津志略》，第257-258页。)不仅公园的规则严重歧视华人，而且有的旅游场所内，华人还要受到侮辱。如日本满铁会社在奉天(今沈阳)建的附属地公园内绿树成荫，但“华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识者多不践足其间”。(注：《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第76页。)当中国人到旅游场所要受到如此多的精神伤害时，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心理，更不会有旅游的兴致，因此，尽管1928年7月1日上海外国公园开始对华人开放，(注：上海通讯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478页。)但华人去外国公园的并不多，正如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所记述的：“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囡囡的天下，白发黄毛”。(注：《海上通讯》(沈从文致夏斧心信)，见沈从文散文集《湘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显然，中国人的精神旅游娱乐空间受到了严重抑制。殖民势力对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渗透与控制，使近代中国人的旅游娱乐空间相对缩小，这是近代中国处于列强欺凌之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直接写照。

　　近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另一重要变化在于民国政府通过公园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与意识，这使公园实际兼具社会政治教育空间的功能，反映出中国旅游娱乐文化在引进西方的同时，融入了中国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作为纯粹旅游娱乐休闲场所的观念完全不同，人们的旅游娱乐精神空间受到挤压。一般由政府建造或改造的公园都或多或少地成为政府宣传国家观念、培养民族主义、教化民众的教育场所。因此，公园这一旅游娱乐空间又成为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基地。北京政府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注：《实用北京指南》第9编《古迹名胜》，第31页。)而最能让公众产生反帝爱国思想的则是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园。该公园除有游乐设施外，建有世界园，中有中国地图，对联为：“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为进一步强化公众的认识，设计者在公园内特建一世界模型，对我国所失国土特加标明，另写“竞争生存”8字。民国时期市政建设者设计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养成一般强健国民”，因此，不少公园有体育场，京兆公园同样如此，只是目的更为明确，“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整个公园成了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真正实践了建园者在公园入口处扁额中所写“化民成俗”的宗旨，(注：《实用北京指南》第9编《古迹名胜》，第33-34页。)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公众传输爱国主张。

　　除直接用纪念碑、地图、对联等形式来传输民族主义外，许多公园内还修建有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而达到宣传目的，从而让民众在游览中对中华历史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由衷地产生爱国意识。如清末天津公园内就已设有国货陈列所，(注：《天津指南》卷3，第12页。)到民国时期南京第一公园、太原中山公园等亦设有国货陈列馆，以引导人们使用国货，激励民族经济的振兴。(注：《太原指南》第149-150页。)爱国主义又是与国际意识紧密结合的，只有明确国际关系，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政府并不单纯激励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强调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于是，政府将南京原来的玄武湖公园改为“五洲公园”，湖上5个小洲名被改为亚、欧、美、澳、非5大洲，(注：《京镇苏锡游览指南》《南京》第61页;林震《实用首都指南》第1编地理，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页。)以此将国际意识传输给公众。

　　综观民国时期的公园，政府对旅游娱乐空间的意识形态渗透是多层面的。中华民国是建立在辛亥革命基础之上，南京国民政府又是在北伐胜利的产物，为宣传其合法性，国民政府将“革命”作为一种符号象征通过建立纪念性公园或在公园内建纪念碑，向人们宣传。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因此，纪念性公园最多，粤秀公园内建孙中山纪念碑。广州市政府为“纪念国父广州蒙难，又特辟黄埔公园”，放置“陈炯明当日叛变时用来攻击国父座驾舰的巨炮”，并特建纪念亭一座。此外，中央公园内有史坚如纪念碑，另有汉民公园。(注：廖淑沦主编《广州大观》，天南出版社1948年版，第18-28页。)与此同时，首都南京的公园内大量兴建纪念性建筑，如瞻园“陈列江苏省革命遗物及遗像”，使人们“置身其中，肃然起敬。”(注：周汉章《最新首都指南》，民智书局(上海)1931年10月，第184页。)而在当时南京最大的公园——第一公园内，建有烈士祠、纪念碑、总理遗嘱亭，“园内各处，染上了青白的党徽和青白的标语……粉饰成一个革命的公园”，公园门上对联为“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因此，这一公园在当时又称血花公园。(注：《最新首都指南》，第178页;《新南京》第120页。)此外，上海亦有血花公园，并有纪念宋教仁的宋公园。(注：许晚成《上海指南》上编《上海之历史与地理概况》第13页。)其他城市也都有纪念性建筑在公园内或旅游景点，如镇江有赵声(伯先)公园、纪念四烈士的金山公园;(注：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第1编《江苏省》，1936年版，第19页。)武汉有武昌首义公园;(注：周荣亚等编《武汉指南》，汉口新华日报社1933年版，插图第17幅。)杭州西湖孤山旁有秋瑾墓、浙江先烈祠、阵亡将士墓，湖滨公园内有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陈英士铜像。(注：中国旅行社编《杭州导游》，中国旅行社1947年版，第21-22页。)江西南昌豫章公园内建有中山纪念堂，中山亭，(注：《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第5编《江西省》，第2页。)西安有建国公园、革命公园，园内有革命亭、革命观。(注：王荫樵《西京游览指南》，天津《大公报》西安分馆1936年版，第184页。)北京京兆公园内建有共和亭，染有5色，并写有“共和国之主权在民，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宣传“五族共和”思想。(注：《北京指南》第9编《古迹名胜》，第34页。)可见，政府对公共旅游娱乐空间的意识形态渗透极强，政府通过建立纪念公园、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政府意志潜移默化地植入公众精神之中。

　　将政治符号通过公园向民间传输最为典型例子莫过于中山公园的设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相当多的城市公园都以孙中山来命名，或将原来的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且不少是各城市最大或唯一的公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民国时期建成的中山公园总计140多座，其中福建一省就有21座，浙江省12座，广西12座，湖南10座，偏远地区云南、贵州、宁夏也都有中山公园，不少建在县城中，而且相当一部分公园内还建有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塔、亭。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则几乎遍及每个市县，共约35座。(注：广西省据《广西指南》第4章《名胜古迹》统计，其余据各省市县地方志及各市县文史资料统计。)中山公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纪念孙中山，但另一方面则表明政府试图通过公园这一大众旅游娱乐场所，向民众宣传孙中山“天下为公”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中华民国的国家观念，从而增强民众对新政府的认同感，强化新政府的合法性。但是，“中山公园”这一统一化的名称使各地的地方文化特色与原有公园的历史内涵都丧失殆尽，如青岛公园原来是建于1905年的植物试验场，以树木、果园、花木为主，尤其是2万株樱花，使青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著名作家臧克家曾专门著文《青岛樱花节》来描写1934年青岛中山公园内樱花节的盛况，但中山公园之名，总让人想起与孙中山有关的纪念堂之类的景物，而无法想象这样的公园内会有樱花盛会，而且意味深长的是作为知识精英的臧克家在文中仍然喜欢以其原来的名称——“第一公园”称呼它。(注：《臧克家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4页。)因此，统一的名称是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加强统一化的产物，它让人们对各地中山公园丧失了想象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者的好奇与兴趣。“中山”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符号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时许多公园既是民众旅游休憩的场所，又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有的更直接是教育机构所在地。因为当时市政建设理论家就是将公园内旅游娱乐设施的功能定位为“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注：江康黎《市行政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3页。)以开启普罗大众之民智。所以，公园内不仅有阅报亭，还有图书馆，甚至还有民众学校。早在清末，天津公园内就已设有天津图书馆，(注：《天津指南》卷3，第12页。)到民国时期更为普遍。南京第一公园、广西南宁中山公园、上海文庙公园、甘肃天水县中山公园、云南马关中山公园内均设有图书馆。(注：《最新首都指南》第178页;沈永椿《广西指南》，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版，第39页;许晚成《上海指南》上编《上海之历史与地理概况》第12页;金勇、王枢《邵力子先生与天水图书馆》，见《天水文史资料》第7辑，1994年版;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关县志》，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22页;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见《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1989年第3辑。)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及其附设的补习学校都设在少城公园内;(注：《新成都》，第117页。)汉口市第十三民众补习学校设在中山公园内。(注：周荣亚等《武汉指南》第4编《公共处所》，第22页。)广州海幢公园内不仅有市立民众教育馆，而且公园内还设有播音台，除播放音乐、时事外，“每周五晚由市教育局派员到台演讲科学常识，故于市民知识之裨益不浅”。(注：《广州大观》，第178、314页。)广州许多公园也都在园中安置放音机，“以资娱乐，自可使市民接受美感教育之实益”，(注：广州市政府编：《市政纪要》(1928-1930年)，第119页。)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由于过分强调教育功能，因此，还有的城市将动物园设在民众教育馆，如西安。正是由于旅游娱乐空间与教育空间的交错，而产生了民国时期特殊的现象，即将教育场所当作旅游景点推介给大众。旅游指南《新西安》将省立第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都列入“西安附近名胜”，与旅游景点、公园等并列，并称“每天游人甚多”。(注：王望《新西安》，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41页。)无独有偶，南京汤山的农民教育馆也被作为游览处加以介绍。(注：《京镇苏锡游览指南》《南京》第87页。)这些现象充分展示了政府试图使旅游场所具有娱乐与教育双重功能，从而让民众在旅游娱乐中形成与政府相一致的观念意识。

　　此外，民国时期的公园不仅是旅游娱乐空间，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空间，由政府组织、群众参与的政治集会与纪念活动开始在公园中举行，如1924年9月24日广州市政府在第一公园组织召开祝捷大会，“公园前悬挂国旗军旗……各人均手持小旗，大书‘北伐胜利’、‘统一中国’、‘铲除军阀’等标语。(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5日。)浙江省主席在浙江淳安县中山公园内作抗日形势报告，举行国民月会、童子军抗日防空演习、演唱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庆典等。(注：章本汶《贺城旧事》，见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淳安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版。)1946年双十节，江阴县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集体宣誓及当晚的提灯游行在中山公园内进行，同年11月12日，政府组织在该园举办孙中山诞辰庆祝活动。(注：沙钟群、薛应龙《江阴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阴文史资料》第6期，1985年8月。)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旅游娱乐空间日益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导致游园者在游览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引导，旅游娱乐的精神空间随之变化。

　　三

　　近代公园的发展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旅游娱乐空间变化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深隐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休闲生活方式生成的表征，也是封建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府调试与民众关系、为民众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产物。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发展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渡阶段，因此，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又呈现出内在不平衡性。一是沿海与内陆地区旅游娱乐空间发展失衡。东南沿海城市、尤其是外来文化渗透较强的地区，公园兴建较多，变化较为明显，而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变化较小。二是政府控制力较强的地区，公园等旅游项目建设成就较大，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明显拓展，而政治边缘化地区则发展缓慢。三是城市与农村间的发展不平衡。公园等新兴旅游项目集中于城市或县城，当城市旅游娱乐空间拓展时，近代中国农村普遍贫困化的状况，使农村仍保持传统娱乐空间，近代旅游娱乐与他们无缘。四是社会阶层间的不平衡。旅游娱乐空间的发展变化对于改变社会上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更为明显，而下层则参与较少。所以，应该看到，尽管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旅游娱乐空间已经有相当拓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当时普通民众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对他们的生活与生活方式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甚而更凸显他们生活质量的低下。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近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因为它从根本上缺乏内在的推动力。

　　近代中国公园作为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是在外来文化的浸润与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但中西地位与文化差序格局又使旅游娱乐空间发展体现出受抑制、人们旅游的精神空间相对萎缩的特性。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变成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人的行为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即使想通过旅游暂时得到放松，远离人群、投身自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受到严格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可能真正达到超然于社会的状态。而政府过分强化旅游娱乐空间的意识形态功能，将“寓教于乐”的模式引入旅游文化中，使国家对旅游娱乐空间的控制增强，而旅游娱乐本身的身心放松功能则受到削弱，传统中国人追求的“知山乐水”、“天人合一”的旅游精神逐步被消解，昭示出现代国家对人的控制逐步加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日趋密切的必然。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从一个层面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纳入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历史轨迹。

　　原载《史林》2004年第5期